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面对大洪水，中西方的选择却截然不同，中国选择大禹治水，通过治水解决问题，但西方选择的是诺亚方舟，选择遵循“神意”、造船逃离，即逃避问题。
显然，不同选择反映的民族性格截然不同，就是中国在面对困难时，勇于迎难而上，善于自力更生，西方却选择逃避，寄希望于“神”帮忙，两个神话反映了两者不同的秉性。
问题在于：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两者都是结果，那么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何在？接下来，就谈一谈这个话题。
中西不同文明模式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基本模式是播种—收获，不劳动无收获，尽管也会受到天气影响，但是总体来说相对比较稳定。其中，对“农时”的掌握，也需要自身观测，也只能靠自己观象授时，“神”不会降下“旨意”说何时播种最好。因此，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要靠自己动手，才有可能丰衣足食。
当然，天气对农业影响的确较大，而天气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中国先民也信神。但一方面多数时候天气相对正常，基本可以满足农业生产；一方面先民发现“天神”并不干涉人间，大禹治水中天帝就不帮忙，甚至还杀死窃取天帝息壤治水的鲧，商朝是“商不祀帝”，周朝是“皇天无亲”，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存不存在对生活没什么影响，就敬而远之），道家说“大道无情”等。
于是，面对大洪水时，中国人自然不是求神帮助，求了也没用，只能想办法自己治理，由此就出现了“大禹治水”。同时，因为能不能吃饭靠“田里的产出”，所以也不能像诺亚方舟那样离开，除非实在没有办法，否则肯定要先挽救。
与中国的不同，关于西方上古的文明模式，有说是海洋文明，有说是商业文明，有说是强盗文明，笔者认为可能兼而有之，辅以少量农业。关于这一点，笔者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肯定不是以农耕为主。
其实，如果西方以农业为主，那么面对大洪水时，也不敢轻易丢掉田地而登船逃走，只会想办法治理，就如大禹治水的逻辑一样；反之，正因为不以农业为主，所以才有诺亚方舟，不担心农业生产。
上古之际，唯一能够获得相对稳定产出的是农耕，贸易本质是低买高卖，与渔猎、抢劫等一样，也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产出“不确定”，决定了生活不稳定，可能吃了上顿没下顿，对未来充满忧虑，那么就需要“神灵保佑”或商业或抢劫有收获，所以高度“信神”是这种文明的历史必然。
中西生产力的不同
除了文明模式不同，决定不同选择之外，还有生产力方面的原因，即大禹有治水的相应工具、而西方却没有！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是疏还是堵的治水办法，前提是要有相应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挖土工具。
本世纪初，在浙江宁波市余姚三七市镇相岙村，距离河姆渡遗址仅七公里的地方，考古发现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距今大约6500多年。其中，考古发现几十万颗碳化稻米，说明当时水稻种植面积很大。但问题是，种植水稻需要耕地或挖地，田螺山先民用什么工具呢？
随后，散落在地层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研究确认这是“骨耜”——中国农业史上一个革命性农具，由牛的肩胛骨制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指出：骨耜对当时的农业生产作用很大，实验证实骨耜与如今铁锹类工具的效率相差不太大。
此前，在四川金沙遗址中，考古发现一件商周木耜，与今天的铲子造型没什么区别，上图可见。相比骨耜，木耜无疑可以更相对的批量制作。
另外，考古表明距今5000年内，水稻在北方种植规模已经比较大。伴随着水稻种植规模扩大，骨耜或木耜这种挖土工具也会被广泛使用，农业产出多，自然就会养活更多的人口。当然，北方主要种植粟黍，但种植这些也需要相应农具。
也就是说，大禹时代不缺挖土工具，同时又有足够的人力，即有人、有工具，大禹治水就有了成功的保障。
与中国的不同，西方既缺工具、又缺人力，即便有心治水，也没有治水的工具与人力条件，所以只能坐船逃遁。
关于西方缺少治水工具，虽然看似古埃及、苏美尔等史前科技发达，但考古却没有发现相应先进的工具，包括相应先进的农具。
总之，对比中西方的情况：从文明模式上来看，西方没有动力自己治水，但中国自己治水的动力十足；从治水条件上来看，西方缺少成功治水的人力物力，只能认为大洪水不可治理，但中国基本具备这些条件。正因如此，所以中国是大禹治水自力更生，西方是诺亚方舟逃避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