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任用干部注重地域和派系，兼具浙江籍、保定系、黄埔系三重身份的陈诚尤其受到蒋介石的偏爱。陈诚参加国民革命之初多受惠于邓演达和严立三，与蒋介石来往不太密切。随着革命情势的变化，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拉近。经过历次战争考验，陈诚能征善守、服从军令的特质逐渐为蒋介石所知，蒋介石亦有心栽培陈诚，千方百计施以笼络。蒋介石虽时常批评、训斥陈诚，却未怀疑过其忠诚；陈诚屡屡不满蒋介石的言行，但最终会服从于他。陈蒋二人之所以能够互相借重达成合作，主要源于政治利益与政治主张的一致性。勾勒陈诚和蒋介石早期的交谊，探寻陈蒋后来形成“如父如兄、亦师亦友”复杂关系的初因，对于推进陈蒋关系研究、探析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和人际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于中国台北。蒋介石书写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殇辞修，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郭大风：《坚持抗战、改革省政的陈诚》，《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武汉人物选录》，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103页。】陈诚从黄埔军校一名普通教官做起，历经沙场烽火和宦海沉浮，由军而政，由政而党，超越老资格的何应钦等人，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膀臂之一。陈诚平步青云的背后离不开蒋介石的提携栽培。考察陈蒋二人之关系，对于了解蒋介石的用人策略，进而探析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和人际网络，均有重要的意义。
学界关于陈蒋关系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近年来得益于台北“国史馆”陈诚档案的公开化、数字化，相关著述尤丰。孙宅巍的《陈诚传》立足陈诚档案并参酌国共双方史料，较为详实地叙述了陈诚生平，是近年出版的陈诚传记中较为上乘的一本。【孙宅巍：《陈诚传》，团结出版社2016年版。】王逸之认为陈诚与蒋介石之间更多是一种长官与部属的从属关系，不过也不能忽视陈诚在某些问题上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一面。【王逸之：《陈诚与蒋介石》，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11年版。】肖如平着重分析了蒋介石通过提拔任用、关怀生活、指导修身及治学等方式笼络、培植以陈诚为代表的黄埔系，从而巩固其在国民党内政治地位的历程。【肖如平：《蒋介石对黄埔嫡系陈诚的培植》，《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黄道炫、肖晓飞、陈红民等学者各自选取不同时期、不同事件对陈蒋关系进行了论述。【黄道炫：《“围剿”期间蒋介石和陈诚关系之怪现状》，《江淮文史》2017年第6期；李良明、付义朝：《陈诚致电蒋介石营救邓演达真相》，《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肖晓飞：《抗战时期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之经纬——兼谈与蒋介石的关系》，《民国档案》2016年第4期；陈红民：《台湾时期蒋介石与陈诚关系探微（1949—1965）》，《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尚玉：《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党史纵横》2017年第10期。】林伯瀚、薛月顺、敖凯等专门研究了陈诚在不同时期的行事，可作为了解陈蒋关系的必要参考。【林伯瀚：《大败再起——陈诚江西剿共之研究（1931—1934）》，台北《政大史粹》2009年第17期；黄道炫：《1937年的庐山训练》，《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于丽、田子渝：《陈诚与湖北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薛月顺：《台湾入境管制初探——以民国三十八年陈诚担任省主席时期为例》，台北《“国史馆”学术集刊》2001年第1期；敖凯：《陈诚与中央训练团的创立》，《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相较而言，学界对1920年代的陈蒋关系及陈诚行事关注不多，主要是因为陈诚档案这一时段的材料相对有限，其他史料又比较零散。但有些问题仍值得探讨，比如陈诚和蒋介石从相识到相交再到相互信赖过程中，陈诚身上哪些特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在陈诚眼中又是怎样一个形象，两人是如何熟络起来的？陈诚并非蒋介石的黄埔门生，涉及政治、军事等问题时二人意见又屡屡相左，陈诚如何能够获得蒋介石的青睐？本文拟以陈诚书信、函电、日记、回忆录为基础，并参阅蒋介石、陈诚同僚及部属的相关史料，初步勾勒陈蒋二人早期的交谊，以期对上述问题作出部分回应。
一、陈诚的三个“伯乐”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县人。青少年时的陈诚很上进，小学毕业后又设法读了半年中学、四年多师范学校和一个月体育专修学校。1918年，他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保定军校”）；入伍期满，转入第八期炮兵科学习。【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台北“国史馆”2012年版，第2页；史玉根：《陈诚新传》，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1922年6月毕业后，陈诚被分派至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见习。浙军下级军官多出身浙江讲武堂，深厚的门户之见使得他得不到同乡长官的重视。陈诚接受过多年的教育，又受到五四新思想的熏陶，初出茅庐，身上多少沾染了一些书生习气。他目睹旧式军阀部队里的种种陈规陋习，难免心生苦闷。【黄亦兵：《蒋氏宠臣——陈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据陈诚回忆，他在“学术作业之外，嗜参加连外各种运动”，“不能自锢于枯寂中也”。【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3页。】
