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自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近代以来，伴随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逐渐走向世界，受到海外文学爱好者的青睐。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是海外《聊斋志异》研究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其代表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中文译本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受到广泛关注。在日前举行的“《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出版发布暨聊斋学前沿学术研讨会”上，蔡九迪围绕全球研究视域下的《聊斋志异》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同时，三位中国学者——《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中文版译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任增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平，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冰，也参与了本次对谈。
揭示《聊斋志异》中“异”的精髓
《中国社会科学报》：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被视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在全球研究视域下，《聊斋志异》为中国古代悠久的志怪文学传统带来了哪些新的旨趣？
蔡九迪： 《聊斋志异》的研究者们通常认为，蒲松龄的作品主要涉及两种文学体裁：一是志怪（以实证报道风格写成的短篇轶事）；二是传奇（篇幅更长、更富想象力的故事）。《聊斋志异》中的一些著名故事，如《促织》或《婴宁》，从风格上看，都属于传奇；而志怪故事则往往被忽视，但其中也不乏佳作。纵观他国文学作品，我想不出还有哪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一样，将这两种叙事风格融合在一部作品集中。然而，在中国文学中，这两种风格却经常一起出现在像《太平广记》这样的类书里。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之一纪昀曾批评蒲松龄将这两种风格融合在同一本书中，但这种做法绝非《聊斋志异》首创。与早期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鬼神故事相比，蒲松龄作品的特殊之处是，他所写的大多数故事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公孙九娘》的悲剧结局）。故事中的主人公（几乎总是男性）如果是个好人，即使跨越了生死界限或人与非人的界限，也很少受到惩罚。相反，他会获得清朝社会最令人垂涎的奖赏：通过最高级别的考试，娶到美丽能干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家财万贯。学者们通常将这一创新解释为受到明代传奇戏剧传统（要求有大团圆结局）的影响，或是对蒲松龄个人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尤其是在科举考试方面）的回应。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自己阅读《聊斋志异》和明清传奇戏剧文本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满足愿望”的文学。
王平： 《聊斋志异》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蒲松龄与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可以并称为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在国外的影响也非常深广，他的作品迄今约有20多种语言的30多种译本在世界各地传播。清代末年，《聊斋志异》便传到了海外。外文译本普遍关注《聊斋志异》中与爱情有关的篇章，这也正是《聊斋志异》的精华所在。
要想将《聊斋志异》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还须加强对蒲松龄内在精神世界、个性心理特征的认识和了解。《聊斋志异》是一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与中国古代文化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只有深入探讨这些关联，才能更好地解读和阐释《聊斋志异》。清代评点家对《聊斋志异》的评点及许多序跋、读法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讲述的故事最后常以“异史氏”之名加以评论。您的新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采用“异史氏”为书名，聚焦“异”这一话题。您在研究之初缘何会产生这样独特的关注视角呢？
蔡九迪： 现代读者往往将“异”等同于超自然现象，如鬼魂、狐仙、神仙等，但“异”其实是一个十分丰富和宽泛的概念框架。《聊斋志异》中包含许多属于人类日常经验范畴却被后人放大或扭曲的故事。我在书中探讨了一些这样的主题：痴迷、性别错位（或性别流动性）以及梦境。在我看来，“异”既包含外在的、有形的方面，也包含内在的、主观的方面。在特定文化视野和历史框架内，什么事物被视为“怪异”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但它仍然根植于现实和物质世界。“异”也必然涉及对某些传统界限的跨越——无论是空间、时间还是现象学上的界限。《聊斋志异》的独特技巧之一就是在故事结尾处加入一个证明界限已被跨越且永久改变的瞬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画壁》，在这个故事中，一个书生神奇地进入了寺庙墙壁上的佛教绘画中，并与一位散花天女展开了恋情。当他像进入画中时那样突然退出，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寺庙中。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幅画，画中的一切都与原来完全相同，只是那位散花天女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她原本的少女发式变成了已婚妇女的发髻。这证明书生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梦或幻觉。读者可能会在这里看到唐代故事“画里真真”的影子，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唐代故事中画中女子真真的身边多了一个小男孩。
