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记得初中历史老师讲尼克松访华，侃侃而谈，周总理亲自接机，毛主席抱病接见，尼克松逛故宫，览长城，谒十三陵，泛舟西湖，宴会上豪饮年份茅台。
我们为表诚意，答应送一对大熊猫到美利坚，尼克松老婆闻罢，笑得像春天的花儿一样。
最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当时想，既然双方你侬我侬，干脆把友谊再升华一波，当场建交算了，为何要拖到1979年?
后来我才知道，1972-1979年中美双方在谈判桌上从未停止过博弈，至少有十几轮交手，虽然教科书和报纸没有呈现，尼克松索要1.96亿美元赔偿款就是谈判议题之一。
可尼克松突然狮子大开口，是不是忒莫名其妙？红色中国什么时候欠美帝的钱？欲弄清来龙去脉，还要从朝鲜战争说起。
朝鲜战争爆发半年后，中美的经济战随之开打。
美国人率先出手，1950年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冻结中国在美一切资产。
中国随即反制，十二天后，周恩来批准冻结美国在华资产，同时，中国积极抢运被冻资产以减少损失，美国那边被冻了资产的个人和机构也没闲着，迅速向美国政府提起对中国的索赔诉讼。
1954年，美国政府成立一个下辖于司法部的国外赔偿清算委员会，专门负责清算美国人在海外被扣押冻结的资产。
到了1966年，美国人开始统计美在华被充公的资产，最后认定381项私人索赔，总价值约1.96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他们顺带把自己扣押的中国资产也算了一遍，不过统计得很粗糙，大概8000万美元，但从1950年起，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紧急取出了部分资产，包括一笔从第三国银行取出的1700万美元存款，美国能直接控制的只有4000万美元。
万事皆有因，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美国借关系改善的东风，立即通过驻法大使馆向中国提起1.96亿美元索赔，天价索赔就是这么来的。
02
美方向中方提交私人索赔清单后，中方成立由外交部牵头的中美资产清查小组，但核查了大部分信息后就因文革的狂飙突进不了了之。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跑了两趟。
第一次是1973年2月，基辛格与周恩来磋商出一个基本方案：中方同意委托美国政府使用被冻结的中国资产来赔付美国的索赔者，并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美国公民的私人求偿问题”。
简而言之，你不是要我们中国赔钱吗？那这样吧，你扣押的资产我们也不要了，抵给你做赔偿款用吧。
有些人觉得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太赚了，人家要近2个亿，我们就给几千万了事，这么想的人大概不清楚，凡是涉及政权更迭的资产赔偿几乎没有百分百兑付的，况且很多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索赔与拒赔都是各执一词。
大的方向锚定了，一些细节也谈妥了，用中方被冻结的资产与美方索赔简单相抵，不过双方也暴露出一些分歧，为基辛格二次访华埋下伏笔。
同年11月，基辛格以国务卿身份再度访华，围绕三点分歧与中方展开磋商：
①资产解决协议中描述中国被冻资产的术语问题；
②前朝”债券引发的债务问题；
③第三国银行已归还中国的钱款问题，就是那1700万美元。
第一个问题看起来不算什么大事，不就是抠字眼吗?可常言道“外交无小事”，有一个名词没表述对，都是不尊重对方主权、伤害人民感情的体现。
美方在协议里声称，被冻结的中国资产的主体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外，还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定国民或特别指定国民”。
“指定国民”一词是朝鲜战争后美国财政部对中国资产实施冻结时使用的表述，指的是中方控制的香港公司或其他海外企业和个人。
中方认为“指定国民”一词是美国在敌视中国时使用的表述，因此坚决予以反对，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表述。
基辛格对周总理说，自己会谈前两天才知道这件事，等回国后找律师商量，这事解决起来不难。
第二件事绝对没有协商的余地。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定下外交三大方针：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旧政府与各国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不承认旧政府与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大清政府欠你美国人的钱，你去找大清政府；蒋介石政府欠你美国人的钱，你去找蒋介石。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暴露出丑恶的双标嘴脸，他们一方面声称美国不会在法律层面公开支持任何与债务债券有关的赔偿要求，另一方面表态说这些债券持有人仍然有权提出赔偿要求。
