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致力于近代警察的发展，为反抗帝国侵略、促进国家统一而不被军阀四分五裂有所贡献。他们的经历是黄埔生投身警界的缩影，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半部民国警察史。
一、葳蕤黄埔，统一警校
1901年，八国联军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联军之制而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中国才开始有了警察。
在此之前，政警合一，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人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重庆等地将警察机构更名为公安局。公安指维护社会整体安宁。
民国初期警政仍弱如雏鸟，乱中求治，弊难悉举：自上而下，警令不畅，机构骈叠，职权混淆，地位低落，人才匮乏，素质拙劣，待遇微薄，勤务呆滞，设备简陋……
尤其是高等警察教育缺乏统一的规划，这既不利于高级警政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警权的统一。警察权的行使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警权统一有利于国家统一而不被军阀四分五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欺凌日盛，国民政府做长期抗战之准备。
于此种种背景，统一警权、建立国家警察和建设现代化的警察制度势在必行。培养警察是建警之根本，国民政府最后从统一高等警察教育入手，着手建警事业。
民国警官和普通警察是分开教育的，高等警察教育培养警官，出来起码是县局级干部，起点不低。民国初期全国高等警察教育最好的，只有两所学校。
一是北京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成立于1917年北洋政府时期。
二是浙江省警官学校，成立于1928年，在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的朱家骅大力扶持下，风气领全国之先，不但招收女生，而且毕业生集体出国考察和留学，被媒体誉为“中华民国现代化警政改革之先锋”。
1929年冬，朱家骅又在浙江省警官学校附设浙江省警士教练所，对现职水陆警察进行“新型”警察的训练，除了现职警士，还招收冀、鲁及浙江省籍学警编班训练。
说到这两所学校，就得提到我们宁海人了，有三位。剩下的抗战后出场。
第一位，李士珍
1936年4月，黄埔军校出身的李士珍接任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校长。
清光绪廿二年（1896年），李士珍出生于浙东宁海县东乡雪坡村，幼时资禀颖悟，三岁识字记忆超群，九岁习作文思清绝，然少年失学颇多曲折，廿五岁方入杭州之江大学，后以年将而立尚在乡间毫无建树而日夜闷之不乐。
1924年，廿九岁的李士珍密闻黄埔军校成立，随即潜赴广州报考第二期。李士珍投奔黄埔并不偶然，实为其志，他对孙中山之革命精神极为敬仰，尝闻武昌义师起而欣喜若狂。
1925年李士珍从第二期毕业，成绩列全期第二名，东征北伐，不三年即因功累迁少将参谋长。北伐胜利后，1928年李士珍任浙江省政府保安队第五团上校团长，驻防浙东台州，肩负六县治安之责。
1930年，李士珍被选派公费赴日本考察军事，初至日本入步兵学校，学习期间对警政产生了浓厚兴趣，及秋，遂转入日本警察讲习所（日本警察大学）深造，时年35岁，为其由军转警之枢机， 1932年回国任首都南京警察厅警士教练所所长，为李士珍警政之始。
1935年，李士珍奉派赴欧美考察警政，据其回忆，“余于民国二十四年春，奉命考察各国警政，为时几一年，计先后经历十五国，其中似德、奥、意、法、英、美、日、俄诸国警政，足资吾人之参考者颇多。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徜能捨短取长，急起直追，其有助于我国警政之改进者，不无裨益。”
第二位，秦友庸
约在1934年，秦友庸任浙江省警士教练所总队长，训练“新型”警察。
清光绪廿八年（1902年），秦友庸出生于浙东宁海县古渡跳头村，少年时拔萃于乡里，出口成诗爱下盲棋，面如冠玉人称先生，不过幼失母少丧父，全靠祖母教诲长大，“苦口嘱承先祖业，婆心尽为我孙谋”，虽有秀才却无出路，卧身乡野几近苟且。
英雄皆有草莽时，为前程计，他到离家三十里外的雪坡村去找李士珍，一去两三天，因抱负相同，两人惺惺相惜。李士珍正是黄埔二期学生军官。 年轻的秦友庸从此确定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决定走出乡关，“到黄埔去！”
1925年暮春时节，秦友庸由李士珍带去广州投考军校。黄埔军校因前几期的成功举办，声誉如日中天，全国青年们喊响了“到黄埔去”的口号，考试竞争十分激烈。他考上了军校四期，入伍生升学的时候被拔入宪兵教练所接受第二期的宪兵科教育。
黄埔军校宪兵科共举办了两期，是在国共两党精诚合作之下，为应东征北伐之需所创，第一期的宪兵科教育放在军校二期完成。
当时国共两党的名人经常来教练所讲演，如共和国上将萧克同学回忆，“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恽代英，讲话极富感染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思想的火种在同学们心中熊熊燃起。