时局的纷乱、浙军的冷遇不能不促使陈诚另谋出路。1922年底，经黄琪翔介绍，陈诚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的副官。邓演达出身保定军校第六期，该团副团长严立三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五期。在邓、严二人的关照下，陈诚不久充任上尉连长。【樊崧甫：《我所知道的陈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6页；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陈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严立三，本名重，字立三。】1923年5月，粤军第一师进攻肇庆，陈诚中弹负伤。时任大本营参谋长的蒋介石赴医院探视伤兵，是为陈蒋二人初次相见。【王逸之：《陈诚与蒋介石》，第22页；史玉根：《陈诚新传》，第14—15页。】陈诚人生中的三个“伯乐”——邓演达、严立三、蒋介石——纷纷出场。
黄埔军校甫一成立，陈诚便应邓演达、严立三的邀请，调任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因资历较浅，所学专业又暂无用武之地，他被安置到邓演达主持的教练部担任教育副官。【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3页；史玉根：《陈诚新传》，第19页。】1925年1月中旬，苏俄援助的几门火炮运抵黄埔，陈诚奉命担任炮兵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陈诚执掌炮兵连不久，正值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他随校军教导第一团参战。【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4页。东征军进攻淡水之际，蒋介石在南门外炮兵阵地坐镇。毛思诚编，陈布雷校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2，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525页。】是役，陈诚指挥炮兵轰击城墙，突击队同时冲锋，淡水城陷。3月中旬，教导第一团与陈炯明军林虎部激战于棉湖。关键时刻，团长何应钦急命陈诚炮击敌军，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毛思诚编，陈布雷校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2，第548—549页。】据何应钦回忆，炮兵连火力准确，“毙敌甚多”【本书编委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72页。】。教导第一团仅千余人，能与林虎万余众激战大半日而不溃，除将士用命以外，装备苏俄武器所带来的火力优势不容忽视。
第二次东征时，陈诚率炮兵连随军攻打惠州城，强攻不克。蒋介石、何应钦、陈诚讨论后变更战术，陈诚乘夜潜入城下茅舍安排火炮，打掉北门城上机枪。步兵趁守军哑火之际登城占领惠州。【毛思诚编，陈布雷校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2，第723页。】蒋介石大喜，升陈诚为新组建的炮兵第二营营长，授少校衔。【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8页。】东征结束后，陈诚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特科大队长、炮兵军事训练班主任、炮兵科长等职，发挥其专长。
东征前，炮兵作为一个新兵种还不太受重视。几仗下来，陈诚及其炮兵连崭露头角，令人刮目相看。无论是野战还是攻坚，炮兵所提供的火力压制均不可或缺。彼时东征军兵微将寡，蒋介石、何应钦等一干将领均需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各级军官接触频繁，陈诚的表现为蒋介石所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邓演达平素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较多，加之有传言称军舰是奉了邓演达的电话才得以调派，其因此受到牵连。【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8页；王军：《中山舰事件前后的高语罕》，《百年潮》2013年第5期，第45页；《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作为邓演达的老部下，陈诚有辞职之念。徐济德认为，陈诚对于蒋介石的做法（特别是迫使邓演达去职一事）很不满，甚至一度考虑离开黄埔。【徐济德：《陈诚的军政生涯》，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但据陈诚本人回忆，他离校是因为与跨党的中共党员游步云（时任炮兵第二营党代表）发生冲突，而汪精卫“不分皂白，出尔反尔”，处置失当，摇摆不定。最终，蒋介石仍把陈诚留在黄埔军校，“信任如故”。【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9页。】究其原因，陈诚倾向于严立三“军人不干预政治”的态度，出现纠纷只推往政治部。徐济德：《陈诚的军政生涯》，第27页。何况事件发生不久，蒋介石已基本打消对邓演达的疑心。【《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4月2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7月，广州国民政府挥师北伐。陈诚被调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蒋介石的中校参谋。不久他又被调回严立三身边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927年4月，因桐庐之役作战英勇，陈诚升任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孙宅巍：《陈诚传》，第24—25页。预备第一师不久改称二十一师（师长严立三），第三团改称六十三团。】是年陈诚刚满三十岁，前路看似一片坦途。
