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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俄、德、法成为远东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因素，俄国的分量尤其大为增加，由此激起一系列的新矛盾。
1、朝鲜日俄两国势力的消长
日本因被迫退出辽东半岛而引为恨事，对俄的怨愤刻骨铭心，必欲报仇雪耻；它的所谓“战后经营”的中心是大规模扩充陆海军，其假想敌就是俄国。
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而发生了尖锐的对抗。原来日本在挑起甲午战争时，已在朝鲜树立了全面的优势，但那是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通过对朝鲜政府的强制而实现的，因而引起朝鲜举国上下的不满；随着日本屈服于俄、德、法三国的压力，它在朝鲜统治者跟中的威信发生动摇，朝鲜统治者中倾向于俄国的势力暗中活动起来。
在此情况下，日本想稳定朝鲜政局，于1895年6月4日通过阁议，决定“将来对韩（朝鲜）政略，应采取尽量不加干涉、而使其自立之方针”。但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7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王妃闵氏一派在俄国公使韦贝支持下掌握朝政，排除亲日势力。
10月，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杀死闵妃，亲日势力掌权。1896年2月，朝鲜国王逃入俄国公使馆，下令铲除亲日派官员。从这时起，在差不多整整一年（到1897年2月)的时间里，身居俄国公使馆内“执政”的朝鲜国王及其政府实际上不过是俄国侵略者手中的玩物。俄国在朝鲜势力的增长也就是日本势力的下降，双方经过谈判，1896年5月14日日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韦贝签订了一项备忘录，俄国在朝取得和日本同等的驻军权。
6月9日，日本赴俄特使山县有朋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签订议定书，俄国进一步取得和日本同等的对朝鲜经济、财政、军事等的干预权，而仍保留了政治上的优势。同时，俄国还通过与朝鲜签订秘密协定而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日本在朝鲜仍保有经济方面的优势。朝鲜与我国东三省山水相连，日本虽已被迫在军事上退出辽南地区，但它在那里发展势力的野心并未放弃(1897年6月在牛庄设立领事)，它要卷土重来，俄国就是它的潜在敌手；两国在朝鲜的冲突，迟早要波及我国东三省境内，那是不可避免的。
在中国，甲午战争一结束，俄、德、法纷纷就干涉还辽向清政府表功，索取报酬。清统治者受日本战败之辱，在俄国的诱惑下，走上了“联俄制日”的道路。
2、俄、德、日、英对中国的争夺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在防止“日后别国（实际上指日本）再有侵占亚洲大地之事”的名义下，秘密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通称为“中俄密约”），俄国以将来便于转运“御敌”之兵等等为借口，轻易地从清政府取得在黑龙江、吉林两省“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之权（这就是后来的中东铁路，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并取得平时“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的权利。俄国就这样得到了插足我国东三省的极大便利。
从1897年起，随着筑路工程的开展，它的势力也就在这里一天天发展起来。这个事实同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积蓄已久的野心发生尖锐的冲突，日本对俄国的敌视进一步增长。
就在这时，由德国帝国主义带头，欧洲列强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分占领土、划定势力范围及攘取利权的争夺战；日本政府因势乘便，纵横捭阖，为自己参与劫掠清除道路。
1897年11月，德国利用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事件，出兵强占胶州湾，由此拉开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战的帷幕，日本对德有参加干涉还辽的旧恨，立即敏锐地做出反应，各军港要塞纷纷动了起来，议会“日夜聚议，大有攘臂出头之势”。
德国为清除日本可能的掣肘，当即向日本表示彼此“不存在任何利害冲突”，1895年的事已成过去，它不再反对“日本立足于中国大陆上任何地方”。这等于鼓励日本向中国大陆进取。
