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位于江苏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的一位 94 岁的孤寡老人去世，居委会遵照老人遗愿，将其近 200 万遗产充公。然而在老人去世后，突然冒出 4 个人自称是老人子女，要求继承遗产。 居委会不同意，双方争执无果后便对簿公堂 ...
2019 年 9 月，无锡市梁溪区扬名社区（原扬名村拆迁后更名为扬名社区）的曹发泉走了，他留下了 200 万遗产，曹发泉的追悼会很简陋，墙上贴着白纸，曹发泉的遗像放在正中间，黑白照片上的老人面容清瘦，目光平和。花圈上的挽联还带着油墨的气味，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曹发泉老人”几个大字。
居委会的小王站在遗像前整理花圈，他照顾曹发泉有十六年了。擦拭相框的时候，他的手有些发抖。昨天整理曹发泉遗物时，他在枕头底下找到了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沓泛黄的照片，都是四个孩子小时候的样子。照片背面写着日期，最近的一张也是三十年前了。
礼堂角落里站着四个中年人，两男两女，都穿着体面的黑色衣服。他们是曹发泉的子女，从安徽赶来的。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样子，却是在遗像上。他们的目光不时瞟向小王手里的文件袋，那里装着曹发泉的遗嘱和银行存折。
“遗嘱上写的是真的吗？”大儿子压低声音问。
“都给居委会了。”二女儿回答。
小王听见了，但他什么也没说。他继续整理着曹发泉生前的遗物：一个缺了口的搪瓷杯，几本翻得起毛的老相册，还有一沓用牛皮纸包着的存折。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承载着一个老人三十四年的孤独时光。
前来吊唁的人并不多，三三两两地来了几个老邻居。他们看着那四个陌生的中年人，又看看曹发泉的遗像，摇摇头，叹口气，没人说话。街坊四邻都知道曹发泉的故事：一个固执的老人，一套破旧的老房子，还有三十多年来从未谋面的子女。
居委会主任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是法院刚送来的传票。四个子女要起诉居委会（原扬名村委会后更名为扬名社区居委会），认为曹发泉的遗赠协议无效。主任看了看小王，又看了看那四个中年人，摇了摇头，默默地把传票放进了文件袋。
九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曹发泉的遗像上。照片里的老人安详地笑着...
追悼会结束时，小王收拾着曹发泉的遗物。在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里，他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是曹发泉颤抖的字迹：“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只是对不起孩子们。但我相信，他们的生活一定比我好。”字条的日期是去年冬天。
四个子女离开时，没有人看那张字条。他们带走的只有对两百万遗产的执着。小王看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街道尽头，想起曹发泉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啊，聚少离多，但总要为自己活一回。”
1985 年夏天，曹发泉拎着一个旧帆布包回到无锡。他刚满六十岁，上海的工厂倒闭了。帆布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本工资存折，还有一个铝制饭盒，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街坊老邻居还认得他，三十年前，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去了上海，后来又去了安徽。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回来了。
“老曹，你这房子得重新装修下。”邻居老张看不下去，主动提出帮忙。
“不用，凑合住。”曹发泉摆摆手。
这是他回来后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
曹发泉很少提起自己的过去，但邻居们多少知道一些。1959 年，他和妻子因为是否回村务农的问题起了争执。妻子坚持要留在城里，他却想回农村。争执越来越大，最后以离婚收场。四个孩子跟了母亲，改随母姓，从此再无联系。
曹发泉的生活很简单：早上去集市上买菜，中午随便煮点面条，下午坐在门口看报纸，晚上早早就寝。他不看电视，不串门，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唯一的消遣就是每天傍晚去邮局，寄一封永远不会有回音的信。