二、从“助蒋”到“拥蒋”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宁汉分裂。邓演达公开反蒋，不久被迫辞职出国。严立三虽不愿介入派系斗争，但夹在蒋、邓中间，处境微妙。蒋介石召严立三谈话，要其表明态度。权衡之下，严立三决定称病告假，保荐陈诚代理师长，随后住进杭州法相寺。【孙宅巍：《陈诚传》，第26页。】有论者称，严立三辞官是因为周恩来与朱德在南昌举行起义，而他与周恩来私交不浅，不愿兵戎相见，迟迟不出兵，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于次年对其明升暗降，解除严立三的师长职务，调其担任军委会军政厅厅长。【张献宏、王炎森：《严立三与晒坪抗战遗址》，《恩施晚报》2006年11月10日，第8版。据相关史料可知，周恩来确曾于3月下旬拜访过严立三等人，并劝其支持革命，做蒋介石的工作。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此种说法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混为一谈，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严立三志在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对他而言，北伐尚未完成，军队内部应团结合作、避免分裂；把部队交给信得过的属下，好过于部队被蒋介石收编或解决掉。在蒋介石看来，陈诚资历浅，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东征时两人同甘苦、共患难，自己较了解其为人。如果派外人接掌二十一师，能否指挥得动很成问题，弄巧成拙引起哗变则更加得不偿失。由陈诚接替严立三，两方都能接受。
剧变之余，陈诚内心有些茫然。据其部属宋瑞珂回忆，陈诚次日找严立三谈话，称“凡是积极肯干的人，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敢干”【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赵兴胜主编：《黄埔人生：黄埔军校山东同学著作选编》下，山东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6页。】。经严立三、陈焯善加劝慰，陈诚才答应继任。【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14页。陈焯，字空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二人均为浙江人，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又有过上下级关系，故交谊不浅。】国民党“清党”阴云之下，“二十一师掩护共产党徒”的谣言四起，颇具威信的师长又无端离任，部队思想难免出现混乱，师里不少人心灰意冷，萌生去意。六十三团的九个连长，就有钟祖荫、郑维四等七人离开。【袁守谦：《严立三先生传》，政协麻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麻城文史》第4辑，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23页；宋瑞珂：《关于〈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质疑〉的订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所幸全师中下级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学生，严立三又出面做工作，局面才渐渐稳定下来。
陈诚能否为蒋介石所用，要靠实践来检验。7月24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宗昌趁宁汉内斗，联手攻克国民革命军王天培镇守之徐州。徐州扼津浦、陇海两铁路之咽喉，且是北伐军与冯玉祥西北军联络的交通枢纽，蒋介石立即策划反攻。【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印：《北伐战史（五）》，1959年版，第807页。】为加强作战兵力，蒋介石调二十一师作为总预备队，向徐州南部的安徽宿州集结。【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1，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619页；《朱绍良电蒋中正第二十一师在浦口待命汉口伪政府发表讨蒋书》（1927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审编处编：《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二）：宁汉分裂与清党》，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87页。】7月30日，蒋介石从宿州出发督战，陈诚率六十三团随侍左右，下午进抵李家楼。前线战事危急，王天培所部第十军却未按电令指示前移，蒋介石遂命二十一师向曹村急进。他感叹道：“学生之奉令不二，亲爱无比，焉得不令我不爱，然确无偏惠于学生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7月30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王天培战后因丢失徐州、作战不力，遭蒋介石枪决。】