定都与迁都
——中国七大古都比较研究之一
都城是人类社会踏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水平获得较大提高后的产物。中国古代都城既是当时相关朝代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那时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中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象征。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相比，我国的城市文明虽然发育较晚，但在漫长而不间断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曾经出现过三百多座都城，其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有鉴别才能发现矛盾，找出规律。对七大古都进行一下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古都文化的发展规律，进一步认识七大古都、包括北京文化的特色会有不少好处。
一、 七大古都定都概况
（一）洛阳
——建都年代最早、王朝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
河南洛阳是一座享誉天下的古老城市，人们曾以“九朝古都，八代陪都”的说法来形容洛阳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4位帝王曾在洛阳建都，史称斟；商汤灭夏后，也建都洛阳，史称西亳。但洛阳真正发展起来却是在周朝，开始为陪都，后来成为首都。周公东征胜利后，建东都洛邑，史称成周，对周朝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到东周时，洛阳成为当时的首都。
历经东汉、西魏、西晋、北魏乃至隋、唐时，洛阳或为首都，或为陪都，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也曾以洛阳为首都。前后在这里建都的共有13个王朝，105位帝王，共为都1650年（除陪都外，为都时间应为1100年左右）。它是我国古代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政权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座都城。
（二）安阳
——从殷都到邺城——七朝古都
商王盘庚为了巩固王权，振兴国力，于公元前14世纪末率众迁都于殷，史称“盘庚迁殷”。从此之后，历经8代12王，273年，故而商朝又称殷商。三国时，曹魏定都于邺，安阳再次成为首都。南北朝时先后有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在此建都。自盘庚迁殷以来，前后有七朝定都于此，历时399年。1986年安阳被列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三）西安
——从西周丰、镐到隋、唐古都长安
西安作为中国的古都，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即丰、镐期、咸阳期、西汉长安期、隋、唐长安期。“丰、镐”指的是西周首都丰邑、镐京，它们位于西安附近，这是西安地区成为古代王朝首都的开始阶段。“咸阳期”指的是秦国、秦朝以咸阳为首都的时期。“西汉长安期”包括西汉的首都长安，以及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6个政权先后以长安为首都。隋、唐长安期”，指的是隋朝、唐朝以长安为首都、以洛阳为陪都的时期。在长达千年左右的时间内，西安地区先后有12个王朝在这一带建都。
（四）开封
——分裂时代的七朝古都
开封又名汴梁，历史上曾有启封、大梁、浚仪、东京、汴京、祥符等名称。早在战国时期，魏国就曾以此为都。至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诸国以及北宋与金朝，都曾在此建都，故而开封有“七朝古都”之称，成为我国历史上七大古都之一。
（五）杭州
——吴越国与南宋的都城
春秋时期，杭州曾是吴、越、楚三国争霸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在杭州地区设钱塘县。南梁时升为郡。隋朝废钱塘郡始设杭州。大运河开凿后，杭州成为大运河南端的起点，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公元907年，唐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钱建立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南宋高宗赵构正式定都杭州，改称临安。
（六）南京——十朝古都
从三国时的孙权起，就在这里定都，时称建业；此后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也都在此建都，称为建康；南京的“六朝古都”之称即由此而来。以后南唐定都江宁，明初也定都于此，始称“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来中华民国也在此建都。于是南京又有“十朝古都”之说。
（七）北京
——封建社会后期的六朝古都
周灭商后，封召公于燕，封黄帝之后于蓟，从此这一带出现了地方诸侯国最早的都城——燕和蓟。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
五代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辽以幽州为其南京，改称析津府。金朝继起，1153年海陵王下令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金元易代之际，中都被焚毁，1267～1285年忽必烈于中都北郊外更建大都。明灭元后，朱元璋定都南京。燕王朱棣政变夺权，迁都北京。继明而起的清朝是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便于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定都北京又成为其必然的选择。清朝灭亡后，北洋军阀政府曾定都于北平。
二、中国古代的定都原则和七大古都的地理环境
（一）中国古代定都的原则
——险、富、便、美
我国古代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曾从不同角度分析过古代定都的原则，《太平御览》说：
“王者受命创制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
《盐铁论》在谈到定都问题时说：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大梁，韩之荥阳，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
《管子·乘马》篇说：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同书《度地》篇说：“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
