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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傅作义之女傅冬菊为北平解放曾立下一功，使得北平可以和平解放。
那么，傅冬菊是怎么推进北平解放这一事宜的呢？建国之后的她又担任什么职位了呢？
1949年2月3日，对于北平城可是一个大日子。
这天，街道锣鼓喧天，站满了前来迎接解放军的人们，他们欢声笑语不断，因为这一天就是北平解放的大日子。
而且北平的解放没有所谓的刀枪火炮，更没有人员的伤亡。
要问为何可以如此不费一兵一枪的解放北平，那有两个人肯定是绕不过的，那就是傅作义以及他的女儿傅冬菊。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一位军官，但是他却不像其他大部分军官每天沉迷于享乐，在日军侵略期间，不少国民党的官员都秉持着消极抵抗的想法，可傅作义却是其中的一个例外。
他一贯主张的便是积极抗日，口号为：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在1933年之时，日军向长城发起了进攻，傅作义率领着部分奋起反抗，狙击日寇的一个师团。
当时，傅作义带着部队激战了数日，死伤惨重，坚持到了战役的最后一刻。
所以，在抗日上，傅作义与我党的目的一致，一直采取的就是友好合作的态度。
1936年，日寇在华北集结了众多兵力，还有蒙古联系紧密，目的是想让我国与苏联断开联系，在这危急的时刻，我党也积极联系傅作义，由张经武带着主席的信件来到了傅作义的领地，表达了想要合作抗日的决心。
傅作义看了毛主席的信件大为感动，再加上绥远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所以很迅速的，双方开始联合抗日。
1936年11月，日伪军来犯，傅作义在现场指挥攻打敌军，用了数天之后，终于取得了百灵庙大捷。
这战之后，我党中央还送了傅作义一面锦旗，并出席了战争胜利的庆祝大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傅作义和我党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
而作为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和其父一样，也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深感痛恨的，而且她看多了国民党对抗日的消极，所以对于共产党极为向往。
不过，在傅冬菊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参与得极少，因为当时抗战原因，傅作义把妻女都送到了重庆。
正是在重庆的这段日子，傅冬菊目睹了太多每日贪图享乐的国民党官员，她非常不齿，于是她也在寻找一个心里装着百姓的组织，于是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之时，与同样有抱负的同学一起组建了“号角社”。
就在这个社团中，傅冬菊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同时也认识了前来演讲的周总理。
周总理十分鼓励青年学子在此危难之际也大展拳脚，傅冬菊一众同学听得是热血沸腾，于是就在这之后，他们与周总理成了好友，经常就国家大事展开一系列的讨论。
因此，没多久后，傅冬菊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比其父亲傅作义要进步不少，所以她成为我党中进步青年的一份子。
他们在“号角社”中专门成立一个小的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下党”，傅冬菊也是组织中的一员。
在中学毕业后，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联大，学习的是外语专业，在大学中她也参与不少的爱国民主运动。
转眼就到了1945年，在全国人民一致对外的努力下，我们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此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而是悍然挑起了国共之间的战争。
于是，傅作义也被国民党推上了与我党对立的一面。
在蒋介石安排下，傅作义任命为了“华北总司令”，而他要面对的敌人就是曾经一起作战的我党。
如此兵戎相见，并不是傅作义的初衷，他也意识到国民党早已存在问题，其溃败也就是时间问题，此时的他心里十二分的不愿意。
此时的傅冬菊已经正式地加入了我党，当她听说父亲的新职位时，气愤不已，回到家与其父彻夜未眠，一直在争辩这件事。
女儿的看法对于本来就有所动摇的傅作义更不知所措了，他心里最清楚，战争除了流血牺牲，最重要的就是对城市的破坏。
北平城里，除了人民群众多，文物更多，一旦打起来，人民遭殃，文物也会遭到破坏。
一想到这些，和我党和谈的念头也就越强烈，但因为自己还是国民党的官员，所以还是犹豫不决。
其实，傅作义不想打，我党更不想打仗。
于是为了让傅作义同意和谈，我党就把傅冬菊派到了她父亲的身边工作，借着父亲身体不好的原因，傅冬菊与丈夫周毅之一起都来到了《大公报》的北平记者站工作。
他们平时就住在傅作义的公馆中，这也就有了很多说话的机会。
当然，傅冬菊说话还是极为讲究方式方法的，她并没有一上来就劝父亲和谈，而是一点点循序渐进，从父亲的安危入手一只说道北平的百姓们。
傅作义听了女儿的话，并没有多作回答，但是他的态度却慢慢在转变，这点身为女儿的傅冬菊十分了解。
与此同时，傅冬菊也发现父亲看的书也多是毛主席的，比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她知道此时的父亲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蒋介石气得胡子都歪了，连忙将傅作义叫去开会。
此时的傅冬菊得知这一消息，也有了动作，告诉父亲自己的一位老同学也是共产党，表示希望再次与他合作。
谁知，傅作义听后没有任何的排斥，反而关心的是女儿的同学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傅冬菊请示了上级后告诉其父，她的同学是受毛主席之命而来的。
于是，傅作义就让女儿给主席发个电报，不过主席并没有及时回复，此时的傅作义明白了自己只有和谈这一条路可走了，如果不谈就一定会兵戎相见。
在1948年年底，我军秘密入关，傅作义也慌了神，立马派崔载之代表他去与我党和谈，就这样在1949年的元旦之际，主席表示希望与傅作义里应外合地解决北平解放问题。
傅作义也直接地进行了和谈，最终北平和平解放。
在和谈的前后，傅冬菊不仅积极联系着我党，传递傅作义的言谈与情绪，还一直做着父亲的工作，可以说北平和平解放也离不开她的努力。
在北平解放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军司令，而傅冬菊则是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后来在昆明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建。
在此后的日子里，傅冬菊一直深耕在新闻领域，90年代在人民日报社退休，后来2007年，79岁的她病逝于北京，就这样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参考资料：
北京日报： 北平和平解放背后的故事：他被“红色特工”包围了！
文汇报： 文汇记忆 | 傅冬菊的联系上线回忆：傅作义要求中共地下党谈判代表住到自己司令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