8月2日，因各路人马协调不周，孙传芳援军迫近，徐州未能反攻得手，蒋介石下令撤退。8月5日，其在蚌埠训诫二十一师，称赞该师官兵“退却之后而尚有如此不折之精神，整齐静肃，殊可爱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8月2日、8月5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徐州一战，无论是对陈诚还是对其麾下的二十一师，蒋介石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进一步强化了蒋介石的派系观念：终归是黄埔将领、嫡系部队才靠得住、指挥得动。孙宅巍认为，徐州之战蒋介石已完全将陈诚当作心腹将领来使用。【孙宅巍：《陈诚传》，第28页。】笔者的看法稍有不同：蒋介石将二十一师作为总预备队，似乎仍存防人之心；恰恰是经过徐州之战的考验，蒋介石才放下对陈诚的戒心。
为促成宁汉和局，蒋介石于8月12日辞职下野。8月底，陈诚在龙潭之战击败孙传芳的部队，却因患胃病乘轿上前线而遭人状告。失去严立三等国民革命军元老的庇佑、尚未在军中站稳脚跟的陈诚被何应钦免职，养病沪上。严立三此时已应邀出任军委会军政厅厅长。他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何应钦解释误会，并推荐陈诚出任军政厅副厅长兼驻沪办事处主任。【孙宅巍：《陈诚传》，第32页。】
眼见时局堪忧，陈诚向严立三发泄不满。“你看现在的革命者，那个不嘴里说为民众利益而革命”，实际上“为的是私人利益”，全不曾想到为民众做事。如今情势，仿佛“冬天的景况一样”。虽然有些人在努力改善局面，但仍是无用。陈诚认为，“现在社会的怪现象是人造成的，还须以人来解决他”。换言之，需要强势人物出手整顿，才有旧貌换新颜的可能。陈诚愤于众人不顾大局而角逐私利，甚至说：“待到他们把张大帅（似指张作霖——引者注）拥护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干还不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当个小兵亦甘心的，这不是牢骚灰心者无志气的话。”【《函严立三论革命目的（未完稿）》（1927年11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8-010108-00006-002。】他虽看清了国民党内斗的现状，却无可奈何，应对之策只能是藏器待时，暂时隐忍。
忧国忧民之余，陈诚也不禁心忧个人前途。他写给陈焯的信中充满了彷徨与不甘：即便是同学中“最不行的人”，“在现社会中也可找到一碗饭吃”；“自己却好而不得，恐终将成一残废者”。眼看昔日同窗功成名就，自己却赋闲度日，陈诚的苦闷之情溢于言表。话锋一转，他又言道：“只有希望许多朋友们，引着我在正路上一天天的走去”，“空如哥你肯负这个责任吗？”【《函陈焯自恨一无所长》（日期不详，似是民国十六、七年文件），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台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5页。在写给陈焯的另一封信中，陈诚亦有所暗示，期盼获得陈焯的提携。参见《函陈焯请领导二十六军振拔青年》（1927年12月25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4页。】陈诚借此试探陈焯的口风，委婉表达想要做些实事的意愿。面对党内政争，他满腹牢骚：“试问今日所谓党的领袖，其所向果何如乎？”这些人所惦记的只是设法“智取权位”，浑然不顾民众的利益。陈诚认为，欲挽救人心、有补时事，需“团结一般头脑清晰，意志坚强之同志”；“一方打破假领袖之阴险卑劣手段，一方启迪民众之智识”。【《函严立三“闲论”理论与事实》（1927年12月12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3—4页。】换言之，要促成党内的团结，需树立领袖权威，教育民众。
陈诚几经思量，认为只有蒋介石称得上是国民党的“真领袖”，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示好。陈诚指出，现今“国本飘摇，民命不保”，蒋介石应以天下为己任，竟革命之全功。革命者欲成大事，既要深孚众望，又应肩负重任，如孙中山。孙中山去世后，本应由汪精卫掌党政，由蒋介石任军事领袖。然汪精卫之言行“支离琐碎”，殊令人失望。既如此，蒋介石理应党政军“一肩挑”，将最高权力牢牢抓住。桂系借宁汉之争逼蒋下野，陈诚也劝慰其要宽大为怀，以北伐、“剿共”为重，不再扩大事端，以维护国民党内部团结。至于粤方，广州张黄事变后情形复杂。陈诚建议将“张（发奎）、黄（琪翔）部队调往北伐，使其戴罪立功”，“粤事交陈可钰主持”，并调李济深任总参谋长。此举意在让张、黄、李远离粤地，以免再生是非。陈诚不仅劝蒋介石效法孙中山之坚忍至诚，而且以蒋介石所崇敬的曾国藩、胡林翼觅得良才贤士辅佐来反照其在知人用事方面有欠妥当。【《函呈请容纳众流忍小忿以成大谋》（1928年1月2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1—4页。】
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陈诚对蒋介石既真诚坦率又满怀期待，并非唯唯诺诺、举口称颂。在他看来，内忧外患下只有蒋介石才能带领国人摆脱困境。黄道炫指出，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陈诚亦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蒋先生骤然的摆脱离去，使军事政治失了重心”；“现在所谓国内的任何伟人要人维持不了这破碎的危机”。陈诚及其同时代人所表露出的对于强人政治的依赖，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黄道炫：《“围剿”期间蒋介石和陈诚关系之怪现状》，《江淮文史》2017年第6期，第111页。】