分析一下我国七大古都的地理环境和以上学者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都城的选择不仅考虑自然地理形势，还要考虑政治地理形势，即“天下之和，阴阳之正”与“天下之势”。从首都的功能看主要包括了以下四大功能，即统治全国的功能——治民，保卫政权的功能——卫国、卫民，保证供应的功能——富民、利民，文治教化的功能——教民。因此，首都位置的选择实际上基本遵循了四条原则：险、富、便、美。
所谓“险”，主要是看军事条件，要求建都之地要占据有利地形，努力做到固若金汤、易守难攻。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
所谓“富”，是看其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富饶之地，以保证都城的物资供应。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因此都城一般都选在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之地。正如古人所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即使不是“富甲天下”，至少也能保证首都地区的物资供应。概括地说应该是：“以农为本，保证供应，富甲天下，满足宫廷。”
所谓“便”是看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便于与各地联系的交通线上。都城是消费城市，一般都要靠全国各地供应。因此定都往往选择靠近河川之地，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水源充足；或者居各地之衢、“街冲之路”，乃“商货聚散之地”，便于通四方，通有无。我国的七大古都4个在黄河沿岸（长安、洛阳、安阳、开封），4个在运河沿线（杭州、洛阳、开封、北京），1个在长江沿岸（南京），1个在钱塘江口（杭州），这充分说明交通便利在古都位置的选择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所谓“美”主要是看地形条件和人文环境，首都一方面要居高临下，但要注意“水用足”；一方面需要靠近河流，但又需防止水患。关键在于要选择“不倾之地”。同时应注意因利乘便，可就其山势水流修路建城，不必刻意改变其自然面貌。还应注意选择山川秀丽、人文汇萃之地。通观我国的七大古都，其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概括：“秀丽山川，天上人间，人文汇萃，地下宫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军事上固若金汤，经济上富甲天下，地形环境上“不倾之地”、山川秀丽，交通上四通八达，这才是古代定都的最佳原则。当然，从历史上看，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首都并不存在，各朝首都的选择只能是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有利的地理位置。
（二）七大古都的地位优势
洛阳：洛阳地处黄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对伊阙，可达江汉；西控渑崤关中，东至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正好控制了我国古代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而且四至距离相差无几，故而自古即称洛阳为“天下之中”，当今人们所说的“中国”，最初即指洛阳一带而言。从周围环境看，洛阳是一个小盆地，黄河及太行山构成了它的北部屏障；在其南部今嵩县境内的崇山峻岭中则有所谓“三涂”之险；西南部有熊耳山，东南有嵩山；西部有崤、函二关；东部则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虎牢、成皋两关对峙，又构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东汉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张衡在《东京赋》中曾经这样描写洛阳的地理环境：“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轩辕，太室作镇，揭以熊耳。”“居中御外之便，披山带河之险”正是洛阳地理优势的真实写照。
古代洛阳不仅有险要的地理位置，其境内的自然环境也是比较优越的。洛阳位于伊洛盆地的北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伊、洛、瀍、涧等数条河流纵横贯穿其间，像脉管一样时刻不停地为洛阳输送着新鲜血液。这几条河流不但为洛阳增添了不少美景，而且均有灌溉之利，伊、洛二水还有交通之便。在它们相继汇合的地方，形成了大片沃土良田，为其境内农业经济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安阳：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西依太行，东濒卫河，北临漳水，南跨淇水，向称豫北咽喉。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著名的小南海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这里的聚落遗址更加密集。在夏代，这里为相地，属于冀州；商代名为北蒙，也称殷，当时经济发达。盘庚迁殷后，这里成为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将我国的青铜文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西安：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自古以来号称“关中”。其南部的终南山横亘百里，成为西安南部天然的屏障；其支脉骊山、翠华山、南台山、圭峰山等，山势险峻，风景宜人；人称“四塞之国”，境内有关山带河之险，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与独立性。但“关中”也并不是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由关中东出函谷关，可以联络中原；南越秦岭，可抵巴蜀、江汉；北上黄土高原，可进入阴山南北，因此又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外向性。其“封闭性”在军事上自然易守难攻，而其开放性又可以加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
关中地区的南部——秦岭山脉是我国南北地域的分界线，故而这一带气候湿润、降雨量充沛。滔滔渭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贯穿关中平原，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号称“八百里秦川”。同时其境内还河流交错，泾水、灞水、沣水、涝水、浐水等8条河流分布在这一地区，故而这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自古以来又享有“陆海”、“天府”的美誉。比如秦国正是靠了关中地区险要的地理环境与关东六国周旋了上百年，并依靠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两个粮仓的支持终于统一了全国。封闭性与开放性相得益彰的地理环境正是古代长安的地理优势。
