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画的发展史上，通常将抗战时期根据地年画、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年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创作年画一并称之为“新年画”，区别于在此之前流传已久的传统民间年画，两者从题材、功能和创作者等方面形成新、旧之别。
新年画从诞生之时，就承载了“艺术为人民”的政治使命，以图像叙事展现出不同时代所赋予的精神风貌。
革命时期的新年画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理论，指出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广大艺术工作者开始深入生活，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学习。文艺工作者们在深入民间学习的同时，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当地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进行搜集、整理。
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下，民间年画因其大众性和适用性而进入美术工作者的视野，其表现形式被吸收和借鉴，并被广泛运用于革命美术创作和宣传之中，从而生成了一种新的年画图像样式。
在当时，鲁艺美术部美术研究室成立了年画研究组，专门负责收集群众意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新年画工作，在紧张活泼的学习氛围中，美术工作者创作出一批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年画作品。
△《丰衣足食》 作者：力群
《丰衣足食》是力群1944年创作的一幅套色木刻新年画。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面对日军侵略、国民党封锁以及自然灾荒造成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随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大生产运动。该作品表现的就是陕北农民家庭通过劳动生产获得大丰收的喜悦画面，是力群“向民间文艺学习”而创作的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新年画。在艺术风格上，作者一改之前注重明暗、透视的西方写实黑白木刻特点，完全采用民间年画的造型语言和表现手法，画面中的人物面带笑容，形象稚拙且多为正面造型，色彩明亮鲜艳，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该作品整体洋溢着富足常乐的生活气息和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趣味，因而受到边区群众的喜爱。
在延安，由于文化教育上存在的封建残余导致边区群众中文盲与半文盲占比极大，导致边区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阻碍。开展工农群众教育，扫除文盲，成为当务之急。1939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冬学运动，逐步提升工农的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其中“识字运动”对扫除文盲、实现全面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 《识一千字》 作者：张晓非
张晓非创作的《识一千字》反映的就是这一主题。该作品采用了民间年画的创作语言，构图充盈饱满，色彩红绿搭配、清新明快，画面中的装饰边框和儿童头戴的虎头帽都使作品带有浓郁的民间特色。画中正在教孩子识字的母亲为典型的陕北农家妇女形象，亲切自然；两个孩童则神情专注地依偎在母亲身旁学习认字。作者用返璞归真的创作手法，刻画出边区农民通过接受识字教育，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新形象。
在革命时期，还有一支参与新年画创作的劲旅——传统年画产地的民间艺人。解放战争爆发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1946年华北联大被迫从张家口转移到冀中束鹿县办学，时任美术系主任的江丰，组织教员和一些美术工作者深入到民间探讨美术教学和创作，并组织专人赴传统年画重镇武强县进行考察。不久，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共同成立了以武强年画从业人员为基础的“冀中年画研究社”。研究社的成立促成了专业美术工作者与民间年画艺人的合作，为新旧美术的结合开创了先例，开辟了学习民间美术的新途径。
1948年，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由华北大学美术工厂、冀中年画研究社和辛集新华书店印刷厂三方力量合并成立了大众美术社。这段时期专业美术工作者和武强年画艺人密切合作，前者具备优秀的创作能力，后者则深知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喜好，共同创作并印制了一批反映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学文化的优秀的新年画作品，其中包括洪波的《参军图》、冯真的《娃娃戏》、莫朴的《互助生产图》、彦涵的《开展民兵爆破运动》、金浪的《贴春联》等。