肖如平注意到，这封效忠信恰好在蒋介石复出前夕送达，时间节点的把握可谓恰到好处。【肖如平：《蒋介石对黄埔嫡系陈诚的培植》，《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32页。】蒋介石复职后会见诸人，在日记中称赞陈绍宽为“颇有志者”，刘士毅“颇有精神”，陈诚“为一有志之官长”，其他人“皆庸庸者也”，表示了对陈诚的欣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1月9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三、南征北战，替蒋效力
陈诚既已流露亲近之意，蒋介石自然要有所回应。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不久，便调何应钦为参谋总长，明升暗降，削去其第一路军兵权；同时让陈诚担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守备南京，将原属何应钦的几个团划归陈诚指挥。早先宁汉对峙、桂系“逼宫”之时，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亦主张与武汉议和，令其甚为不满。此番蒋介石借助拉拢陈诚来敲打何应钦，就是看准了陈、何之间心存芥蒂。借用陈诚部属邱行湘的话语，即“你把陈诚整下来，我再把他扶上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8月12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李仲明等：《解密何应钦与蒋介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8页；邱行湘：《随陈诚十九年所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981年重印），第63页。】。蒋介石通过抬陈压何变相鼓励二人竞争，从而驱使他们向自己邀宠尽忠，以达到制衡的效果。【更多论述可参见金以林：《蒋介石的1932年》，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内里相当传统的蒋介石尤其信奉地缘和业缘关系，他的警卫部队几乎全由浙江子弟充任。【杨维真：《蒋介石的地缘关系》，《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第233页。】由陈诚出任警卫司令，既显示了蒋介石对陈诚的器重，也是对其浙江籍和黄埔军校教官身份的借重。
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蒋介石致电陈诚，“前方炮兵指挥困难，请兄速来徐一行”，命其重操旧业，兼任炮兵集团指挥官随军北上。【《手谕速赴前方指挥炮兵》（1928年4月6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6页。】攻克北京、天津后，蒋介石着手整军裁兵。何应钦借裁军的名义将警卫司令部裁撤。回到南京时，等待陈诚的却是“庙拆官丢”。事已至此，陈诚致函蒋介石，表示愿留洋求学，以退为进。蒋介石复电：“现在练兵紧急，不必留学为要。”【《电呈裁兵请自隗始》（1928年7月4日）、《手谕自请裁兵具征爱国惟练兵紧急不必留学》（1928年7月），《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7、8页。】蒋介石原计划任命陈诚为整编后的十一师师长，但何应钦称陈诚资历尚浅，且须照顾降将曹万顺以稳军心。蒋介石只好改任陈诚为该师副师长。【徐济德：《陈诚的军政生涯》，第37页；孙宅巍：《陈诚传》，第34页。】
1929年初，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引起各地实力派的不满。2月，蒋桂矛盾激化。3月，蒋介石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等“谋叛党国”，指挥各军讨桂。陈诚的十一师进抵湖北南部军事要地贺胜桥，“截断逆军南联湘桂之路”，动摇桂系军心。【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19页。】7月，蒋冯战争爆发。陈诚率军击败进犯湖北襄阳之张维玺部。12月，陈诚所部参与讨唐战争，大败唐生智军于河南确山。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率十一师与冯玉祥军万选才部大战于马牧集，首战告捷；又于宁陵城外修书劝降刘茂恩，促成刘茂恩的十个团加入蒋方。【孙宅巍：《陈诚传》，第37—40页；王逸之：《陈诚与蒋介石》，第58—64页；《函刘茂恩盼反斾讨逆奠安党国》（1930年5月20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16—17页。】7月，陈诚驰援山东曲阜击退晋军。8月，陈诚升任十八军军长，8月15日率部攻克济南。【孙宅巍：《陈诚传》，第41—43页。】8月18日，蒋介石收到陈诚捷报，在日记中写道：“使我欣慰，辞修实一将才也，甚有希望。”【《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8月18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10月，十八军攻克河南郑州。蒋介石赞言：“马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116页。另据十一师三十一旅六十二团团长方靖回忆，攻克郑州后，陈诚为表明自己不贪功爱财，特地给蒋介石发电，称“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将士用命及友军协助之力，故不敢独受恩宠，拟将赏金半数分给四十七军上官云湘部（似为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引者注）”，使蒋介石对自己更加宠信。参见方知今：《远逝的硝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不到两年的时间，陈诚转战大江南北，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阀内斗中胜出贡献甚多。蒋介石也论功行赏，将陈诚的部队从一个师扩编为一个军，并以陈诚为军长。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陈诚此时大概也意识到，国民党内唯有蒋介石具备统合各派系的实力与魄力，自己唯有跟着蒋介石才能有所发展。在陈诚看来，蒋介石是革命的，有着打倒军阀、统一国家的政治抱负，这份责任与担当使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的不二人选。【据杨安铭回忆，1934年夏在庐山训练期间，陈诚讲到“拥护领袖”时，特别强调说：“我们拥护的是革命领袖，因为委员长是革命的，所以我们要拥护他，如果他不革命，我们还是不拥护他。”蒋介石当时坐在旁边，频频点头。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陈诚》，第27页。】