南京：南京的地理环境，明显地体现了“险、富、便、美”。
南京附近的地理形势集中表现了一个“险”字：它地处我国东南部，长江下游东南岸。北靠慕府山、乌龙山，东北以钟山、黄龙山、青龙山为屏障；南有岩山、牛首山，东南有巍峨的紫金山，气势磅礴，恰似蟠伏的蛟龙；西临长江天堑，并有石头山临江而起，岩壁陡峭，地形险恶，好比猛虎雄踞于江畔。故而诸葛亮曾说：“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不仅如此，在南京地区还有秦淮河、金川河、燕雀湖与玄武湖等众多的河流湖泊索绕南北，构成古城的护城河或自然保护带。正如世人所说，南京“据龙盘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
所谓“富”当然是就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南京地处长江下游的中心，秦淮河横贯其中部，西部为沿江冲积层，既有平原，又有高山，还有湖泊。当地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5∙4 ℃ ，夏热冬冷，春秋短暂，全年降雨量充沛，适宜南北植物生长，其北部是广阔的江淮平原，东南与富饶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毗邻。自秦汉以来，长江下游逐渐得到开发，南京及其周围地区不仅农业发达，而且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南京由此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总汇。故而有人说：“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
所谓“便”是就其水陆交通而言，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又有秦淮河、金川河、燕雀湖、玄武湖等众多的河流湖泊穿流其中或环绕四周，水陆交通自然十分便利。上游与武汉、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相连，下游与镇江、江阴等要塞相通。从全国范围看，它又处于黄河流域与江淮流域的交汇处，陆路交通也是四通八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东南地区的交通枢纽。
所谓“美”是就南京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而言。“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这是诗人对南京的描绘。南京素有“六朝金粉甲天下”的美喻，又有“秦淮碧波映芳容”的佳话。这里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有众多的历史古迹；既有古色古香的古代建筑，又有大量的现代化设施，故而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现被列为全国及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胜古迹就有154处之多。这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既透露了江南之美，又不失北国之雄，因此有人说：在南京阳刚与阴柔相得益彰，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强力冲击，使南京的气魄无与伦比，体现了一种南北交融之美。
开封：与以上几大古都相比，开封一带的地理环境，其内在矛盾则相当突出：一方面，这里地当要害，四通八达，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比较富庶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兵家所必争；但另一方面，这里地势平坦，地形简单，莽原一片，无险可守，从军事的角度看，其先天不足是十分明显的。自从隋炀帝开运河之后，开封居于运河的中心，其地位不断上升。
发展到唐末五代时，开封成为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这4条漕运河的集中点，已经具有了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其次，自唐代以后，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日渐衰落，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日益强大起来。于是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重点开始从西北转移到东北。这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也迅速南移，故而出现了一种将政治中心由西安、洛阳等偏西之地向东方移动的客观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封成为五代当中4个朝代的首都。尤其是经过后周世宗柴荣的全面改革，开封的首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到北宋时则成为其首都东京城。
杭州：杭州向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它位于钱塘江北岸，背靠武林山，西临西湖，湖光山色，风景秀丽，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杭州做过3年刺史，不仅组织修建了白堤，而且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在我国七大古都中，杭州是一座最美的都城，也是位于我国最南面的一处，它不仅远离黄河，而且还不临近长江。但它处于河网交织的杭嘉湖平原上，大运河的南端，东有钱塘江入海口，地势平坦，土沃水肥，河流纵横，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北京：北京地区并不完全具备古人所说的定都条件：从军事上看，北京占据有利地形，可以说是易守难攻；但从经济上看，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先是在黄河流域，后来是长江流域，北京并非“富甲天下”的经济富饶之区；从地理位置看，北京也不位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即使在辽、金时代也是居其南部，明、清时代则是在其北部，唯有疆域辽阔的元朝可以大体上说是天下之中。那么北京为什么会成为我国的六朝古都呢？它与北京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密切关系。