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一向深居简出的主席竟破天荒的提出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且在追悼会现场，主席亲口说出：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样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从伟人口里说出来，是对陈毅元帅一生至高无上的评价。
要知道建国后主席仅仅出席过三个人的追悼会，分别是1950年参加了任弼时的追悼会，1963年参加了罗荣桓元帅的追悼会再就是1972年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而1972年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主席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人们视同神灵顶礼膜拜，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主席自己也已经进入了暮年，不再轻易出席各种活动，却拖着病体突然来到了陈毅的追悼会上，并且对陈毅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可见陈毅在主席他老人家心目中的分量！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四十多年前，主席却被陈毅剥夺了兵权，两人的关系甚至势同水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朱毛井冈山会师讲起。
1928年4月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又被人们成为“朱毛红军”，而朱、毛、陈毫无疑问是红四军的“三巨头”，当时陈毅年仅27岁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红四军共编为六个团，这六个团各有来历，基本上是根据会师之前的队伍来源编成，分别是：
红28团：南昌起义余部；
红29团：湘南宜章农民军；
红30团：湘南起义农民军；
红31团：秋收起义余部；
红32团：收编的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自卫军；
红33团：湘南起义农民军；
从中可以看出，朱、陈带领部队编成了红28、红29、红30、红33共四个团，而主席率领的部队只编成了红31和红32两个团，这其中当然属于红28团战斗力最强，因为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正规部队，武器好、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最强。其他的部队除了秋收起义部队有少量正规军成分之外，清一色都是农民武装改编而来的，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由于各支部队来源不同，原本的待遇也大不相同，正规军瞧不起农民军，农民军又觉得正规军目中无人，正规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分配给农民军，农民军都是地头蛇，容易筹款筹粮也不愿意分配给正规军，本位主义都相当严重，因此井冈山会师之后朱毛红军实际上是矛盾重重。
正因为部队之间存在矛盾，思想不统一，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红四军就遭遇了“八月失败”，由宜章农军编成红29团坚持要回老家，结果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部队溃散除了副营长肖克带回200多官兵外，其他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截杀。
更雪上加霜的是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也趁机叛变，不仅拉走了一大部分部队还枪杀了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啄，以上两个事件导致红四军元气大伤，也充分暴露了这支初生的人民军队存在的严重问题。
因此要把这支矛盾重重，而且农民军占大多数的乌合之众训练成一支战斗力强悍，打不垮，拖不烂的部队，其难度可想而知，领导人之间也是存在隔阂，观点各异，爆发过激烈的争论。
众所周知，主席远见是超过常人的，他的管理理念和建军思想就包括以下几点：
1. 坚持党对军队和地方的绝对领导；
2. 规定军队的任务除了打仗之外还包括打土豪筹款、做群众工作两项；
3. 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强调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即军队的决策权归党的一把手。
这些在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建军思想实际上在他们诞生之初并不是一下子就被所有人所接受，而这些思想确实让人感觉主席想搞家长制或者说是“独裁”，让人觉得党政军所有的事都是应该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而他的威信又不像后来那样完全的建立起来，尤其是对朱、陈带领的部队，还没有在主席的带领下打过什么胜仗，所以就引起了朱、陈等领导人的反对。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
一个是1928年5月成立的湘赣边界特委，由主席担任书记，这个边界特委是湘赣边界最高党的机构，负责统一领导红四军和两省边界各县党的组织；
其次是1928年4月朱、毛会师时成立的红四军军委，军委书记最开始由主席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产生后改由陈毅接任书记；
第三个是1928年6月恢复的中共湖南省委前委，也是主席担任书记，这个前委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也是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上级。
因此按照管理层级依次是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