1931年2月8日，陈诚接蒋介石电令，要其率部入赣参与第二次“剿共”。【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2月8日），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4页。】此时，新编入十八军的十四师及炮兵团正在改编整训。陈诚电告军政部长何应钦“稍缓赴赣”，自己将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一切”。【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3月9日、3月22日），第10—11、13页。】6月，蒋介石组织第三次“剿共”，指示十八军“应集中新锐部队，选定新方向努力前进。……十一师既集中抚州，不妨暂驻抚州，以备策应，而其余部队应随到随向吉安、吉水集中”【《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31年6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200-00011-105。】。6月11日，十八军辖下十一师、十四师划为“剿共”右翼军第二路，陈诚任指挥官。【《蒋中正致陈铭枢电》（1931年6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200-00011-108；王逸之：《陈诚与蒋介石》，第69页。】6月29日，陈诚率军自抚州开拔，6月30日进抵石门。蒋介石担心陈诚、卫立煌轻视共军战力，下手令告诫二人“勿骄矜”。【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6月29日、6月30日），第23—24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6月30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7月4日，陈诚部到达黎川，向其报告位置及战地情况。【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7月4日），第26页。】蒋介石于7月5日收电，欣喜之余亦担忧“各师粮秣甚难也”耽误行军作战。【《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7月5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7月6日，陈诚率十八军继续向大洋源前进。蒋介石听到报告后赞叹：“各部皆愁粮秣缺乏，不能前进，而辞修竟如期进行，可慰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7月6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从陈诚和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可见，江西等地交通落后，军队后勤补给十分艰难，限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这或许也是中共军队能在重兵“围剿”之下仍可以闪转腾挪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公心与私意
受制于观念、派系、历史、人事等因素，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黄道炫认为，陈诚对蒋介石的效忠并非一味听从，在国民党内属于敢向蒋介石提意见的异类；陈蒋二人常因观点不合发生摩擦，蒋介石也不以为忤。【黄道炫：《君臣师友之间：“围剿”期间的蒋介石与陈诚》，《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第47页。】细读陈诚日记、家书以及陈蒋之间往来函电，会发现这一观点言之成理，且在陈蒋二人交往早期即已显现端倪。
陈诚为蒋介石效力的同时，难免夹杂一点私心。1928年二次北伐完成后，国民革命军进行整编，曹万顺的十七军与陈诚的警卫部队合编为十一师。【孙宅巍：《陈诚传》，第34页。】蒋介石命陈诚担任副师长，给曹万顺做副手。陈诚对这样的人事安排并不满意。7月25日，陈诚得知消息后即赴沪“就医”，不久写信给老部下孙常钧询问部队动向，“本师行止，各方消息，统希逐日见告为荷”，大有重回旧部的念头。【《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一师副师长简任状》（1928年7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8-030800-00021-017；《电孙常钧请逐日报告二十一师行止》（1928年7月30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7页。】蒋介石马上邀其面谈，声言副师长只是暂时的，日后必有妥善处置，陈诚才勉强应允就职。【徐济德：《陈诚的军政生涯》，第37页。】徐济德认为，曹万顺自知是过渡人物，也少管事，陈诚实际上成为了十一师的主宰。【徐济德：《陈诚的军政生涯》，第40页。】从陈诚与曹万顺日后的纠葛来看，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陈诚认为，曹万顺“受革命之熏陶犹浅，旧习难于罄除”，全师经理、人事乃至普通公文都不让自己插手。【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18页。】对曹万顺而言，陈诚所部编入十一师，分明是蒋介石派其来架空自己、争夺兵权的。自十一师编练伊始，矛盾的种子即已埋下。