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周朝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朝统一全国后，修建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隋朝时曾改名涿郡，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涿郡又成为运河的北端，从此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农业国，边疆的保卫和交通的畅通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我国古代，如果说长城承担着对北防御的任务，那么运河的主要任务则是南北沟通。长城记录着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冲突与交融，运河则反映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交流与并进。长城与运河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工程，而从蓟城、幽州到燕京、涿郡——北京则是长城沿线的军事重镇和大运河南北交流的终点与起点。它用自己的身躯和胸膛捍卫了中原文明，又努力吸取南方的养分滋育了北方的大地。长城既未能阻挡北方民族的南进，也没有阻碍中原文明的北上；运河却有效地保证了南北的统一，促进了祖国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时至今日，当人们将长城与运河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之时，它们又具有了新的意义。
《日下旧闻考》曾经这样评论过北京地区的地理形势：“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绵亘千里，重关峻口”，“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顺天府志》也说：“燕环沧海以为池，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居中以制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东西贡道，来万国以朝宗；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雉堞。万年强御，百世治安。”金朝文臣梁襄在给金世宗的上书《谏北幸》中则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
以上分析说明，北京地区依山傍海，北靠燕山，西依太行，“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的确是“地处雄要”；同时还有历代人为建造万里长城，重关峻口，“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而且“本地所生，人马勇劲”。正由于具备以上优越条件，辽朝虽小，却能够以此控制南北，坐收宋人的岁币；而金朝以此为首都，才取得了立国北方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地区地处我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犹如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故而人称“北京湾”，这就是北京小平原。这个小平原虽然未居天下之中，但却承担了连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任务，成为沟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东西贡道，来万国以朝宗”，从而导致了中原农耕民族与蒙古草原民族以及东北民族的冲突与交流、统一与融合，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历代王朝迁都的原因
及迁都的总趋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没有千年不亡之国，也没有一成不变、长盛不衰的首都。伴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的首都也不断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也在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接受历史无情的考验，也在不断地流变与迁徙。
（一）夏、商、周三代首都的迁徙
夏、商、周三代统治的地域较小，主要是以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为中心，因此其首都也是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夏都斟、商都西亳、商都殷、周都丰、镐和洛邑等，基本上集中在今洛阳、西安、安阳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迁都，即盘庚迁殷和周平王东迁。商族和商朝经常迁徙，在商汤建国之前曾迁徙8次，建国之后至盘庚之前曾迁都5次，故而历史上称之为商族“不常厥邑”，前八后五。商人的迁徙当然不是见异思迁，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包括原来的首都因黄河泛滥而经常受害。盘庚迁殷主要是由于原来的首都地区地力下降，生产衰退；贵族生活腐化，引起人民不满，统治不稳。而盘庚迁殷之后则出现了商朝的中兴，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甲骨文。此后273年商朝再未迁都。
周朝的平王东迁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腐化、政治黑暗，导致内忧外患频频发生，鬼方的军队乘机攻入西周的首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周平王在西方统治不下去了，只好东迁洛邑。当时秦国的祖先秦襄公曾率兵勤王，于是周平王将西方交给秦襄公去经营。此后秦国以此为根据地并建都咸阳，最后竟然灭二周、并三川，并最后灭掉山东六国，统一了中国。这大概是周平王所始料不及的。
（二）洛阳作为首都的不利因素
洛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都，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若全面衡量，其先天不足也相当明显。首先，作为一国之都，洛阳地区的面积略显狭小，既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也没有雄厚的物质资源，一遇战事，便会感到周旋余地过小，可资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够雄厚。其次，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鞭长莫及，控制力比较薄弱。定都洛阳，制内易而御外不易。第三，洛阳地处交通要冲，在古代水陆运输都十分发达，这对于有效地统治全国以及刺激首都经济的繁荣都很有利，但“福兮祸之所伏”，每逢新旧王朝更替或天下大乱之时，这里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雄伟壮丽的都城，总会在激烈的战争中沦为废墟。如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朝后期，高欢与宇文泰在洛阳地区的争夺战，安史之乱时争夺洛阳以及五代各派势力的战争等，都曾使洛阳受到严重破坏，有时“焚城中室屋俱尽”，有时“宫室焚烧，十不存一”，故而洛阳城的发展，经历的是一个反复毁坏又不断重建的过程，这期间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浪费是不言而喻的。
