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石友信召集军官开会，要替哥哥石友三报仇，讨伐高树勋。正当石友信气势汹汹的讲话时，一个军官走来，对着他脑袋就是一枪。
在出身西北军的将领中，石友三是名声最差的那一个，他因为反复无常，像走马灯一样换主子，而被称为“多姓家奴”。
1931年7月，石友三在东北军、蒋军、晋军的夹击之下大败，开始了四处逃难的日子。
辗转多地之后，石友三终于在天津租界落下了脚跟。在日本特务的支持下，他利用影响力，广招旧部，没有多久又凑齐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
生逢乱世，石友三深谙“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因此1935年，在老上司宋哲元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石友三二话不说前去投奔。
即使手底下的人磨破了嘴皮子进谏反对，可是宋哲元还是念在旧情，收留了石友三，并让其担任冀北保安司令这一要职。
不过，心野惯了的石友三，怎么肯长期仰人鼻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找机会带领部队南下，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名义，想着趁机脱离宋哲元的节制。
对分化杂牌军颇有一套的蒋介石，怎么肯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笔一挥，将石友三的181师进行人员和编制的扩充，并将181师和新6师合编为69军，以石友三为军长，新6师师长高树勋兼任副军长。
本来高树勋对这个安排也很满意，有什么比给自己的拜把子兄长（石友三生于1891年，高树勋生于1898年）当副手更顺手的呢？可是他渐渐地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对于石友三来说，蒋介石的这个安排简直就是“及时雨”。一者他借此脱离了宋哲元，二者他和高树勋之前多次共事，是拜把子兄弟，三者他的实力成倍增长，成为威震一方的大诸侯。
石友三自恃发展壮大、羽翼丰满了，更加飞扬跋扈、口大气粗，对下级颐指气使，始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对于副军长，自己的拜把子兄弟高树勋，石友三也同样如此，有好几次当着其他人的面让高下不了台，这让后者非常不快。
1939年底，石友三升任39集团军总司令，辖69军（石友三兼任军长）、新八军（高树勋任军长）。肥水不流外人田，石友三将自己的弟弟石友信提拔为师长。这也令高树勋非常不满。
对于高树勋来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他是明白的，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是后来石友三的所作所为，彻底突破了他的底线和红线。
蒋介石为了抗日，提拔重用的石友三。后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玩起了在多只鸡蛋上跳舞，借以保存实力那一套，竟然和驻地日本鬼子的最高长官土肥原贤二打的火热。
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土肥原贤二派出得力干将，对石友三进行策反拉拢，后者很快便沦陷了，与日本鬼子达成了“合作”的初步协议。
石友三与土肥原贤二勾勾搭搭的事情，尽管做得很机密，可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高树勋身为副军长，眼线众多，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心底深处与石友三彻底划清了界限。
除了高树勋之外，还有一双眼睛也死死盯着石友三，他就是黄埔四期的臧伯风，蒋介石派到石友三旁边的自己人。
很快，臧伯风与高树勋搭上了线。说起石友三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两人扯开了嗓子痛骂，俨然找到了真心知己。
高树勋向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反映了石友三的问题，卫立煌一方面让高加紧监视，一方面向重庆一五一十做了汇报。
蒋介石早就得到了臧伯信儿，这下做实了石友三的叛国投敌，很快对其“制裁”的命令下来了。
高树勋与臧伯风密谋，要用最小的代价处决石友三。新八军肯定没有问题，关键是石友三兼任军长的69军。
不过很快高树勋与臧伯风的担忧消失了，毕广垣(石部总参议）、王清翰（69军副军长）等人早就对石友三卖国的行为极度不满，他们亲自找了过来，主动要求“除掉石友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高树勋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西北军元老孙良诚，让其主持调解自己与石友三的关系，骗后者来到了新八军军部。
杀伐决断的高树勋没有给石友三任何机会，石友三一来到立即被逮捕。
高树勋、臧伯风、毕广垣、王清翰等人同时参加了行动，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边。活埋人，正是石友三生前最喜欢做的事情。这么做，也算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了。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听到哥哥惨死消息的石友信哪里咽的下这口气，他召集亲信军官，开会商讨讨伐高树勋的事情，发誓报仇雪恨。
长期以来，石友三对下级非常残暴，又传出其要投敌的消息，下属必欲除之而后快，心中对石友信的决定非常不满。
正在石友信高谈阔论的时候，毕广垣的副官拔出手枪，一枪爆头。石友信倒在了血泊之中，报仇的计划也因此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