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仇鹿鸣
图文转自 | 澎湃新闻
【写在前面】
一晃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已经十年过去了，其中的很多细节未必还能完全记起，更何况以历史作为糊口职业的我，从来都笃信回忆本身就是筛选与重构自身历史的一种手段，对此抱有天然的警惕。另一方面，我近十年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走出博士论文，当然更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老到可以谈一点“人生的经验”，而且作为古代史研究者，治学中多是与故纸堆打交道，整个过程毫无波澜，不如社会科学的同仁，研究的题目多与现实有关，也有田野的经历，有故事可讲。因此当石头兄约我谈一下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经历与思考时，尽管之前我已读过多位学者的同题作文，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想。但基于以上原因，我几乎是在应允了这一任务的同时便觉得有些“后悔”，于是一再拖延交稿的时间。最终还是勉力写完本文，其中说服自己的理由便是我经常阅读前辈或同辈学人的自述，从中获得过不少启发，或者说至少通过读这些文字，在学术道路的跋涉中感受些许“吾道不孤”。既然自己喜欢读，似乎不应该拒绝写，或因此仍有义务将自己个人化且“乏味”的经历略作记录。
仇鹿鸣
被“缩短”的学术准备期
现在想来，我入学的时候，大约正好赶上不景气仍在持续，但已开始从谷底爬升的当口。当时，复旦鼓励有志于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学生继续攻读的主要优惠政策是提前一年攻读硕士（校内俗称3+3）。这一政策最初大概是为文科基地班所设计，但平行班的学生也能参加选拔，而且由于当时的不景气，竞争并不算特别激烈。我有幸通过这一选拔，从2003年便提前进入了硕士阶段学习，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研二那年，学校不知基于何种考虑，突然改变了政策，取消原来的本硕连读（3+3），改以硕博连读取而代之，而我恰好成为最后一批本硕连读和第一批硕博连读中的一员，于是从2005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这种人为制度设计及意外造成的学制上的“缩短”，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对象。人文学科长期以来的传统是强调积累，“板凳要做十年冷”这样的话自然是人人都被耳提面命过的。就历史学而言，主要是指通过大量而扎实的史料、文献阅读来奠定今后从事专业研究的基础。我也知道直到现在，系里还有不少教授明言不希望自己的学生硕博连读，跳过硕士论文写作这一重要的训练。对我来说，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不足。客观而言，当时的课程训练并不及现在规范，因此2003年当我开始念研究生的时候，事实上还没有写过一篇正规的论文，当然也谈不上经历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过程。如果说还有长处的话，只能说是阅读面还比较广，对于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史学著作都有些涉猎，但也谈不上专门的方向。通过直研面试，选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为方向之后，则系统地阅读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的主要著作，并在韩昇老师的建议下，以每日一卷的速度，通读了一遍《通鉴》，算是做了一些准备。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以魏晋隋唐史作为方向，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古史的资料量比较适中，基本可以自己购置齐全，不需要特别仰赖图书馆和档案馆。我当时已有较为明确的自我认知，自己虽然对专业研究抱有兴趣，但远谈不上勤奋，特别是对披沙拣金的工作方式心怀抗拒，即对抱着寻找某一类史料的目的，大规模地翻检方志、档案等原始文献的工作始终提不起兴趣，更愿意享受读书本身的乐趣，认为史料是读出来而非找出来的。加上之前在课堂上已听闻不少老师对图书馆、档案馆的种种控诉，尽管我当时对近代史也很有兴趣，甚至在念博士之后，阅读的近代史学术论著的数量不比自己的专业领域少，但一想到要处理庞大的资料，加上自觉没有在“非制度层面”与人打交道的天赋，便立刻断了从事中国史下半段研究的念想。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对自己之前所受训练的不足也有所觉察，比较快就和韩昇老师商定了硕士的方向。根据自己当时的能力，我提出希望能做一个士族或藩镇的个案研究，主要是考虑到个案研究史料范围比较可控，便于初学入门，由于同一级的张达志在本科时就确定以藩镇为研究方向，韩老师建议我选一个士族个案，并提议可以尝试研究一下渤海高氏。以此为契机，我在研一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南北朝各史，尤其是北朝四史，并配合读了一些清人及近代学者的考证文字。之前读《通鉴》和这次读南北朝各史，不带有找题目或写论文的目的，对我而言是一段至今都感到怀念的从容读书的时光，虽然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收获，或许主要帮助自己建立对这一时代的“现场感”。
