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一鸣

编辑/ 刘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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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相声浮云社演出场地

在浮云相声社第一次登台前,王冠鹏感冒刚好,还咳嗽个没停。为了能把话说顺溜,他带了瓶止咳药,备场时一口气全灌了下去,嗓子全木了。周围的演员都看傻了眼,那药浓浓的橡胶轮胎味儿,谁也没见过这么灌的。

药水登时见效,天灵盖冒着热气,王冠鹏捋捋舌头,迈上台,迎接自己在美国的头一场演出。台下有两三百人,他右眼视力不好,摘了眼镜,一张脸都看不见。好在观众足够捧场,一段《夸住宅》,掌声笑声阵阵四起,王冠鹏也越说越兴奋。下台来,他立马找到来给自己捧场的美国朋友,问她听懂没。

对方摇头。

“那你怎么还乐呢?”

‘Peer pressure(朋辈压力)’,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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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鹏与冯贺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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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台下是吾乡


相声头一次到美国,是1984年。相声大师侯宝林带队巡演,还登上了公认的全球最高级别演出舞台之一,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

而相声在美国东部头一次以社团形式开始生长起来,是在2011年。几名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博士生发起成立了波士顿浮云相声社,取自“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心”。社团目前有成员二十余人,逢端午、中秋、元旦在麻省理工学院里的一间小剧场举办演出,也在那里定期排练。成立至今,浮云社已经独立举办演出40余场。

那段《夸住宅》是王冠鹏在浮云社的首场演出,搭档缅因大学博士后冯贺。因为是在社团里少数有师承的演员,冯贺还扮演着“艺术总监”的角色。两个人2020年初相识于网络,冯贺“眼前一亮”,在海外这些年,他少见像王冠鹏这样去过小园子、了解专业术语和相声历史的同道中人。2022年,得知王冠鹏要到北美继续学业,冯贺力邀他加入了浮云社。

王冠鹏的天津口音很正,但他其实12岁以后才迁居到海河边。在老家学校的班级里,因为眼疾,他从小受排挤。但转学到天津的学校,同学们没把他当异类,反而是带着他听相声、看足球,其中就包括如今已不存在的和平区大金台相声茶馆。在天津的老观众们心中,这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台上是各路名家,台下支煤炉,有时还跑过去几只耗子。当初一张票只要五块钱,一碗拉面的价格。

观众们捧场,演员们待人也亲近。王冠鹏去的次数多了,跟老先生们都混了脸熟。有一回,名家刘文步见他来,还问:“作业写完了吗就来听相声?”生于那个年代的老人们,很少有正经念过书的。那阵天津相声广播还会组织相声进校园系列演出,巡演进王冠鹏的中学时,他拿了个笔记本找刘文步和搭档郑福山签名。两位老人在后台叼着烟,分别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海外这些年,王冠鹏过得并不顺。从美国华盛顿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伦敦,做过一段时间体育记者。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国内两年多,工作签证也过期了。本科同学们要么职业道路上顺风顺水,要么申上了顶级高校,就自己还在原地打转,这是王冠鹏的peer pressure。不过倒也是那两年,他有时间跟相声更亲近了,参与到相声珍贵史料的收集工作中,结识了不少名家,自己也拜了师父。

2022年,王冠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继续硕士学业。他每次去浮云社演出,飞波士顿最便宜的机票是早上五六点钟的,那个时间还没有公共交通,他得头天晚上坐五个小时公交到机场,在长椅子上就和一宿。每次来回路上折腾两天多,可对王冠鹏来说,那是能最快“回到家”的路。

台上台下,漂泊中的浮云落日,冯贺很理解那份相声带来的归属感。他本科毕业后出国求学,假期时,本地学生纷纷回家,他留在人迹寥寥的大学城里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冯贺每天写日记,有一天下大雪,他日记的内容是“今天出门碰见两个人一条狗”,那是他所见仅有的“活物”。

另外的活物在声音里。每天出门逛一两个小时,他耳机里一直放的都是相声。有首关于相声的原创歌曲叫《我曾经听见一个春天》,歌词用几十段经典相声作品的名称串联起来,里头有句歌词:“他们不像是超级明星,一个个就在邻里之间”。冯贺说,相声语言里那种亲切的交流感,提醒着他“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

“你听到的都是那些熟悉的事情,用的都是自己的语言”,冯贺说。“它非常能帮助一个孤寂的人,尤其是漂泊海外的人,找到家乡的感觉。它让我知道虽然远离故土,但是我没有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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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社演员在后台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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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治安,吐槽加税


海外游子早就和相声有了羁绊。除了浮云相声社,王冠鹏跟冯贺另外常去的是多伦多相声喜乐汇,那里有一位核心演员叫马威。他在1999年出国,以化学家身份技术移民加拿大,落地后做过保洁,卖过汽车,当过报税员,开车拉过货。