街坊四邻都说曹发泉是个固执的人。他宁可住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也不肯搬进村里统一盖的新楼房。他的固执不仅表现在居住上，更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从不接受别人的帮助，也很少与人交谈。
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邻居们偶尔能听到从他屋里传来的叹息声。有时是在下雨天，雨水顺着破损的屋顶滴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过年时，街坊四邻张灯结彩，他却独自一人坐在黑暗中。
曹发泉的房间很简陋，但收拾得很整齐。床头放着一个木头箱子，里面装着一些老照片。那是他唯一舍不得扔的东西。照片上是四个孩子的模样，有上学时的，有过年时的，最新的一张也是三十年前拍的了。
1995 年冬天，曹发泉生了一场大病，那年冬天特别冷，曹发泉发起了高烧。他独自在屋里躺了两天，直到邻居发现他已经昏迷，这才被送进了医院。
就在这时，扬名街道新来的居委会工作的小王。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主动接下了照顾曹发泉的任务，从此，曹发泉的生活才有了一些变化。
那时候的曹发泉，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他不习惯别人的关心，也不习惯与人交谈。但小王不在意这些，每天都会来看看他，问问他需要什么，帮他收拾房间，陪他说说话。
那场大病后，小王开始定期去看望曹发泉。
1997 年，居委会推行了“一对一”帮扶计划，小王是主动申请继续照顾曹发泉的。
但是曹发泉是不习惯这样的关心的，常常把门关得紧紧的，但架不住小王的执着。
起初是一碗热粥。小王每天早上上班前，会把煮好的粥放在曹发泉门口。等他收到空碗时，总会发现碗被仔细刷洗过。老人不说话，但这样的默契维持了整整一个冬天。
后来是一把椅子。小王在曹发泉家门口放了把藤椅，午后经过时会坐一会。老人总是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两个人隔着不远，一个看报，一个晒太阳。谁也不说话，但都觉得很自在。
再后来是一本医药记录本。高血压、关节炎、老寒腿，小王把曹发泉的病症和用药都记在本子上。那本子磨得起了毛边，但字迹工整依旧。
八年时光，就这样在细微处慢慢流淌...
2003 年夏天，曹发泉又住进了医院。那天早上，他躺在床上，额头滚烫他发烧到 39 度，小王是中午发现的，小王一边埋怨着曹发泉不早给她打电话，一边叫了救护车。
下班后又去医院，给老人擦身子、倒水、喂饭，还自掏腰包买来营养品。
住院期间，曹发泉的床头总是放着一个旧布包。他很少打开，但经常摸一摸，确认它还在那里。
有一天，他主动把布包递给了小王。小王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沓老照片，都是他四个孩子的。最大的儿子考上大学时的照片，二女儿戴着红领巾的照片，小儿子骑着自行车的照片。每张照片背面都写着日期和简单的说明。
从那以后，曹发泉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说起年轻时在上海的工作，说起和妻子的争执，说起离开孩子时的不舍。他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出院后，居委会给曹发泉安排了一间过渡房。房子不大，但干净整洁，而曹发泉却坚持要回自己的老房子。他说：“那房子住了一辈子，再住几年也无妨。”
小王和居委会的同事轮流去看望他。他们帮他打扫房间，清洗衣物。曹发泉渐渐有了变化，偶尔也会和路过的邻居说说话。
2008 年，曹发泉突然找到了居委会主任，说想要立个遗嘱。
他像把自己的积蓄和房产都留给居委会。主任当时很惊讶，问他为什么。曹发泉说：“这些年，就数你们对我好。”
遗嘱公证那天，曹发泉特意换上了一件新衬衫。他签字时却很坚定。签完字，他从布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小王。
说信是写给四个孩子的，字迹工整，显然写了很多遍。信中说他理解孩子们的选择，也为当年的决定道歉，遗产什么的就不留给他们了，希望他们能过得好。
2015 年春节后，曹发泉的身体每况愈下，居委会把他送进了养老院，安排专人照顾。小王依然经常去看他，给他带些水果，陪他说话。养老院的护工都说，每次小王一来，老人的精神就特别好。
在养老院的日子里，曹发泉变得爱说话了。他会和其他老人聊天，会给护工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他还特意请小王帮他买了一部手机，说要学着和现代社会接轨。虽然他总是按错，但依然乐此不疲。
有一次，小王问他后不后悔当年的决定。曹发泉沉默了很久，才说：“人这一辈子，总要为自己活一回。我不后悔，只是对不起孩子们。”说这话时，他的目光望向窗外，那里有一棵槐树。
