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惩罚有罪之人只是司法这枚硬币的一面的话，那么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和赔偿则是硬币的另一面。
当受害者提出补偿的诉求却遭到拒绝时，或者当各个级别的补偿金额都低到侮辱人的程度，而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公务员、法官和医疗专业人士，以及曾经在军队或党卫队中服役，并且在战后继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却能够得到很高的工资并且最终拿到全额养老金时，不公正的感触就会显得呼之欲出……
……由于纳粹主义的“罪行”在法理上被局限为集中营守卫的虐待行为，“行凶者”的定义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故而有资格要求赔偿的潜在受害者总人数也受到了限制。
正如汉斯·弗兰肯塔尔所回忆的那样，尽管他的和弟弟恩斯特（Ernst）都曾在 I. G. 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做过奴隶劳工，但是他们总共只“收到了10,000马克的赔偿金，补偿企业曾将我们当作奴隶劳工，补偿当局曾将我们遣送，补偿我们失去的青春、在集中营里的监禁、失去所有的亲人，以及持续终身的身体和心理问题”。他甚至还得花钱买回他从小居住的家族宅邸，因为它在纳粹治下被强制“雅利安化”了。
除此以外，他和弟弟还几乎对“全额养老金不抱希望。我僵硬的膝盖、小腿上深深的疤痕，以及废掉的牙齿都在养老金方面派不上用场”。他的弟弟恩斯特也曾被关押在米特堡—多拉和泰雷津，并因身受虐待，致使肝脏出现永久性损伤，但是他连一分钱抚恤金都没有收到。
汉斯怀着恨意写道，给恩斯特做身体检查的医生曾经是纳粹党人。他接着写道：“我们碰到的医生，常常要么在1945年以前就在执业， 要么曾经是纳粹分子，并且仍旧信奉纳粹意识形态。结果，现在居然由这些人负责评估给我们发放多少残疾抚恤金。”
……东西两德在1990年重归统一，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促使双方就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类相关事宜签订任何官方和平条约，故而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就因此水涨船高。在热衷于审判案件和官司的美国就有许多板块开始对德国施加压力。东欧国家政府垮台之后，延续了几十年的铁幕也宣告瓦解，这就意味着许多在战后返回东欧国家的前强制劳动力的声音也开始被人们听到。各类投诉信和索赔信如洪水一般涌入德国。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曾经使用强制劳动力和奴隶劳工的德国企业（如西门子、大众汽车等知名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如果它们拒绝承认自己具有污点的过去，如果它们拒绝抽出一部分利润为这些财富所倚仗的人们支付赔偿，那么它们的国际声誉将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弗利克·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德意志银行和大众汽车都越发被推向严厉的聚光灯下。
有些公司相对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但它们的措施大多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比方说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或者在编纂公司历史时不再对其纳粹时期虐待劳工的历史闪烁其词。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显赫的工业巨头就已经做过诸如此类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公司向寻求和平与和解的组织支付了款项。所有这些行为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企业在道德和社会敏感性有所增强（或者这些企业试图表现这一点），故而也给相关公司的国际声誉带来了好处。
但是，当轮到这些公司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以及承认相关法律责任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尽管赔偿协议最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得到签订，本身就已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其过程却矛盾地显现出，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与阿登纳最初采纳的模棱两可的政策具有相当可观的延续性。这一回，当局依然只在代表受害者的组织的强大压力下才作出让步。
1998年，美国人对活跃于北美市场的德国公司发起集体诉讼。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愈发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些公司在德国国内也越发受到媒体宣传的挞伐；由于这些舆论有可能给销售和市场份额带来不利影响，它们也就势必要作出回应。
这些公司作出了巨大的调整，这不仅仅是因为来自国际舞台的压力日益增大，也因为德国国内的运动越发声势浩大；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压力，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公司的政策调整是否会在目标的达成和实现上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
德国企业的妥协方案将政府也牵涉了进来，它成功地将两大目标合为一体 ：一方面显然是一种在道德上负责任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是对德国工业利益始终如一的支持。在1999 年到2000年期间，一家名唤“铭记、责任和未来”（EVZ，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的基金会在德国政府和个体企业的资助下成立了。美国和德国政府通过这一基金会就补偿金达成协议。只有满足了特定的条件，基金会才会诚恳地进行赔付（与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诺贝特·沃尔海姆诉 I. G.法尔本集团案如出一辙），以后所有的诉讼案件都将搁置，个人诉讼也从此不予立案。
除此以外，EVZ 还在自身的融资背景上采取了一种非常狡黠的策略。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确实曾与纳粹勾结的公司，它还呼吁所有德国产业来支持这场以道德责任为根基的事业。超过五分之三的 EVZ 资金来自12家成立之初就在列的企业，而在总数多达6500家的成员企业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资助的金额低于1000马克——这实际上是一种表达道义支持的象征性款项。
德国政府和德国产业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联合开发出一套关于责任的说辞。然而，还是没有任何人以公开或个人的方式承认自己身上担负法律的责任。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占据着道德的高地，而犯有重大罪行的行凶者却不用背负任何实际的罪责，就能轻松地隐身在一道徒有其表的责任之幕背后。
直到2001年，也就是 EVZ 成立的次年，强制劳动力和奴隶劳工才开始收到赔偿金。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散居在近100个国家里的1,655,000多名前强制劳动力总共收到了约43.7亿欧元的赔偿金。
不过，并非每一位受纳粹影响的人都得到同等的对待。总数达296,740名曾经在集中营、犹太隔离区或类似条件下劳动的幸存者平均收到了7128欧元的赔偿金，用来弥补他们遭受的磨难。按照 2007 年的汇率，当时的这笔钱相当于10,000美元，或者差不多 5000 英镑。而561,282名曾经被强制遣送、关押或者人身遭到监禁的受害者平均收到了2252欧元——这笔钱还不到相关公司管理人员两个星期的薪水。约80,110名曾经被强制安排在农场、家庭或被占领地（工作环境据说相对没有那么恶劣）劳动的人平均收到了1196欧元。还有代表另外644,826名申请人提出的索赔诉求遭到了断然的拒绝。
最新近的进展情况是，2002年颁布的《犹太隔离区养老法案》是为了确保曾经在犹太隔离区工作的人能够收到与劳动相关的养老金。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有酬劳的，只是数额非常低，而且虽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关在居住区里，这些向人数已经变得相对稀少的在世幸存者给出象征性的赔偿，这件事情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巩固了德国能够面对过去的道德声誉，但是它并没有以一种相对精准和有的放矢的方式解决罪责的问题。
进展当然不可否认，但即便是深度参与赔偿的获取，以及协助建立“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的人也都承认，这一迟来的正义并不全面完整。这一机构的历史顾问卢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曾说，这是一种“受损的正义”或“有瑕疵的正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的特别代表、代表强制劳动力和奴隶劳工出面协商的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Stuart Eizenstat）将其称为“不完美的正义”。
以上内容节选自[英]玛丽·弗尔布鲁克著，陶泽慧译：《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理想国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