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区规定，公职人员不能搞直播。不管是政府机关的干部还是教师以及医生都不能随便搞直播。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定？
按理说，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人人都可以搞直播。一些直播平台放低了门槛，只要有身份证的人就可以注册申请，可以搞直播，甚至可以带货，没有限制公职人员的规定，也没有把公职人员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公职人员完全可以到自媒体平台搞直播，没必要顾及很多的限制。倘若真的有公职人员去直播，既不会违背法律，也不会违背公序良俗，就可以被允许。曾经有一些地区的县长直接搞直播带货，带当地的土特产，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县长本身就是公职人员，按理说他不能搞直播，但他要利用自身的名气效应聚攒流量，把流量变现，而且要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并不会提成。那么这样的县长就是好县长，也是为当地经济操心的公职人员，当然可以直播了。而其他的工作人员直播并不是公益性质的，也不是为了打造地区品牌形象，而是为了自己挣钱。当然，自己挣钱的同时也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属于双赢。但这样的直播并不被允许，也不被推崇，甚至有些公职人员在直播的过程中被限制，也就懈怠了，不再直播下去了。
公职人员拿着国家的工资，就相当于古代的官员，吃着国家的俸禄，并不能干私活，也不能自己开办公司，以免出现国有资产外流的现象，或者说出现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有的官员成立皮包公司，承揽政府工程，而且公司成立没几个月就直接中标，等于官员把国家资产挪到了自己的公司。真正开始搞工程建设的时候，用料比较差，工期比较长，干活都是层层外包，最终转给了没有资质的农民工来搞建设。验收的时候官员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也就顺利地把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只是官员吃的回扣就不在少数，就更别提用于官场运作的钱了。官员不能自己开办企业或公司，以免出现权力寻租现象，以免出现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但有些官员以亲友的名义私自开办企业或公司，就不容易被查出来了。官员同样可以搞一些资本的运作，让别人直播带货，而他们的企业或公司是供货商，最终直播的人赚了点钱，而供货的官员却成了赚大头的商人。倘若官员搞直播，不属于公益性质，就要利用自身的名气效应积攒粉丝，聚攒流量，赚很多钱。有人求官员办事，就可以通过官员直播的方式给官员直接打赏，而且打赏的数目不在少数，还会成批量购买官员带的货，等于变相送礼。如此一来，官员直播带货就等于搞了洗钱活动，变相受贿，却不容易被查出来。
禁止公职人员直播，有这方面的考量，主要还是限制官员的徇私舞弊行为，限制官员的以权谋私行为，限制官员贪污腐化的行为，也限制通过直播洗钱的行为。倘若不是官员的教师搞直播也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教师管着一大帮学生，学生以及家长都有求于教师，就会给教师疯狂打赏，还要疯狂购买教师带的货，同样形成了权力寻租现象，形成了变相的受贿，也是不可取的。医生也是如此，不能明着收红包，倘若要搞直播，就可能接受病人或病人家属的打赏，甚至病人和病人家属大量购买他带的货，也就形成了变相的权力寻租，形成了变相的受贿。电力、邮政、烟草、银行等部门的公职人员也是如此，不能搞直播，因为在直播的过程中，有求于他们的人会给他们打赏，疯狂买他们带的货物，也就形成了权力寻租，形成了行贿受贿的合法化流程，甚至形成洗钱行为。由此来看，直播带货的一些教师或医生都是假的，都是一些人扮演教师或医生来直播的，而真正好的教师都兢兢业业奋战在教学第一线，好多医生都在医院诊疗第一线奋斗，而没有时间搞什么直播，更不会带货。
很多人迷信直播的公职人员，认为他们是专业人员，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还要给他们打赏，买他们带的货物，算是一种支持的表现。其实，这样的人员大多是假的，即便是真实的，也不合规定。真实的公职人员是要为人民服务，要搞公益直播，而不能收费，更不能要求别人打赏，不能要求别人购买他带的货物。试想，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开始直播，都要求粉丝打赏，都要直播带货，那么人们就会按照公职人员官位的大小，能力的大小，求助事情的大小，来给他们打赏，来大量购买他们带的货物，就会形成事实上的权力寻租与行贿受贿。如此一来，所有直播带货的公职人员就都犯了受贿罪，所有打赏以及购买他们物品的人员就都犯了行贿罪，而直播平台成了联系双方的皮条客，还抽走了50%甚至60%的收入。倘若按照法律严格执行，那么直播带货的公职人员将会被法办，打赏的粉丝会被追究，而直播平台也不能逃脱干系。但经济发展需要宽松的环境，并不能明察秋毫。尤其是直播带货平台野蛮生长的时候，就是资本疯狂投入运作的时候。公职单位只是要求公职人员不要直播，至于他们是否直播带货，就看他们自己的修养了。没有什么风吹草动还行，倘若有政策方面的风吹草动，或者社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直播带货的工作人员将会最先受到影响。
虽然没有法律条文规定公职人员不能直播带货，但公职单位有明确的纪律规定，公职人员最好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偃旗息鼓，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要搞什么直播带货，不要捞偏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