12月，俄国军舰开入旅顺口，造成进占旅顺、大连之势。俄国迫使日本退出这个地方刚刚两年，自己就来下手，自然激起日本强烈的情绪，日本舰队集结对马岛。英舰采取与俄舰对峙姿态。
俄国为防止英日结合，决定以在朝鲜对日让步，换取日本在旅大问题上沉默。当时日本的首要目标是朝鲜，所以也甘愿同俄图做一笔“满韩”（我国东三省与朝鲜）交换的政治生意。1898年4月，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向俄国驻日公使罗森表示日本可以默认俄国租借旅大。俄日双方签订议定书，俄国承诺不妨碍日韩间工商业关系之发展。由此俄国正式承认日本在朝鲜经济发展上有特殊利益，日本在朝经济优势愈益显著，对朝鲜的政治影响也恢复了与俄国的对等地位。从这时起，日俄侵略朝鲜和侵略我国东北就日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了。
英国为同强据旅大的俄国相抗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威海卫。
由于该地还处在日军占领之下，英国不得不事先取得日本的支持。
这就给了日本又一个好机会。1898年4月初，日本政府同英国驻日公使取得谅解，日本同意英国的要求，而将来如果它认为需要“采取类似措施”时，“可以指望英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5月7日清政府付清了甲午战争的全部赔款，日本照约将威海卫交还中国，而实际上一转手间被英国租借了去。
3、日本对福建的觊觎
日本在同德、俄、英各国就侵夺中国的条件进行交易时，一方面也在寻找侵夺的目标和时机。它很快就选定了福建省，这是它侵占台湾之后的必然发展。
还在1896年7月，台湾总督桂太郎在给日本政府的一份意见书中就已提出：
“清国一朝有事，强国将竞相割据其领土以达多年之欲望。当斯时也，苟欲乘风云之变而伸张国势，则事先必有所准备，即将南清福建一带之地归我所有是也。”
又说：
“凭借台湾之地利而扶植我之势力于南清，此非推不难，亦乃地势使之然也。”
一年半之后，果然到了中国“有事”的时候，因而也就是日本可“乘风云之变而伸张国势”的时候。日本已得到德国不反对其向中国大陆“任何地方”发展的默契；它还注意到，在1898年二、三月间当英、法分别提出划长江流域各省及毗邻越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时，都丝毫没有涉及台湾附近的福建省，这显然是有意留给它的。
它看准了这个形势，便断然采取行动，4月22日，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总理衙门面递照会，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
他在同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李鸿章等谈话中说：
从远东形势来看，从维持亚洲均势、从日本的条约权利以及从人情等各方面来说，日本都可以要求在中国大陆上占有一个重要港口，但它并未这样做，而仅从自卫的立场以及保全清国的立场要求福建不割让，日本政府的“善意友好”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如果贵大臣等不体察此意，而加以坚决拒绝，那末“将来由此而发生的事态变化，应由贵大臣等自负其责”。
又说：
日本政府已情至义尽，如果中国政府对于尊重友情并出以温和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绝，对于用其他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容忍，那么日本政府恐将“认真考虑其应付手段”。
这种花言巧语加露骨的威胁马上发生效果，两天后(4月24日)清政府覆照：
“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也。”
由此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插足福建，一条由日本本土经琉球、台湾而达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侵略道路便建立了起来，这形成了日本侵华的南翼，日本政府得到清政府关于福建省“不割让”的保证后，马上决定以铁路利权加以“补充”。
5月17日矢野向总理衙门提出：
倘中国决定将福建省内的铁路利权让与任何外国政府或个人，或寻求外国的帮助在该省修筑铁路，则应将所有此种利权只让与日本及日本人，只应向日本及日本人寻求帮助。他施加压力，要清政府就此给予书面承诺，但遭到总理衙门的坚决拒绝。
4、对华亲近背后的图谋
矢野将这个“补充要求”提交中国之前，于4月29日向日本外务大臣提了一个倡议，他说：
“为了防止因提出新要求而伤害中国对日本的感情，为了表示日本真正关怀中国将来的繁荣与独立，我大胆提议向中国提出以下建议：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这会使日本破费一些钱，但毫无疑问将来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希望您能授权我将此一建议与补充要求同时提出。在前此执行不割让的要求时，很幸运没有伤害中国对日本的感情，看来我们很有必要保持中国的好感。”