2020 年 12 月，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对四个子女的起诉，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曹发泉的所有遗产归扬名居委会所有。
曹发泉的四个子女不服，上诉到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庭上，四个子女坐在原告席，居委会的代表坐在被告席。案件的焦点就是签于 2008 年的遗赠扶养协议。
原告席上，大儿子吴明山拿出了一沓户籍资料和照片。照片上是他们小时候和父亲的合影，那时候他们还姓曹。户籍资料显示，直到 1959 年，他们都是一家人。
小王带来了这些年的账本和记录。每一笔支出都记得很清楚：2003 年的住院费用，2008 年的房屋修缮费，2015 年到 2019 年的养老院费用。还有日常的生活费、医药费，以及每个节日带给老人的礼物。账本上的数字不大，每一笔都写着用途和日期。
没有记在账本上的事情更多，护理老人，给老人洗衣晒被，端午节包粽子，除夕夜陪他守岁 ... 这些事情，小王和居委会的同事们默默做了十六年。
法庭上，二女儿吴红提出质疑：“为什么我们给父亲写的信都石沉大海？为什么我们想见父亲都见不到？”她拿出几封被退回的信，收信地址是扬名村委会。
居委会主任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曹发泉留下的信件。整整齐齐的三十多封，都是写给子女的，但从未寄出。
信中说儿女的信他收到了，也退回了，他理解孩子们的选择，说他为当年的决定道歉，说他只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好。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 2018 年冬天，那时他已经住进养老院快三年了。
主任还出示了一份病历，2015 年，曹发泉查出了肺气肿，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他执意要等到春节过后，说是怕耽误了子女们可能的探望。
那个春节，依然没有人来...
扬名居委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了将曹发泉留下的 28 万现金中的 8 万元平均分给吴海平兄妹四人，剩余 20 万以及曹发泉留下的房子等财产归扬名居委会所有。
因为曹发泉留下的房子在 2003 年涉及到拆迁，扬名村居委会帮助其补交了 17.77 万元后，曹发泉最终拿到了 118.7 平方的新房子。
法庭上小儿子吴军情绪激动：“两百万啊，他怎么可能把钱都给居委会？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法官翻开了 2008 年的遗赠扶养协议。协议很简单，就两页纸。上面写着曹发泉自愿将个人所有财产赠与扬名村居委会，由居委会负责他的养老送终。协议上有公证处的印章，还有两名见证人的签名。
协议附页上的一段话，是曹发泉亲笔写的：“这些年，居委会待我如亲人，我的决定不是因为生气或报复，只是想把财产留给真正关心我的人。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理解。”
庭审持续了一整天。法官详细询问了双方的陈述，认真查看了每一份证据。最后，他宣布休庭，将择日宣判。
走出法庭时，小王看到四个子女站在法院门口。秋风吹起他们的衣角，显得有些萧瑟。他们的眼神复杂，既有对遗产的执着，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小王想起曹发泉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聚少离多，但求问心无愧。”
2021 年初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确认遗赠扶养协议有效，曹发泉的遗产归扬名村居委会所有。
判决书送达的那天，小王将曹发泉的遗物转交给了曹发泉的四个子女。一个搪瓷茶杯，几本发黄的相册，还有那个装着照片的布包。这些普通的物件，是一个老人三十四年的生活痕迹。
四个子女没有再出现。他们留下的最后影像，是法院监控里的背影：走出法院大门，消失在春寒料峭的街头。也许在他们心里，父亲永远是那个 1959 年的形象：意气风发的青年，带着他们在上海的弄堂里奔跑，教他们认字，给他们买糖。
小王留下了曹发泉的一个旧笔记本，里是曹发泉生前写的日记。
最后一篇日记的日期是 2018 年冬天：
“今天又下雪了。养老院的护工说要带我去晒太阳，我说不用。窗外的雪景很美，人这一辈子，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我这一生，没有大富大贵，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样子。对不起孩子们，但我相信他们的生活一定比我好。”
注：本文源自央视社教《独居老人离世，四名子女与居委会争遗产，法院拒绝“和稀泥”丨《热线12》》，图片源自互联网，仅用来呈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