面对美方似是而非的逻辑，周总理直截了当地点出问题的核心：这些美国人向谁索赔才是关键，债券是由蒋介石政府或清政府发行的，而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基辛格讪讪一笑，略带调侃地说，由于美国尚不承认新中国，这些人只能向台湾当局提起诉讼。
第三个问题才是重头戏，是中美资产索赔问题中最辛辣的部分。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以美元为国际结算货币，并将拥有的部分美元存入了15家外国银行。
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外国银行必须就存入其纽约分行的钱款向美国政府进行登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一声令下就给全部冻结了，自1954年后，我国陆续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敦促他们归还中国被冻存款，也就是前面说到的1700万美元。
中方提出将“属于第三国银行的冻结资产”排除在协议之外，基辛格当场拒绝，如果不在内，对美国公民赔偿要求的支付比例将从40%左右降至22%左右，国会肯定不批。
基辛格强调这个问题必须由他本人与周商榷，忽然画风一转，他又说钱不钱的不重要，而是以此向国际社会传达信号，双方关系取得巨大进步。
在这个问题上，中方显示出极大的诚意，周总理说愿意把1700万美元返还给美国，但是不要通过原来的银行，毕竟这些银行当初出于善意把钱还给中国，现在再要求它们把钱还给美国太不地道了。
基辛格顺坡下驴，表示可以直接把这笔钱还给美国政府，国会也不会就这笔钱单独审议。
一个月后，美国驻华联络处一把手布鲁斯向中国提交美国解决资产协议问题方案：
不再讨论1949年以前的债券债务问题；
美方接受中方提出的将第三国银行已归还中国的1700万美元直接返还给美国政府的意见；
再次，“指定国民”这一中国认为冒犯的表述将从换函中删除，但需在换函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进行定义，以使协议符合美国法律体系的要求。
就当所有人以为问题即将解决之时，中国在6个月后才作出回应，明确表示拒绝美方方案。
这是什么原因呢?
03
原来，1973年11月21日到12月初，政治局会议斥责周恩来对基辛格的会谈，称其为投降主义，之后，周恩来又不断受到江青等人的批评与打压，只差一步就大功告成的资产索赔方案随之流产。
紧接着，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仅仅做了7个多月副总统的福特顺位继承为总统（关于这段小插曲，感兴趣读者可以点击本文下方链接）
基辛格以福特政府国务卿身份再度访华，这次与他会谈的是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邓小平说“这一问题是一个100年不解决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同时批评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官员，说他在谈判桌上片面强调美国法律，“美国的法律不能管中国”邓小平强硬地说。
1975年11月，福特访华，基辛格建议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认真讨论中美的资产要求问题，福特不仅没有谈这个问题，且在中美建交问题上态度强硬，毛主席幽默地批评他“净放空炮”。
两年后，“木匠总统”卡特上台（因其退休后痴迷木工活，故得此号）他没有新官不理旧账，而是继续想法子搞回这笔钱。
由于之前的官方谈判已经中断，卡特只好派出与中国往来密切的银行家、商人等民间人士试探中国政府关于中美资产索赔问题的态度。
1977年1月，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洛克菲勒会见外交部长黄华时，提出解决资产索赔的提议，黄华很干脆亮明态度：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的责任在美方。
尽管热恋贴了冷屁股，但美方感到些许欣慰，这说明中方态度开始软化，不再像以前一样明确表态拒绝协商。
不久，卡特在白宫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黄镇表示如果两国达成一个一揽子解决协议，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很快，中方同意让美国在华资产与中国在美资产相互抵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基本符合1973年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成果，但是有一条，中方已经从第三国银行取出的1700万美元不包括在内。
到这一步，中美资产解决的方向明朗了，但前景又退回到1973年双方高层谈判前的状态。
我们看看卡特接下来又会打出哪张牌？