而主席一人身兼中共湖南前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两个都是红四军军委的上级，按照主席的管理理念和建军思想，湘赣边界所有的党政军民财权包括红四军的军权全都在主席那里，全都是主席说了算，而此时主席才35岁，放在现代职场上，35岁混得好点也顶多在公司是个部门中层，混得不好分分钟等着被裁员。
因此35岁的主席就坐镇一方，本就位高权重，而他的性格本身就是比较强势，火气比较大，喜欢教训人，连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他觉得不对也要顶撞分辨，这不免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陈毅后来在写报告时有主席“喜欢揽权”一句，朱德和下边的干部的意见说得更严重，说主席实行“家长制”。
而主席也觉得朱德等人要“与党争权”，领导人之间的争论也引起了基层连队之间的争论，红四军上下只要一开会就争论得沸沸扬扬。
接下来一个人的突然到来又加剧了这种争论，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红四军。
刘与朱德、陈毅都是四川人，在德国留过学，参加过川军，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既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又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而且还是中央特派员，大家对他非常信服。
由于刘的经历，他与朱、陈走得更为接近，而且他不了解国内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问题，自然是对主席那一套思想嗤之以鼻，而主席为了缓和矛盾，主动将红四军政治部（由红四军军委改制）主任的位置让给了刘，这样刘就成了朱、毛之下下的红四军第三号人物，然而主席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刘的支持，反而刘还是联合朱一起对主席的观点大加职责，坚持要恢复红四军军委，并且不要前委直接指挥红四军，这实际上是想剥夺主席的军权，后来主席又不得不再次妥协，同意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
他认为军委还是在前委的领导下，并不会影响到“党指挥枪”这一基本建军原则，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刘却得寸进尺一再要求前委不要领导军委，红四军的问题由军委说了算，这逐渐要演变成“枪指挥党了”，这是主席绝对不能允许的。
为了平息争论，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红四军前委组织多次前委会议进行讨论，却一直讨论不出结果，大家的意见分歧太大，主席也受到刘、朱一方的强烈指责，于是想要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这反而引起了大家的反感，觉得他过任性，说不干就不干，那好，你不干有人干。
此时，红四军明显的分为两派，主席一派，刘、朱一派，而陈毅则属于中立派，他来自朱德阵营，但是又佩服主席的领导才干，最终大家都选他代理主席担任前委书记，而所有的争论准备留到红四军七大上由全军讨论决定。
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终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展到顶峰，朱毛在会上都受到了参会者严重的批判，当时实行的又是极端民主化，人人都可以在会上发言，什么话都可以讲，台上的领导都被下面的职级低得多人的指责，毫无威信可言，而主持大会的陈毅也只是记录和总结，并没有进行什么引导或者拍板，最后陈毅在大会报告中对毛和朱进行了批评，批判毛有四条缺点：
一. 毛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 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实际的做法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创造；
二、毛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
三、毛搞家长制，爱发火、爱教训人；
四、毛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但共产党员应该都要有发言权，说错了也可以纠正，不然怎么体现民主？
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第一、四条毛的观点并没有错，第二点也是对他的误解，可能就第三点是需要他改进一下，最后七大决议通过“对毛予以严重警告”的决定，明显毛是受到了冤枉和委屈。
本来毛也打算通过让步来弥补领导人之间的裂痕，委屈再大也就受了，但是有一件事让他无法忍受，最后七大改选前委书记，竟然是中立派陈毅当选了，毛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相当于失去了红军的军权，虽然陈毅并没有想当前委书记的意愿，但是已成事实，一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毛反而成了小他8岁的陈毅的下级，不管陈毅愿不愿意，毛对陈还是产生了严重的隔阂。
要知道毛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军也是毛呕心沥血创建的，现在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也就相当于失去了军权和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主导地位，这对于拥有雄心壮志的毛来说是他军事和政治生涯的重大打击，精神上的打击使得他的病情更加沉重了，最后他提出来开部队去闽西视察和帮助工作，同时他再次请求中央调他到苏联去学习。
毛是真的心灰意冷了，这对于一生意志坚定的他是极为罕见的，这也导致他对陈的成见很深。
然而很快，红四军发现离开了毛他们玩不转了，因为敌人的重兵围剿很快就来了，前委召开会议讨论御敌之策，没有毛在，红四军又是极端民主化思潮泛滥，又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家有千百口，却没有主事的人，各纵队领导都为本纵队说话，争论不休，结果会开了几天都没个确定的结果，最后仓促决定离开闽西根据地出击闽中。
不出意料，红四军在这次围剿中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而身处病中的毛并不会完全的坐视不管他一手创建的这支军队走向失败，还是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指导意见，最终挽救了红四军，红四军也攻下上杭，打破了三省围剿，取得了建军以来的最大胜利，兵力也发展到7000多人。