《中国社会科学报》：任教授、王教授，请问二位对《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作何评价？
任增强： 在我看来，《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一书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与超前性。全书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整部书在追问一个问题，即何为《聊斋志异》之“异”？不同于聚焦鬼怪狐仙等“超自然”因素的中西传统研究路数，亦不同于侧重阶级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模式，著者拈出了三组关系，即以“癖好（主—客）”“性别错位（男—女）”与“梦境（幻—真）”为逻辑架构，认为《聊斋志异》因对上述界限的跨越而产生了“异”的叙事效果。这一方面受到了清代《聊斋志异》评点者何守奇评点的启发，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早期《聊斋志异》德文译者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以“之间”说重释《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在对上述三组关系的探寻中，著者采用了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凭借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艺术鉴赏力，对细微的语言点开展厚度描写与深度介入，发现了很多新问题，提出了很多新观点，为大量的聊斋故事寻到了新的意涵。尤为可贵的是，不同于一般性的文学鉴赏，蔡教授以文本为依托，结合最新的西方理论，对聊斋故事做了深入的理论阐发和跨学科研究，涉及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叙事学、女性主义、梦境解释学以及大量的中西方医学、文化学和艺术学知识。
王平： 蔡教授所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放在整个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研究，不难看出《聊斋志异》对以往及同时代文言小说的超越。这种超越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聊斋志异》更加贴近生活，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狐鬼妖魅不过是一种表现手段而不是创作目的。第二，更富艺术魅力，也就是纪昀所说“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无论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情节，都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聊斋志异》新一轮外译势在必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翻译在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历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请您评述一下《聊斋志异》外译、传播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蔡九迪： 《聊斋志异》的海外传播离不开三位著名早期西欧语言翻译者，他们分别是英文译者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德文译者马丁·布伯和意大利文译者儒拉（Ludovico Nicola di Giura）。这三位译者的译本各有特色：翟理斯在选择翻译的故事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西方读者的兴趣和接受度进行了精选与适度改编，使得译本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他的译本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翻译语言之优雅流畅，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马丁·布伯的翻译非常注重原文忠实度，他的译文严谨精确，尽可能地保持了《聊斋志异》的原有风貌。此外，马丁·布伯是一位哲学家，他的翻译工作深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在翻译《聊斋志异》时，尤其侧重传达哲学理念。
儒拉首次将全本《聊斋志异》翻译成西欧语言，他对中西文化差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将《聊斋志异》与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著作《十日谈》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译文中巧妙地处理了中西文化差异，使得意大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今天，在西方国家流通较广的英语全译本是由耆那出版社发行的六卷本“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其译者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并非专业的汉学研究者。因此，开展《聊斋志异》的海外新译工作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恰逢其时，有必要推动新一轮《聊斋志异》外译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举例谈一下《聊斋志异》英译的难点在哪些方面？