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地区被日军占领后，短期内出现了地方权力真空。此时的日军忙于作战，也抽调不出多少力量对占领区实施完善的军管。
于是中国本地的“亲日团体”在这一过渡时期，体现出了“使用价值”。江浙皖地区的“大民会”组织由此从“线下走到线上”，开始参与一些地方事务之中。
“大民会”的前身是“兴亚会”，成立于八一三抗战前夕，1938年7月变身为大民会。其总部原在上海日租界新亚酒店，后随汪精卫迁往南京。
“大民会”中央机关称为“总本部”，内分总务、组织、宣传职能部门，最初以日本人北原雄龙为最高顾问，三浦斯夫为指导。
日军占领江苏大部后，先在镇江、苏州等市设立了数个“大民会联合支部”，下面按层级还有“县支部”“区分会部”，主要日常工作是为日军的侵略战争粉饰，宣传所谓"东亚新秩序"及反抗日、保乡、联村自卫等活动。在苏浙皖三省大约设立了10个联合支部和44个支部。
随着汪精卫政权的逐步完善，大民会于1940年12月声明解散，参加汪精卫的“伪国民党”。
大民会镇江联合支部（1938年10月-1940年12月），运作期间是与“镇江自治委员会”存在一定功能和人员重叠的。
日军镇江宣抚班最先寻求的是镇江商会头面人物，如陆小波、冷御秋等。但这些人顾及名节，早已去往外乡。最后锁定了大照电气公司的经理郭志诚。郭怕汉奸的名声，只肯在幕后活动做副职也不愿意出头，于是又推出了旧北洋官僚柳肇庆出来做正会长。1938年1月，镇江自治委员会成立。
到了当年5月，柳肇庆因不愿继续配合日本人而辞职。8月，自治委员会改为丹徒县公署，郭志诚当了一把手，后一直维持到汪伪“清乡”时下台，地位被多面间谍袁殊取代。
由于日方发现镇江当地的“亲日”政工太过薄弱，于是1938年9月，安排大民会到镇江筹组机构，10月，大民会镇江联合支部成立（管区为镇江、扬中、丹阳、金坛、溧阳）。
胡克之、胡筠、陈子宽、张忠惠等32人时为”镇江大民会“的主要工作人员，至1940年底解散前，实际发展会员也仅千人左右，主要限于镇江政商界，社会面发展情况极为不佳。
为维持该会运作，体现职能价值，日方将镇江火柴厂和面粉厂的部分供销权给予了大民会，该会在镇江也设有小额信贷所和医疗机构，客观上对镇江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服务。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因为战乱正盛，大量的人口流离失所、命悬一线，一些社会人物出于无奈和怜悯，“捏着鼻子”出来维持地方局面，也是具备一定现实意义的行为。比如大照公司经理郭志诚，就自费收拢难民，组建救济所。
当汪记政权的“专业团队”建立起行政构架之后，这些”社会活动家“大多选择了“急流勇退”，以摆脱那种矛盾、尴尬的社会处境（甚至有被军统暗杀的危险），这是当时国人的一种无奈，也是当代人无法理解和想象到的一种扭曲状态。
大民会镇江联合支部运转期间，其宣传科办有《新镇江》杂志，主要内容自然是搞“亲善宣传”，这也是抗战时期，沦陷区舆论环境的真实写照之一。
抗战中的中国社会复杂性、利益群体的多样性，从“大民会”这类组织的活动轨迹中，即可见一斑。其也是镇江在特殊历史时期，城市状态的一个典型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