闽中出击的失利导致红四军的思想更加混乱，人心散了，许多人想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此时的前委书记朱德便决定召开红四军八大来解决思想问题，整顿部队，并且借此让毛回归红四军。
但是毛的心结并没有解开，托病没有参加会议，八大也自然是搞自下而上的民主那一套，结果会议开得一团糟，这个时候朱德和其他领导才认识到毛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确离不开毛，会议期间许多支部提议请毛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也表示支持并且亲自写信邀请毛回归。
但是毛却拒绝了，并且说陈毅要他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他办不到，他坚决反对敷衍调和、四面讨好，坚决不回红四军。
1929年10月，中央指示红四军要趁着“两广事变”之机出击东江地区，扩大东江根据地，但是当中央的指示传达到朱德手中的时候，最佳时机已经过去，红四军又按照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进行讨论，大家仍然是众说纷纭，有的赞同有的反对，结果讨论了许多天才决定出击东江，但是此时两广事变已经接近尾声，敌人又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四军，导致红四军遭到重大损失，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也牺牲了。
反观毛领导的闽西地区，发展态势却非常好，闽西根据地由三个县扩大到六个县，成立了大量基层苏维埃政权，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工农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发展到5000多人，闽西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一个是红四军出击的失败，一个是毛领导的闽西根据地的大发展，让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毛的管理理念、建军思想的正确，希望毛回归红四军已经成为红四军全军的普遍要求。
再说去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陈毅在中央待了2个月，在向中央汇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央的很多思想竟然与毛的一致，中央也肯定了毛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的建军思想，还想把这些先进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这次汇报对陈毅的思想触动非常之大，通过他详细的汇报中央不仅了解了红四军真实的情况，陈毅也深入领会了中央的要求，认识到了毛的思想的正确性。
最终中央委托陈毅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信对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建军思想等等下了定论，充分肯定了毛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旗帜鲜明的支持毛，同时又对毛的思想中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做了补充，最后要求毛应该继续担任前委书记的职务，维护了毛的领导地位。
现在证明了毛的正确，而陈毅之前在七大上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支持毛，并且还取代了毛的前委书记的职务，还给了毛警告处分，现在毛官复原职，陈毅该怎么办？中央想调他去鄂豫皖或者广西配合邓小平的工作。
但是豁达的陈毅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坚决要求回到红四军去纠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看到了毛在八大时写信要打倒“XX主义”，却并没有生气，反而赞成了这封信中的观点，承认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表示自己也要打倒“XX主义”，在随后的前委会议上陈毅毫无保留的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会后派专人将九月来信送去给毛，并未邀请毛尽快回到红四军工作，在信中他做了检讨，真诚的邀请毛回归。
这次毛终于回归了红四军，毛也承认了自己之前语言过激，不该喊要打倒“陈毅主义”，与陈毅一笑泯恩仇，毛、朱、陈又走到了团结一致的大路上。
随后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有了毛的正确思想的指导，这次的大会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毛也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后经中央肯定，成为全国红军建军的规范。
会后，陈毅向毛谈了中央可能要调自己去鄂豫皖或者广西工作，毛不假思索的说:“你哪里都不用去，就在我这里。” 可见此时两人早已恩怨尽销，毛也将陈毅看作是自己人，两人之间再也没有隔阂。
此后陈毅一直留在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毛随红军长征而陈毅留守中央苏区，两人分别一直到1944年在延安再次相见，此时毛已成为中共最高领袖，陈毅也成了威震天下的新四军军长，在分开的十年间，陈毅对以毛为首的中央的指示毫不怀疑，坚决贯彻，才使得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也脱颖而出成为新四军的最高领导，而毛也给予了陈极大的信任。
毛得到陈毅逝世消息的那一刻一定是想起了43年前他与陈毅的恩恩怨怨，才决定要出席他的追悼会，也一定是想起了陈毅大度豁达知错能改，主动宣传维护他的权威，此后几十年两人如手足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才说出了那句：陈毅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