2005年底,快毕业时,马威在多伦多的一场新年晚会上第一次上台,表演了一段《八扇屏》。在这段传统节目里,他结合了不少那年国内的网络热词,比如范伟在春晚小品里的语言,比如《天下无贼》里那句经典的“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也是在这场演出上,马威认识了几名住在多伦多的相声爱好者。2006年,他们成立了群乐茶社,这也是多伦多相声喜乐汇的前身。

马威之前在相声圈子没有浸淫,基本功难说扎实,可创编是他的爱好。行话里,相声作品被称作“活”,这不仅是一个量词,也是对这门艺术最精准的概括。在台上,演员需要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随时调整段子内容,在海外,这些演员们也会创作不少贴近当地生活的包袱段落。马威编过一个包袱:“从滑铁卢到多伦多,车程是一小时十五分钟。但在每年的某一天,自己能十五分钟完成这段路程。”这是海外华人才更容易理解的段子,在北美,每年夏令时转冬令时的那天,钟表要调快一个钟点。

相声从未脱离过时代,甚至在有些时候,它还引领着时代风潮。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相声宗师张杰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创演过诸如讲解现代医学的《生理风化》、介绍环球风貌的《世界洲洋》、描述西方科技的《飞机发明史》等让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相声作品。牺牲于朝鲜战场上的常宝堃,曾因为说相声讽刺日伪政府而多次被捕。当年侯宝林到美国,在曼哈顿的游船上,他花10美元巨资找了个服务员擦皮鞋。事后他跟徒弟师胜杰解释说,自己当年在北平没少受美国大兵的气,这次得体验下被老美伺候的感觉。

在多伦多当地的华人圈里,两大社会话题最受关注,一个是交税,一个是治安。2024年4月1日,加拿大全国增收碳税,但也是在同一天,加拿大总理宣布给自己涨薪。在蒙特利尔的华人区,经常发生汽车被盗事件。马威说,一次一位华人看到自己的汽车正在被盗,打电话到警察局,对方的回应居然是让小偷先偷,然后再找保险公司理赔。马威把这些在加华人生活中的不快,都编进了段子里。

为了搜集素材,马威爱跟各界华人打交道,他自己也是个热心肠。王冠鹏和冯贺这些外地演员到多伦多演出时,马威常常驱车前往接机,还联系朋友帮忙解决住宿。多伦多相声喜乐汇是在当地政府注册的非盈利组织,向市政厅申请拨款的工作,也一直是马威在运作。

在北美,相声没法被当成个挣钱的营生。浮云社和喜乐汇,票价基本都是一二十美元,一张票钱买不了半袋大米。浮云社演出用的音响、桌子,都是社员自己凑钱买的,平时存放在一间仓库顶层。每次办演出,得一早去搬梯子扛下来,塞到车里。到了剧场也是一通忙碌,有人负责发放场刊,有人在后台给演员们定吃的。还有三箱子演出服,都得提前拿出来挂烫熨好。大褂不能有褶,这是规矩。

相对于剧场,海外的相声园子更像个真正的“茶馆”。台上台下不少都是亲朋好友,知己故交。聚在一块,不只为了看演出,也是为了听几句家乡话,聊一聊海外生活的境遇近况。演员观众也没有什么分明界限。王冠鹏说,有次在多伦多演出,一位做律师的老移民,专程从外地赶来,给好几个朋友买了票,还给一后台的演员带了几大袋天津包子和煎饼果子。他说,自己在天津就爱相声,演员们在海外办演出不容易,能做的不多,但一定尽力支持。

“纯粹”“真诚”,王冠鹏这么总结海外相声圈的氛围,这是他理想中,相声应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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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威在表演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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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每一次母语的表达


上大学时,马威喜欢班上一名同学,但性格使然他不敢表露。后来终于下定决心约对方见面,想说出那句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

那个年代的天津人喝海河水长大,因为水质极差,不少人的牙齿都参差不齐,也包括马威的暗恋对象。当天俩人在公园门口碰头。马威郑重地跟这位自己后来的妻子说,“我爸爸是牙医,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带你去我爸那看看牙”。

马威说自己其实很内向,不善言辞,但后来到了海外,他愈发珍惜在每一次用母语表达的机会。就像《北京人在纽约》里演绎的那样,他一度很难适应文化差异和身份落差。做清洁工时,他有一次被安排打扫一家肮脏无比的地下室。在吸尘器的轰鸣声中,他高歌一曲《故乡的云》。一曲唱罢,他背着机器含着眼泪走上楼梯,拉丁裔老板乐呵呵地跟他说:“我很喜欢你边干边唱的样子,看起来你真的很享受这份工作!”他在多伦多的第三份工作是税务员。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前来咨询报税,俩人一聊,还是老乡。对方一句天津话冒出来:“这外国,好多地方还不遇(不如)咱天津呐!”那一瞬,他几乎要留下泪来。