1926年7月9日，在军校训练部主任吴思豫的率领下，秦友庸随宪兵教练所与步一二团学生各一营、炮工经理各一队、入伍生各一营，全体武装参加在东校场举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
北伐在即，7月10日，宪兵教练所学生先于四期其他同学行毕业仪式，秦友庸领取到了号数为966号的黄埔同学会会员证章。 毕业后秦友庸先是留校在入伍部工作，当年底报名上北伐前线，跟随叶剑英参谋长任参谋。
北伐胜利奠都金陵，浙江身为京畿之地，其治安平靖格外重要。1933年元月国民政府调黄埔一期生俞济时任浙省保安处中将处长，掌握全省保安部队和警察力量。
俞济时对省保安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保安部队军官基本上换成了清一色的黄埔生，团长多为一期生，营长为二到五期学生，秦友庸任营长，奉命驻守新建的杭江铁路，次年调任省警士教练所总队长。
李士珍和秦友庸是黄埔学生投身警政的缩影，北伐胜利后，有很多的黄埔生顺势而为，通过各种途径转警，有去训练警察的，有经过短暂的警官资格培训后上岗警察局长的。
1932年戴笠任浙江省警官学校“中央政治训练特派员”，设立“特务警察干部训练班”用为情报工作。戴笠与李士珍同为黄埔学生，此后却为争掌警政至死难解。
第三位，胡福相
在诸多黄埔生谋划警政之际，1930年胡福相正从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第一期毕业，然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进修警政。胡福相是国民政府培养的第一批警政科班精英。
胡福相
这三位，今后将走到一起，这个时候他们自己还不知道。
1936年李士珍接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后，向蒋介石提出书面建议，请求更改校名并由蒋介石兼任校长，以期统一全国警官教育，集中力量统一办理高等警察教育。
同年5月，在为做好抗战前准备的十省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中，鉴于“寓警于团”之思路，不少人员提出废止警察而将警察任务移交地方保甲办理，而李士珍与戴笠等人则提出警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代表，经力陈利害、请予阻止后，会议最终出台“裁团改警”之政策。
6月，经行政院第265次会议审议，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整理警政原则》，其中规定警官教育应统一于中央警官学校，各省已办的少数警官学校应一律停办。
因此，警官高等学校与办得较有成效的浙江省警官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警官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原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
之后，蒋介石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亲自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长达11年之久，除了在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给予多方优待外，还直接参与学校各项重大决策，每逢开学或毕业典礼，必亲自到场并发表讲话，这在举办近代高等警察教育的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李士珍谋划警政的格局之高，国内无人能出其右，显系国民政府刻意培养。这从1932年的蒋介石日记里可得印证。是年蒋介石刚刚在南京政府坐稳位置，急需延揽和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故不停地观察和考量。其考量的情形，就记载于他的日记里，可用亦或不可用，皆以标注。
1932年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标注“东北联络人士以齐世英为主，朝鲜以滕杰与黄绍美任之，警察以王固磐、李士珍任之，江防统计应速完成。”王固磐为北洋警界老人，后来做了首都警察厅厅长，而建警之重任落到了学生李士珍身上。
1936年9月1日，中央警官学校在南京城郊马群镇新校址正式整理，新建大小校舍三十幢。后来李士珍回忆说，“本校过去的校舍，建筑得相当理想。大概的说分为两部份，一是校本部，一是各队校舍，……当时预备三千人使用的，房舍相当的多。至于内部设施，也相当完备，举一件事来说，洗脸室每一个脸盆，有冷热两个龙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警官学校于1937年底西迁重庆。因为狭窄，李士珍刻苦经营觅地，建新舍可容二千余人训练之用。“回忆本校迁达重庆后，即以一万元建筑校舍，经修整添建，勉强敷用。旋经敌机三次轰炸，损坏严重，复又尽力设法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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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盖苍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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