陈诚自不会甘当绿叶。他一面“甩石头”，向蒋介石大倒苦水，说明十一师人事关系之复杂，屡次请求辞职，逼其向曹万顺施压。陈诚深知，蒋介石不会也不愿将这支部队交给曹万顺指挥。蒋介石只得百般安抚，设法调处二人矛盾。【《手谕应与曹万顺敬慎相处》（1928年12月28日）、《手谕革命未成应安心训练》（1929年2月26日）、《函呈调整人事意见并请给假归里》（1929年4月15日）、《手谕须从命尽职勿可假归》（1929年4月19日）、《电呈十一师派系对立请准辞职》（1929年6月16日）、《手谕谢远灏既藉党部选举鼓动纠纷应即调政训处训练》（1929年6月18日）、《电呈曹万顺赴汉有私揽军队意图》（1929年6月25日），均见《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9—14页。】他一面“掺沙子”，举荐好友罗卓英任该师参谋长，周至柔任师参谋处处长，萧乾任六十二团团长；任用连排级军官时安插一大批黄埔军校学生，其中多数是其旧部。【《电呈拟以罗卓英继充本师参谋长》（1928年11月14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8页；史玉根：《陈诚新传》，第71页；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陈诚》，第30、39、41页。】他还一面设法“挖墙脚”，六十五团团长李明原本是曹万顺的部下，经过整训后对陈诚心悦诚服，离曹投陈，日后被陈诚举荐为十一师辖下某旅旅长。【史玉根：《陈诚新传》，第75—76页。】陈诚向蒋介石报称，“据六十五、六十六两团长报告，曹离襄前，使人密告团长，谓此次赴京如果他调，必设法将该两团调去云云，团长深滋疑虑”，“李、史两团长深明大义”，“故感实报”。【参见《电呈曹万顺赴汉有私揽军队意图》（1929年6月25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14页。】
一年后，曹万顺调离，改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终于由副转正，统领十一师。【孙宅巍：《陈诚传》，第37页。】陈诚在军内的地位日渐巩固，又以该师军官为基础打造属于自己的班底，即日后名声显赫的“土木系”。蒋介石也乐见其成，尽量满足陈诚的要求。在军官部属的选拔任用上，陈诚大量提携原黄埔军校的学生，这与蒋介石的用人之道不谋而合。因此，陈诚虽形成一股势力，却不被蒋介石怀疑有所异图。【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陈诚》，第39—43页。】
蒋介石为笼络陈诚颇费心思，加官进爵犹觉不够，还要察其情、攻其心。1931年1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官邸招待陈诚，座上宾还有谭伯羽及其妹谭祥。【《民国二十年（1931）先生三十四岁大事纪要》，何智霖、高明芳、周美华编：《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1页。此为陈谭二人首次邂逅。】谭祥为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女，亦是宋美龄的干女儿。蒋介石有意为陈诚择良配，一来二去，陈诚和谭祥的婚事水到渠成。【关于陈诚与谭祥的婚姻情况，参见宋青红、汪洋：《试论谭祥的爱情婚姻及其政治角色》，《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1期，第204—212页。】有此一桩姻缘，陈蒋算是沾亲带故。对蒋介石而言，更亲才能更信。陈诚与蒋介石开始超越黄埔教官与校长、部属与领袖的上下级交谊，形成接近于家人的亲密关系。
来自蒋介石的拳拳厚爱，陈诚自是感激发于肺腑。6月23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召开“剿共”会议，陈诚等一干将领参加。在写给谭祥的信中，陈诚透露了两处细节：其一，座中诸将讨论“剿共”何时能结束，陈诚说“越快越好”。大家随即取笑陈诚，料定其必想早点回去完婚，并说他应“特别努力才对”。这说明旁人都能察觉到蒋介石对陈诚的青睐。其二，陈诚自认“剿共”之事无论为公为私都要努力，为公是报效党国，为私是“报蒋先生夫妇为我俩的”情谊。【《无论为公为私剿匪均须努力》（1931年6月23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46—47页。】
陈诚佩服蒋介石的人格，也支持其事业，但对其军事方针则是听一半信一半。6月23日，蒋介石与参战将领商讨“剿共”要点，“讲战术至二小时余之久”【《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6月23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6月26日），第20—21页。】。6月24日，蒋介石又集合赵观涛、卫立煌、李云杰和陈诚几位军长，嘱咐众人多看《曾胡治兵语录》。陈诚认为其“在此百忙之中，能抽空及此，其精神实可佩服也”；对其讲授的内容则不以为然，认为战场决胜仍要依赖将领随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蒋中正日记（手稿本）》（1931年6月24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6月26日），第21页；《蒋先生招各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1931年6月24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47—48页。】
6月25日，蒋介石与陈诚谈话，一再强调“剿共”的重要性，并赠送《江西省舆志》及《读史方舆纪要》两书。蒋介石嘱咐陈诚务必小心慎重，以免重蹈前次“剿共”将领之覆辙。陈诚内心不以为然，“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一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6月26日），第21页；《现在的社会固不能无军人但现在的军人确实不能要》（1931年6月25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49页。】。他或在暗讽其行事迂腐，指望套搬古书本打胜仗；或在抱怨中国制作的舆图不够精确、不堪军事使用而引以为恨。