当古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俱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时，洛阳作为王朝首都的地位一时还难于被取代。但一当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政治和军事重心移向北方之后，洛阳作为全国政权首都的优势便不复存在，而其原有的劣势则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因此，北宋以后，洛阳便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除了在宋、金时还一度保持陪都的名义之外，到元、明、清时，洛阳不过是河南府所辖的一座城市而已。“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北宋大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这句诗既反映了洛阳由盛变衰的历史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盛衰兴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再繁荣的都城、再兴盛的国家也不例外。通过研究，逐步认识一个都城、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内在规律，正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三）刘邦放弃洛阳、定都长安的原因
刘邦建西汉，开始决定定都洛阳。娄敬认为不妥，对刘邦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说：“然”，确有此意。娄敬分析道：“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室自后稷以来，积德累善十余世，经文王兴周，武王伐纣，不期而会者有八百路诸侯，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德取天下。成王即位后，周公平定了武庚之乱，“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当其盛时，天下和洽，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则天下莫朝，周不能治。而刘邦则是以武力争得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是不能与周朝的成康之时相比的。因此不宜定都于洛阳，而应定都于关中。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多为山东人，认为秦二世而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北有黄河，南有伊洛，其固也足以恃。惟有张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即日起驾，“西都关中”。西汉与隋、唐强盛的事实，说明娄敬与张良的分析是正确的。长安与洛阳相比，洛阳的确“非用武之地”，而长安的军事优势却是相当明显的。
直到明朝初年，御史胡子祺还曾上书，“请都关中”，甚至朱元璋也曾认为很有道理。其中说：“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其中河东“其地苦寒”，开封“其地平旷，无险可守”，洛阳也没有“崤函、终南之阻”，“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也”。只是由于漕运不便，朱元璋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四）五代中的四代为何放弃洛阳，定都开封
西汉之后，刘秀以洛阳为都，建立东汉，直到隋、唐以洛阳为东都，洛阳还曾兴盛发达了数百年。它的最后衰落是在唐末五代时期。黄巢起义之后，长安遭到较大破坏，唐中央政府不得不迁至东都洛阳。但由于军阀混战，洛阳也遭到了很大破坏，代唐而兴的朱温曾经被唐朝封为梁王，大梁（开封）成为其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因此当其逼唐朝皇帝退位后，不仅将其国号定为“梁”，而且将其首都定为大梁。朱温在其即位诏书中，讲了他定都开封的理由，其中说：“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用壮鸿基，且旌故里，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为了摆脱唐朝旧势力的控制，将自己的龙兴之地升为首都，而将唐末首都洛阳降为陪都，这是朱温自己宣布的放弃洛阳、定都开封的主要原因。
代后梁而兴的后唐，自称为唐朝的继承者，故而在其建国之后“诏复以洛阳为东都”，并恢复了长安“西京”的称号，包括后梁改变的其他城市名称，后唐也全盘恢复了。这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原王朝的正统，是为了满足政治斗争的需要。
而石敬瑭建立后晋后，“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建东都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以东都为西京，以西京为晋昌军节度。”在这里，后晋主要考虑的是“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将交通运输，满足首都军民需要、便于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放在了首位。这正是开封取代洛阳为都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后汉、后周仍以开封为首都，从而为北宋以东京为都奠定了基础。
（五）“兴也黄河，败也黄河”
——屡遭劫难的开封城
与其他都城相比，开封是一座屡遭劫难的古代都城。它位于黄河南岸，其历次劫难多与黄河水患有关。但开封的黄河水患并非都是自然灾害，而是天灾与人祸交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曾经掘鸿沟水灌城攻下了大梁，这应是开封史上敌对一方第一次利用河水攻城。自此之后，开封地区的天灾与人祸又不断发生。