在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后，卡特陷入了两难局面，毕竟少了1700万美元，达不到40%左右的赔偿比例，国会那帮人肯定不会接受，而中方也没有增加赔偿款的意思。
时值中美建交在即，要不以此作为建交条件向中方施压，继续和中国人谈判？或者搁置争议先建交，等关系趋暖后再寻求突破口。
这时，卡特的幕僚提醒卡特千万不要把资产索赔和中美建交捆绑在一起，否则会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造成重大影响。
卡特听从他们的忠告，推迟与中国关于资产索赔的接触，先完成中美建交，同时继续派出工商界等半官方人士试探中方是否有意增加赔偿款。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9日，邓公访美。
在邓公访美前，卡特政府内部又在研究如何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与中方达成一个基本解决方案，必要时，卡特可以要求邓公亲自介入资产索赔问题的解决，从而使谈判更加顺利。
卡特与邓公的第三场会谈就是讨论最惠国待遇和资产索赔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指当A国给予B国的优惠超过其他国家时，其他国家自动享受这些优惠，当A国的优惠转给其他国家时，其他国家享受的标准，必须与B国相同。
美国国务卿万斯猜测邓公对最惠国待遇问题兴趣极大，他建议卡特把资产索赔当作最惠国待遇的前提条件一起谈，告诉邓小平现阶段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很困难，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私人索赔者对中国的诉讼导致中国抵美的货物遭到美国法院扣押，中美贸易很难正常开展，美国债券持有人还可能会通过向国会施压以干扰最惠国待遇立法。
说实话，美方这么干的根本动机还是想迫使中方多增加一些赔偿款。
但是他们低估邓小平了。
邓公的一大优势就是总能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捕捉到最关键环节、最核心矛盾，常常“四两拨千斤”解决棘手之难。
邓公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建议：把美国索赔的金额看作是一个无息贷款，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还清，或者加上一些象征性的利息，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可以让其他人去协商。
卡特听罢，略作思考，欣然应允。
1979年2月，布卢门撒尔与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就具体细节磋商，却各打各的算盘，都想以己方的意见为标准，就在谈判僵持许久未有进展时，张劲夫根据邓公的表态，想出一个具体方案：美国政府先解除对中国资产的冻结，中国回收资产，同时中方给美国8050万美元作为对美国私人索赔者的赔偿金。但是这个钱不是一次性兑付，而是1979年10月1日先付3000万美元，再从1980年的10月1日开始，分五年，每年付1010万美元给美国。
8050万大约占到最初美方赔偿1.96亿的大约41%，符合美国国会的要求，给足他们面子。
这个办法对中国来说也是重大利好，恰逢中国刚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外汇收入随着对外贸易额急剧增长而大幅增加，对中国来说，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六年里分期付款，其压力远远小于1979年一次性给付。
方案两全其美，两方皆大欢喜，很快签订中美资产索赔协议〈草案〉。5月份，美国政府派出商务部长与中国正式签署包括资产索赔协议在内的最惠国待遇、贸易协议等一系列文件。
至此，横亘在中美关系间的一颗顽石历经30年波折终于被扫除。
回首这场赔偿拉锯战，你会发现美国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精神非常强，认准了的实际利益绝不放手，数目字管理又做得出色，算账永远比对方算得快且清楚，做起事来还特喜欢玩双标，一心想“站着把钱挣了”，不得不承认，和美国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很吃力，不过，有一句话讲得好“你的对手让你更强大”，我们也庆幸有美国这样的对手。
他像幽灵一样震怖你，让你时刻保持危机感和紧迫感；
像飓风一样威胁着你，牵引你不断提升防御能力；
像牛逼同行一样超越你，倒逼你自觉找补差距。
今年恰逢中美关系正常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从破冰到行稳再到致远，期间不知经历多少类似资产索赔问题这般的博弈、妥协与合作，资产索赔问题的成功解决昭示两国后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败。
比拜登还牛！这位美国政坛锦鲤，不靠一张选票做上副总统和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