接着，他果然向清政府提出：日本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因知中国“需才孔亟”，倘中国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日本愿支付费用，约以200人为限。清朝政府响应了这个建议，并很快就此采取了行动。
在此以前，清政府从1896年已开始选送少数青年到日本留学，日本一些来华访问的官员已在不断向各地有势力的督抚宣扬派学生赴日的好处；但此事成为日本政府与清政府间直接讨论的题目，则是由矢野开其端的。随后日本政府更答应将其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以便中国学生易于就学。这一切都促进了清政府去发展日本留学事业。
矢野的这个倡议表明了两点：
一、日本在毫不留情地侵夺中国利权时，又在小心翼翼不伤害中国的感情，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的命运表示关怀，来谋求中国的好感；
二、日本开始以国家的名义争取中国留学生，并以此与中国增进“友谊”。
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关系的另一面。甲午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朝野上下对日本的感情，这给俄国造成了在华扩充势力的机会，而对日本进一步在中国发展以及在远东活动都不利；日本不能不感到这一点，并想加以改变。
但在《马关条约》体系的建立未完成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签字、生效，《马关条约》体系完成了，日本可以修复对华关系了。一年后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事，接着俄舰开进旅顺口，法、英各国也跃跃欲试，欧洲列强的利爪一齐伸向中国，中国陷于被瓜分的边缘，这时日本借以缓和、消除中国的恶感和敌意的时机就更成熟了。
它打出中日“同文同种”的招牌，一连串的“友好亲善”姿态向着清政府的当权者、特别是它的实力派、以及社会上有影响之士相继展现出来：
1897年11月日本举行军事演习，事先邀请中国派员前往观看。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派补用副将王得胜等前往，日政府派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亲到长崎迎候，陪至福冈，一路招待“备极周至”；阅操之日，更随时随处派军官“导引款洽，较接待他国之人倍加优厚”，整个过程中王得胜等都受到“有逾常格”的待遇；同年12月，日本参谋本部的大佐神尾光臣及大尉字都宫太郎等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游说，转达其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之意：前此中日打仗“彼此俱误”，现在“西洋白人日强”，中国、日本日危，中日“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又自称“实系奉其内旨而来，密商联交之事”。
他们送了日本地图及政治书籍给张之洞，劝他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各种学堂”，日本“必优待切教”；1898年初神尾在汉口会见了激进的维新派谭嗣同，对谭说，中日“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没有想到甲午一战，“遂成仇衅”，中国弄得“不可收拾”，从那时起，“启各国心，危如朝露，每一回首，悔根何极。然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
他邀谭访日，“谋定后动”，还说“凡振兴诸端，皆能相助为理”，等等；同年9月，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
当时正值戊戌变法高潮中，许多维新派人士把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而伊藤是明治维新的功臣，所以他的来到很受欢迎。
有人向光绪皇帝上奏折说：
“闻其自言：‘因中国大皇帝欲行新政，而臣下不能承宣德意，故来有所襄助。’其将行时，日皇召之入宫，密议数日。然则彼之来也，修忠告之道，立合从之局，无限光誉，在此一行。”光绪帝主动召见之。
他9月14日到京后，最先与总理衙门各大臣会晤，谈到变法用人等事；20日光绪皇帝果然召见，请他再向总理衙门大臣介绍变法的经验，“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他欣然同意。
但总理衙门大臣多是守旧派，再次会晤时并不问及政务；而且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变法夭折。伊藤的活动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此事在朝廷内外都引起广泛的重视，同年日本又邀请清政府派人观看其军事演习。