6月28日，陈诚向蒋介石阐述“剿共”的计划：应“戒惧惕厉”，抱定牺牲之决心，放胆放手与中共军队一搏。【《电呈敬谨体行教诲以求有补于党国》（1931年6月28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58页；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6月28日），第22—23页。】陈诚虽言“戒惧”，言外却流露出欲与中共争高下之意，对此前国民党军队的败北颇不以为意。蒋介石当然能察觉出陈诚的好胜之意，于是告诫陈诚，“恃强者是败机”，“不能战虽胜算亦败”，须审慎处之，万不可掉以轻心。【《手谕战阵之事请审慎出之》（1931年6月29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58页。】
陈诚私下还对蒋介石在军队的人事安排不甚满意。他认为，蒋介石常常“以名器诱人”，造成“帽上帽”之局面，使整个指挥系统如叠床架屋般复杂，运作不便。【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7月8日），第28—31页。】7月10日，陈诚回营，随后向高洲堰进发。次日，蒋介石接到情报称红军欲进攻国民党军右翼，遂指示陈诚尽快进抵广昌，且需注意与其余各部保持联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7月11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手谕须与左右翼切实联系》（1931年7月11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58—59页。】12日凌晨，蒋介石又发一电，要陈诚与赵观涛的第八军密切配合，早日占领宁都。【《手谕指示剿匪机宜》（1931年7月12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59页。】陈诚回电言明其余各部“多数未能照预订日期到达”，协同作战几不可行，并特别强调指挥系统紊乱造成主战部队无所适从。【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7月13日），第32—33页。】此后陈诚率军四处奔波，未能找到中共军队之主力决战，于9月初回到吉安。旅途劳顿之余，陈诚难免牢骚满腹，矛头直指蒋介石。他时而迁怒于蒋介石对官僚腐败过于纵容，抱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惊奇于“南京各部院长之腐败无能”，“真不知总司令何苦为彼等受罪也”；时而不满其断粮断盐办法，以为“此举有关人道”，很可能会将普通百姓逼到中共一边。【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校：《陈诚先生日记（一）》（1931年8月14日、8月16日），第47、49页。】相比于军事上的失利，陈诚更忧心国民党统治的破败及蒋介石执政的失当。
陈诚对蒋介石既有公心也有私意，二者交织错杂，勾勒出看似矛盾而又复杂的情感轨迹。如果说1928年初陈诚写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是表明自己愿意听命调遣的态度，那么，经历过1929年、1930年国民党军阀内战后，特别是1931年蒋介石为陈诚和谭祥牵红线，或许蒋介石已将陈诚视为自己的嫡系部下。
结语
纵观陈诚与蒋介石早期的交谊，从1924年陈诚进入黄埔军校到1931年其奉蒋介石之令“剿共”，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往复。陈诚初始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但情随事迁，许多人与事在短短数年间变化发展，促使陈诚选择伴其左右、替其效力。在蒋介石的悉心培植和关照下，陈诚的军事指挥才能得以施展，其本人也渐渐被蒋介石认可，融入“黄埔系”的小圈子。
随着二人关系的不断深化，陈诚和蒋介石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陈诚的官职越大，蒋介石就越不厌其烦地教导、规劝乃至训斥陈诚；陈诚与蒋介石走得愈近，就愈不满足于对其惟命是从。陈诚之所以敢在蒋介石面前发表异议，不仅是想展示其“不畏上”的姿态，衬托其容人雅量；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陈诚“带艺投师”，从邓演达和严立三手下半途投靠而来，反倒不必像胡宗南等黄埔军校“天子门生”一般唯蒋介石之命是从。
陈诚和蒋介石之间闹矛盾、起冲突，并不意味着二人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反而映照了国民党高层人际关系之复杂。蒋介石对陈诚不断耳提面命且多有批评之词，却从未怀疑其忠诚；涉及革命、军事、党内纠纷等问题时，两人看法多有相左之处，私下陈诚对蒋介石也有诸多不满，但最终仍会服从于他。归根结底，蒋介石与陈诚虽非根深蒂固的师生关系，但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另外，陈蒋二人皆出自军旅，彼此交流显露出军人特有的真挚与坦诚，不会因些微摩擦造成隔阂。
以陈蒋二人的复杂关系为镜，可以窥测此时国民党的政治生态。1920年代的国民党还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外部环境严峻，内部派系林立。国民党欲实现政治整合，确立起对国家的统治，首先就要树立起领袖的权威，统一全党意志。党内上下级关系必不能如西方政党一般讲民主，这是由特殊政治环境决定的，非如此不能成事。蒋介石需要陈诚这样有想法、办事得力的干将来辅佐，才能在国民党内斗中取胜，这既需要凭领袖之威号令部属，又须以实利拉拢怀柔。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陈诚即使对其有所不满，也要坚决服从。但陈诚毕竟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和革命教育的熏陶，在其面前直抒己见也无可非议。陈蒋二人的交谊既有如传统的“君臣父子”一般，又掺杂进现代思想理念，“人情”与“主义”交织，“公利”与“私意”并存。如果说中国现代政党的党内人际关系必会经历一个新陈代谢的阶段，那么陈蒋之交或许是一个缩影。
来源：苏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