选择挑战重要的问题
陈寅恪
应该说这个选题比较符合我个人对博士论文的期待，题目足够重要，材料却不那么多，容易把握，在时间上也比较从容，关键就看能否在前人已有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翻出新意。那个时候刚读完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对其中一段很有印象，大意是说何炳棣的学长林家翘告诫他，清华出身的人，“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我当时的状况是读书不少，可以说眼界已经有些高，好处是不愿意做平庸的研究，安安稳稳地求得毕业，缺点当然是比较浮躁，对于史料上下的功夫还不够，眼高于手。不过当时对此还没有太明确的意识，只是觉得何先生的这段话很贴合我的心气。
何炳棣
不太顺利的开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力的警醒，在正式写作博士论文之前，我做了两项准备工作，都是围绕着写作展开的，一个是完善了司马氏篡魏过程研究的那篇旧稿，等于为博士论文写作进行了一次可行性实验。另一个则是将之前写的渤海高氏初稿中较有心得的关于世系辨伪的部分，单独抽了出来，并增补了唐代的高姓墓志材料后，形成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论文。幸运地的是，这两篇文章先后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被录用发表，前一篇发表于《复旦学报》，后一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特别要感谢《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老师们及刊物坚持的匿名审稿机制，不仅是让一个无名小卒的文章能够有机会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提供的审稿意见，是我当时收到过最详尽的反馈，并要求我提供一份修改说明，对外审的意见哪些接受，哪些不接受，逐条举出理由，这一往复的过程对我反思自己写作中的不足大有裨益。
这些准备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通过两篇较长单篇论文的写作及反复修改，真正弥补了硕士论文训练的缺环。因此当2007年暑期正式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尽管起初仍心怀忐忑，因此选择较早动手，万一需要大的修改，也可留有余裕。但整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以一个月写一章的速度，到08年初便已完成了初稿，利用寒假中仔细修改一遍，并写作了结论部分后便提交了预答辩。
如果要回顾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得失，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写作方法无疑是个人化的选择，并无法度可循，更无高下之别。我养成的习惯是在写作前仅给自己提供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想法，而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地重读史料、重新检讨前人的论著，进而细化、修正、有时候甚至反转之前那个粗线条的想法，这样做的好处是脑海中没有太强的成见，在不断辨析史料的过程中，从细节考证出发，汇聚为成型的文字。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不少问题，如对高平陵之变过程的考证、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的讨论，其实在写作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并扩展成论文中专门的章节。这种方法的缺点当然是比较随意，例如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本来计划只是一节，或许开始写的时候，有些担心篇幅不够，写的比较多，于是被扩展成了一章。其实我开题时递交的题目是《西晋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正是由于写作中的随性，把原定的第一章扩展为两章，导致写到司马炎去世时，整体篇幅已经足够，自己也感到有些疲倦，于是就干脆变换了一下题目，形成了现在的模样。当然这种改变，也有一个客观原因。众所周知，博士论文虽然仍名为论文，实际上是在写作一本专著，对于一本史学专著而言，需要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或在议题上具有相关性，但中古史的困难之一便是或许还能找到不少足以写出精彩论文的空白点，但要找到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或者同一组有内在关联的议题，同时又是前人未充分讨论过的，进而形成一部专著，而非论文集，则相当不易。我当时对洛阳被攻破后，北方各个仍以晋为正统的小政权，已搜集了一些材料，也形成了一些想法。但问题在于从西晋前期过渡到西晋后期，无法绕过的重要事件是八王之乱，这一问题前人研究很多，我对此似乎也提不出什么新见，这也是最终放弃写下去的一个原因。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围绕着这些问题，完成几篇论文，以弥补遗憾。
从“读者”到“作者”
《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