北宋初年，黄河是从渤海南部入海，宋人称之为“京东故道”。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大决口，经澶州（今濮阳）、濮州（今苍县）、曹州（今荷泽）、济州（今巨野），东南流至彭城（今徐州）界入淮，时人称为“东流”。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又于澶州决口，形成了新河道，河水经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冀州（今冀县）、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永静军（今东光）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时人称为“北流”。宋朝大臣曾就“东流”、“北流”利弊反复争论，一派大臣从防辽的目的出发，力主回河东流，但三次回河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这虽然不利于开封城的军事防卫，但因黄河河道距城远达200里，却无水患之虑。
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赵构政权为阻止金兵南下，决开黄河自泗入淮，加速了“北流”河道的淤积。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从阳武改道，距离开封城仅有40余里。1234年，蒙宋联合灭金后，南宋军队为抢夺胜利果实，攻入开封；蒙古军与之决裂，在城北的寸金淀决开黄河，不仅淹没了开封城，而且引发了元代频繁而酷烈的黄河水患。文献记载的黄河280余次决口，多数发生在河南，黄河水曾经八九次冲进开封城内。由于黄河泛滥，开封一带河湖淤没，地貌尽改，形成了无数的沙丘与碱地，原来优越的地理条件丧失殆尽。
明初十年曾以开封为陪都，称为北京。明初君臣还曾一度主张迁都开封，但黄河水患却严重阻碍了开封的发展。在明277年中，黄河决口的年份多达246年，而且大部分是在开封上下河段。黄河河道步步南徙，距离开封城仅有30里左右，而且河道高出地平线八九米，成为地上河、城上河，黄河水曾经6次侵入城内。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六日，官军决黄河以淹李自成农民军，开封城顿成一片汪洋，城内居民37.8万余人，幸免于难者不到2万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清代以后，黄河河道进一步南逼，距城最近处仅有20里左右，黄河水患有增无减。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没有一座城市像开封这样饱受水患之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犹如一个弄潮儿，由于其所处的水陆交通优势，曾经一度冲上了浪尖；但后来又由于其所处的地理形势，很快就长久地跌入了谷底。“兴也黄河，败也黄河”，开封城盛衰的历史的确与黄河有着直接的联系。
（六）南京——偏安王朝的首都
南京地区有虎踞龙蟠之险，总汇东南之富，水陆交通之便以及刚柔相济之美，因此曾为十朝古都。但从地理、气候环境看，南京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距离北部边防较远，不利于加强对北方的防卫；经济富裕往往带来民风文弱、重文轻武乃至生活腐化，会从内部削弱一个政权的总体国力；南京地区本身丘陵较多，平原较少；秦淮河河床狭窄，内河运输比较困难；再加上夏季气候闷热等，所有这一切又是南京作为全国性政权首都的不利因素。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南京只是在明初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曾经成为全国的首都，在其他时期只是作为地方性政权、割据政权的首都，一般都具有偏安性质。
（七）杭州的不足
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杭州最缺乏帝都所应有的雄浑刚健之气。她那美丽的景致，宜人的气候，似乎更适合作为帝王的离宫别馆，而不适合成为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杭州能够成为南宋的都城，不仅对南宋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权宜之计、临时措施，而且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妇孺皆知的诗句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以温柔乡、佳丽地作为首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八）从金、元、明迁都北京
看中国古代首都迁徙的总趋势
本人在北京学第四次研讨会上曾提交了一篇论文（见《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即《山河形胜之地，应运而兴之都——从金、元定都北京看北京的地位与特色》，其中分析了金、元迁都北京的原因，在此不再重复。而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第6卷专门列出一节《永乐迁都北京》，阎崇年先生的《燕史集》也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其中对明朝迁都北京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首都迁徙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封建社会历朝首都的迁徙大致有一条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的迁移轨迹：在北宋之前，主要建都于西安、洛阳；北宋之后，主要建都于北京。而位于河南的开封和位于浙江的杭州，明显地带有一种临时与过渡性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之所以选择北京为其首都，正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机遇相互作用的结果——北京在中国政治地理格局中具备得天独厚、无可取代的优越区位条件，而封建社会后期这一地区又处于中国各族人民民族融合的中心地位。正如明永乐时文臣在上书中所说：
“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
《日下旧闻考》也说：“若夫万里河山而都城位北，南向以收其朝拱之势，梯航车马，络绎奔赴，皆自南而北以奉神京，岂非古今一形胜哉！”北京虽然偏居中国北方，但沃野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治天下；同时陆路、水路交通都相当便利，可以“梯航车马，络绎奔赴”，有效地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军事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依山傍海，便于控制塞外的军事力量，也便于抵抗来自海外的入侵；最为重要的是，它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节选自朱耀廷：《定都与迁都——中国七大古都比较研究之一》，《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