署理直隶总督袁世凯派候补道那晋等前往，南洋、湖北、浙江等也派了人。10月初那晋等在日本陆军少佐青木宣纯陪同下由津起程，到神户，去东京，最后至大阪，历时一个多月，日方“随地随时皆派员陪侍，指陈寻引，备极款洽”，“接待殷勤，有逾常格”。
5、渗透、利诱的背后
与日本军政界积极拉拢中国同时，其文教界也展开了同样的活动，最活跃的是东亚同文会。
该会是日本的东亚会和同文会（都成立于1897年)于1898年11月合并而成的，其成员包括日本国各界以及旅华日侨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宗旨书写道：
“日、中、韩三国之交往已久，文化相通，风教相同，情同唇齿，玉帛往来，自古不渝”，“与彼环宇列强之朝婚夕寇、互相攘夺者”不可同日而语；不意甲午一战，“兄弟阋墙，而列国遂乘间蹈暇，时局日艰”；“忘愆弃咎，共防外侮”，已成“今日之急图”；因此，“三国之士大夫”应“相交以诚，修明大道，扶上（三国政府）律下（三国之商民)”，“共同戮力”，以求“同底于强盛”。
说穿了，它的宗旨就是笼络中朝两国的士大夫，使之忘掉日本的侵略，而去与日本“固邦交”、“敦邻谊”。它的四条纲领是“保全中国”，“协助中国及朝鲜之改革”，“研究中国及朝鲜之时事，以期实行”，以及“唤起日本国内舆论”。
一句话，无非是扩大日本在中国、朝鲜的影响。该会成立之后，就大力向中国发展，在北京、上海、汉口、福州、广州各地建立支部，它的成员在一些地方办报纸、设同文书院，以各种非政府的文化活动的形式配合并补充了日本官方对华政策执行。在东亚同文会之前，1898年春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联络中国一些具有改良主义及维新思想的人士在上海成立亚细亚协会，以“联结同洲，开通民智，研究学术”为宗旨；这个协会与东亚同文会具有同样的性质。
矢野的邀请中国派遣留学生之议，就是在日本朝野各方面向中国大搞“友好亲善”活动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而且成为这种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叫法正好适应了许多中国人想了解日本、效法日本、到日本去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的潮流，所以当时就赢得了一些中国人的好感，并为通过教育、培养中国的年轻一代去争取将来对日本“产生良好的效果”打下了初基。
日本由于当时谨慎从事，尽可能不伤害中国的感情，所以在要求福建省的铁路利权被拒绝后，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转而在其他方面加强活动：
它处心积虑要控制从福州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报，1898年12月7日其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与电报督办盛宣怀签订合同，日本以10万英镑把这条电线买了去；随后小田切又就购买铁矿石的问题向盛宣怀（汉阳铁政局督办)进行了试探，经谈判，次年(1899年)4月7日双方签订合同，规定：汉阳铁厂须向日本制铁所出售大冶矿石，每年不得少于5万吨；盛宣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及织布局经该制铁所之手购买日本煤，每年不少于三四万吨；汉阳铁厂“除自用外，所余矿石应尽先供给制铁所”，每年不少于5万吨；日本制铁所“委派委员二三名驻石灰窑、铁山二处，以便监督”；合同期限15年，“如双方无异议，得再延期十五年”。
这个合同保证了日本正在兴建的八幡制铁所的矿石供应（从1900年7月起，大冶铁矿石开始向日本输送)，并使日本开始插手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在福州、厦门相继建立起专管租界，这对于它充实在福建省的势力具有重要作用。1900年1月，台湾银行在厦门设立分行。
不久，日本重新把夺取铁路权的问题提上日程，其目标且已不限于福建一省，而是由福建扩充到江西、浙江、以至湖北，并由路权连带而及于矿权。1900年6月5日，日驻华公使西德二郎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允许日本人与中国商民设合股公司，修筑一条由厦门起经福州、邵武、江西抚州、南昌至汉口的干路和由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由南昌经浙江衢州至杭州两条支路，沿路三十里以内的煤矿等都交该公司开采。13日总理衙门覆照拒绝，这时义和团的活动正进入高潮，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正酝酿干预、镇压，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正在变化，路矿利权问题又被搁置下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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