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在会通中外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蔡九迪： 古汉语和英文是两种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语言，因此《聊斋志异》的英文译者必须就蒲松龄本人未曾澄清的语义加以补充说明。在数、性别和时态方面都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最常见的问题是，古汉语缺乏第三人称主格代词（中文口语中的“他”），而且通常倾向于省略对他人而言显而易见（但对我们自身而言并不一定显而易见）的内容。我一直对著名英文译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翻译《史记》《庄子》和其他古典中文文本时所表达的挫败感和绝望感感同身受：作者至少需要指明句子的主语——这一要求过分吗？对于翻译中文古典作品的情形而言，答案通常是肯定的。
作为一部清代作品集，《聊斋志异》的篇幅长于许多早期中国文学作品，但对于英文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原作倾向于简洁，省略了现代读者所期望的基本信息或逻辑联系。同时，蒲松龄在原文中巧妙运用典故，这为他有时相当平实的叙事增添了别样风格，但在翻译过程中，要实现精准还原、再现较为不易。还有名字和地点所带来的翻译困扰，更是数不胜数。
张冰： 学术著作的翻译是通过译者主体的比较阐释来完成的。如果说阐释即对话，那么学术翻译正是对他语学术的阐释。因为，就“自我”和“他者”而言，翻译显然是二者间的对话，是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跨语言交际活动，翻译是异语学术交流的重要介质和载体，为了使学术研究成果超越其原初的语言和影响范围传播到更为宏阔的世界中，翻译需要通过语际转换，完成对他者的学术阐释。翻译是渗透了译者对于文本中一切文化、艺术、历史等种种人文内容的理解、接受和阐释。翻译从来都不只是表象上的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对文明的传播。人类文明进程中，翻译是每一个文明、每一种文化赖以发展和自强的重要引导因素。正是通过翻译，不同的语言文化得以沟通、传播、互鉴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聊斋志异》的研究方法而言，中国学者侧重于文本自身的考据与鉴赏，而海外汉学家则倾向于借助西方理论进行阐释。如何看待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蔡九迪： 在我看来，考据是一种极其重要和宝贵的中国学术传统，它植根于清初学术，对今天的学者而言仍然不可或缺。我一直依赖中国考据学在文字和历史方面的贡献，倾向于把考据看作是在思想、概念层面探讨问题的根基，而非为了考据而考据。
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往往止步于考据本身，这导致某些本该由考据进入更深邃而有趣领域的研究，却止步于考据层面，这让我感到沮丧。在我自己的作品中，由于我是为英语读者写作，他们可能对考据学所涉及的细节缺乏耐心，因此我倾向于将大部分考据内容放在脚注中，以免主要论点杂乱无章，使读者难以理解或感到乏味。
反之，当涉及中国文学相关学术研究时，即使出版机构再知名，如果文本的书写缺乏历史证据，或缺少对文本释读的理论论证，都会显得过于空洞和武断，不符合我的阅读旨趣。
古典作品在现代世界
得到多样化演绎
《中国社会科学报》：《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语言本身比较晦涩深奥，却在西方持续引发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蔡九迪： 不得不承认，《聊斋志异》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故事宝库。作品中的一些故事确实需要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但大多数故事本身就颇富娱乐性和教育意义，因而也通俗易懂。有着一两条情节线穿插其中的短篇叙事是最容易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学体裁。对于非中国读者来说，将《聊斋志异》与世界文坛中的其他故事集（如《十日谈》《天方夜谭》或格林兄弟的童话）进行比较也相对容易。然而，许多译者对原故事进行了改动、删减或净化，以符合他们的个人品位或社会规范。蒲松龄以“异史氏”笔名对收录的故事发表了评论，但大多数将《聊斋志异》翻译成欧洲语言的译者都完全省略了这些评论，或者将它们放在书的末尾。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作者评论不符合译者和出版商所在国家当地的社会条件或风土人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序言”中提到，《聊斋志异》将研究者带向了更多的衍生艺术创作。今天，不少古典作品在现代世界得到多样化演绎，您对此有何看法？
蔡九迪： 不少古典小说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在现代得到了延续与演绎。除了《聊斋志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等，也是深受西方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品。这些传统故事均以非传统的方式，在视频、游戏等众多现代媒体中被重述，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现象。同样的“材料”（或“文本”，该词是从我已故的老师韩南（Patric Hanan）教授那里学来的），以不同的文字、视觉形式等进行再创作和再想象，别有一番风味。例如，明代画家陈洪绶以《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为原型，绘制包含纸牌、戏剧、民谣和饮酒等元素的版画，正所谓“饮酒读书捉云戏”。如今，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一些西方学者对采用非传统的“游戏方式”来分析小说和阅读实践愈加感兴趣。这种新兴的文化现象颇为引人注目，值得国际学术界持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