但语言上的隔阂也并非牢不可破。海外的不少相声剧场都背靠华人社区,浮云相声社身处高校,人群的文化背景更加多元,每场演出都有外国人来看。之前来过几个阿根廷观众,中文流利,每个包袱都能听懂。一问才知道,他们在华人餐馆打工,24小时浸泡在汉语环境里。

社团里还有位叫罗兰的白人演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数学博士。最初还是观众,听了一年后加入演员团队,今年中秋演出,表演了一段传统相声《十全十美》。虽然汉语熟练度还赶不上著名外籍相声演员大山,可通过简单的日常对话聊出个包袱,完全可以做到。

对中国曲艺感兴趣的当地人并不少。冯贺的学校有个中文角,他有时候去那社交时,会拿上一副快板。打上点,唱上一段绕口令,“老外们都疯了”,追着冯贺问他唱的都是什么意思,还跟着他开始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八百标兵奔北坡”。还有一次演出,剧场刚结束一场交响乐,一群外国观众散了场,围在门口过道里,就为了再听听浮云社的开场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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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相声喜乐汇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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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见了个春天”


王冠鹏把相声和相声社团比做一个温室,一个“别处”。这些说相声的人们,有的在为移民发愁,有的在苦修学业,社团里的劳动都是无偿,相声也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全部。

但它会是生活中除了柴米油盐,琐碎银两以外最重要、最真挚的事。这也切中了相声,或者说喜剧的本质。它的笑料来源于生活,甚至很多时候是生活中那苦难的部分。而听者,也能在其中暂时忘却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烦恼。马威说,在加拿大演出的窍门就是吐槽市政,那些贴合生活的包袱一出,保准能响。“虽然我们知道也改变不了什么,但乐出来总是好事。”

“他在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你一命”,王冠鹏说。在生命中,一段段相声陪伴他度过了许许多多孤独的时刻,比如备考的深夜,机场的长椅。在任何时候,打开录音,就能一瞬间回到那个“点着篝火的角落”,一个像“家”的地方。刚到伦敦时,为了省钱,王冠鹏每天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去上班,陪着他的都是相声。在学生公寓里,冯贺那台播着相声的小音响,也总是开着,按下播放键,仿佛自己就能穿越到一个故土母语环绕的世界。像某种交通工具,也像酒一样,“喝下去,想去哪儿去哪儿”。

王冠鹏最喜欢的电影是伍迪艾伦拍的《午夜巴黎》。那部电影里的主人公是个常常沉沦于梦境中的人,总是幻想着能回到某个文艺史上的“黄金时代”。王冠鹏、冯贺、马威,这些在海外说相声的,也很难说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渴望回到某个时代,比如百年前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八十年代讽刺相声的兴盛,十几年前小剧场的重现……

在国内收集相声史料时,王冠鹏碰到过两次,逝世的相声名家,其生前的手稿、书籍史料堆在那儿,当做废品一样处理。还有九十多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一字一句把那些百年前的相声作品背了出来。老人对王冠鹏说:“你要是再不问我,我就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坟墓里去了。”他看着心疼。穿上大褂,他总会想起那些老人。

他们也珍爱着他们的剧场,像耕种自己的田。准备上台的时间里,因为很多演员要么没住在一个城市,要么工作学业繁忙,有时候排练还要靠线上会议进行。可浮云的舞台上,每场演出都有新作品。观众更是捧场。“无论你演成什么样,都有人鼓掌”,王冠鹏说。

海外各地的相声班社,大多是在中秋春节这类传统年节时举办演出,他们没法像国内专业团体那样保证演出频次。演员散落在不同城市,排练更多靠线上会议进行,但他们总是尽可能编出些新段子演出。今年中秋汇演,一位快板演员,从蒙特利尔开车八个小时赶到波士顿,只为打一段十几分钟的开场板。

“你总需要些存在于生活而又略高于生活的东西”,王冠鹏说。对他们来说,这是相声能带给他们的。关于做梦,关于寻根,关于认同。

在马威所在的多伦多相声喜乐汇成立时,关于剧场背景音乐的选择,几个人曾经起过场争论。马威希望用那首《我曾经听见了个春天》。这些名家名段,代表了几代人心中那个属于相声的春天的时代。

冯贺觉得这首歌“太悲”,他听了总想哭。歌曲中提到的演员们正在一批批老去、离开。他们心目中相声的样子,似乎会永远成为一场无法追回的梦。曾经给王冠鹏绘声绘色重现百年前相声场面的,他的师爷杨宝璋,在去年冬天离世。但幸运的是,那些记忆,他没有全带到坟墓里去。

所以最后,他们还是用了那首每天都会在天津相声广播播放的《说学逗唱》:

“说一说世间百态芸芸众生

学一学天地万物冷暖人情

逗一逗嬉笑怒骂赵钱孙李

唱一唱人间正道淳朴民风

在一个个午夜,王冠鹏正在北美一次次穿越那些属于相声的时代。他还记得自己2022年9月临出国,正准备着在浮云社的第一场演出,师爷杨宝璋神采奕奕地跟他说:“我年轻十岁的话,也想去外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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