这些作品均采用传统民间年画套色水印的印制方式，画面构图和人物造型简洁鲜明，色彩对比强烈，真正做到了符合农村大众的审美情趣，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新年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年画这一艺术形式作为宣传新中国形象、提高国民政治素质的有力途径，成为人民美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并被赋予了更高的战略意义。
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新年画创作的目的和任务，要充分运用这一通俗的艺术形式宣传新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生产建设。以政令形式推行的“新年画运动”，使大量的美术工作者投身到年画的改革和创新之中，传统年画产地也积极响应，形成新年画发展的历史高潮。
随着胶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新年画在创作技法和造型语言上不再局限于木刻版画，而是囊括了国画、油画、水粉、水彩等多个画种。其后几年的新年画创作也始终秉持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求，涌现出邓澍的《保卫和平》、李琦的《农民和拖拉机》、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李可染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宣传国家的新政策、新思想和新形象。
△《送戏到村》 作者：任率英
《送戏到村》这幅作品创作于1960年。画家任率英在农村体验生活时，看到城里的剧团下乡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感而发创作了这幅作品。任率英国画功底深厚，尤擅工笔重彩人物画，其画法将传统与现代融会贯通，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活，打动人心。这幅作品描绘了将近40个人物，构图却繁而不乱，剧团演员居左，当地群众居右，通过画中人物的动态和视线将画面聚焦到戏中人物“穆桂英”与代表女性劳动模范的现实人物“穆桂英”亲切握手的中心点上，左右两侧的戏曲帅旗和劳动队旗亦形成巧妙呼应。画家生动刻画了剧团与群众之间热情互动的场景，画中人物饱含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同时作品主题亦反映了“文艺为人民”这一宗旨。
改革开放后的新年画
1982年，原文化部、美协在北京召开“全国年画工作座谈会”，会上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年画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大力发展好的，提倡革命的、爱国的、健康的年画……提倡能得到农民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现实题材年画。”该文件为改革开放后的年画创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回顾这一时期的新年画工作，可以说是充满热情的，各地、各级的年画工作者和出版组织投身其中，围绕年画的创作、发行等工作展开各种研讨、调研、教学和评奖活动，形成了新年画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1982年7月，原文化部和美协主办了全国年画工作座谈会，会议汇集了年画创作、出版、印刷、发行、教学、研究等各方面的代表100余人，与会者围绕年画推陈出新，提高年画思想、艺术质量，新时代年画特色等内容展开讨论，一致认为“年画一定要保持年画的特点，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装饰年节的审美要求，思想教育必须寓于年画的艺术性之中”。这一时期在针对年画创新问题的理论探讨上提出了“年画要姓年”的观点，形成了推陈出新要保留和发展年画特点的共识。
△《三月三》 作者：李洪修
在突出年画特点的问题上，山东地区的年画工作者在实践中形成了恰当体现自身地域特征的创作风格，在全国新年画中脱颖而出，作品在全国年画评奖中多次获奖。如臧恒望、李洪修1984年创作的新年画《三月三》，表现了四个儿童放风筝的场景，画面构图紧凑饱满，主题鲜明突出，创作手法上借鉴传统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线条和色彩，造型具有浓郁的形式感，尤其四个儿童奔跑的形象清新质朴、憨实可爱，欢乐的气氛跃然纸上，他们手中牵引的龙头蜈蚣、蝴蝶、双鱼等不同造型的风筝也尽显地方特色。这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创作方式，使作品既不乏民间年画的喜庆氛围，又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
△《女排夺魁》 作者：李慕白 金雪尘
著名海派月份牌画家李慕白、金雪尘共同创作的《女排夺魁》也是一幅耳熟能详的新年画佳作。画面塑造了一位意气风发、健美挺拔的女排姑娘，左手持球右手捧杯，胸前挂着象征荣誉的金牌，脸上绽放着坚定自信的笑容，在五星红旗和鲜花的映衬下更显飒爽英姿。两位画家发挥各自所长，李慕白绘人物，金雪尘补景，运用独特的擦笔水彩技法，以细腻的笔触成功塑造出这一“女排姑娘”的形象，成为新年画中的经典之作。该作品不仅通过图像发扬和传播了女排精神，更成为一种时代符号，传达出欣欣向荣、健康向上的时代精神。
△《湖上婚礼》 作者：单应桂
进入21世纪，新年画创作又开启新的局面，在国家层面举办的“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等活动中，一些紧随时代的新年画作品不断涌现。期待在新的时代创作过程中，新年画的创作能够展现出新的精神风貌。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作者：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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