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你们家准备什么时候回去？”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她的语气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仿佛已经在脑海中规划好了年夜饭的菜单。母亲一向如此，每到腊月，总要提前盘算着，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刚想开口回答，旁边的肖晴冷冷地笑了一声：“2万压岁钱，给不起，就别回了。”她的语气里夹杂着疲惫与不耐烦，像一根刺，直直扎进我的耳朵。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下来，连母亲的呼吸声都听不真切了。
我脑袋嗡嗡作响，半晌才挤出几个字：“妈，我再跟肖晴商量一下。”挂了电话，我转头看着肖晴，而她的脸上满是不屑。
她双手环抱，嗓音冰冷：“咱们家两个孩子，每年压岁钱也有不少。可你家侄子侄女七八个，回去一趟，压岁钱就是两万块。我问你，你工资多少，心里有数吗？你以为咱家是开印钞厂的？我可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什么也说不出口。她的话是刻薄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的工资并不高，家里的开销又大，压岁钱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可是，我又该怎么跟母亲解释呢？母亲盼着我们回去团圆的那双眼睛，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心里一阵酸涩。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那种简单的幸福，至今难忘。
记得我十岁那年，冬天特别冷，家里的柴火快烧完了。母亲带着我去邻村借柴。一路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脸，我冻得直发抖，母亲却始终握着我的手，用她的围巾替我挡风。
“坚持一下，回家就能烤火了。”她温柔地安慰我。
那天晚上，家里的火炉终于烧得旺起来。母亲把剩下的一点白面蒸成馒头，几个孩子围着炉子吃得津津有味。尽管嘴里念叨着“等过年就有肉吃了”，但那时的我们依然觉得生活是甜的。
那年的除夕，父亲从镇上买回来一块巴掌大的猪肉，成了年夜饭的“主角”。我慢慢地咀嚼着那块肉，舍不得咽下去。母亲看着我们，笑得很满足。她说：“等你们长大了，咱们家也能过上好日子。”
母亲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走出大山，去了大城市工作。可我没想到，离开家之后，那种朴素的热闹再也没有回到我的生活中。
和肖晴结婚后，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忙，另一方面是因为肖晴不喜欢回去。她从小生活在城市，习惯了优渥的条件，对农村的生活总有些看不上眼。
“你家亲戚太多了，每次回去都像走亲戚大会。”她曾经抱怨道。“再说了，那些压岁钱，什么时候是个头？”
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可渐渐地，每到过年，家里的气氛都会变得紧张。她开始计算各种开支，抱怨年终奖发得少，甚至明里暗里劝我：“今年就别回去了吧。”
有一年，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母亲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说，只是反复叮嘱我：“工作要紧，别累坏了身体。”可我知道，她一定失望透了。
后来，母亲的身体渐渐不好了。医生说，她的心脏有些问题，需要注意休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愧疚。那些年，为了所谓的“城市生活”，我一次次让她失望。
去年过年，我带着一家人回了老家。原以为肖晴会稍微收敛一点，结果她在客厅里当着一堆亲戚的面抱怨：“压岁钱给得太多了，你们乡下人规矩真多，什么时候能少点这些讲究？”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看到母亲的脸色变了，赶紧打圆场：“妈，我给您买了点补品，您试试这个茶……”母亲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可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抽烟时，听到她和父亲低声说：“他日子不好过，咱们别让他为难了。”
今年，又到了过年的时候。肖晴的态度比去年更决绝：“要么你自己回，我和孩子不去了。反正我也没脸再去。”
我叹了口气，心里五味杂陈。母亲的期盼，肖晴的不满，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微信还停留在那句“什么时候到家？”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却始终没有勇气回复。
第二天早上，肖晴又问我：“想好了没？到底去不去？”
我沉默着，脑海里浮现出母亲拉着我去借柴的那个冬天，浮现出她守在灶台前蒸馒头的身影，浮现出她眼中的期待和失落。
“去。”我终于开口，“今年必须回去。”
肖晴愣了一下，随即冷笑：“那你告诉你妈，压岁钱她出。反正我没钱。”
我没再争辩，只是转过身开始收拾行李。这一次，我知道，我必须做出选择。
我想好了，压岁钱的事情可以商量，喜庆一些即可。春节与父母团聚是习俗，不可以丢，但有些只会添堵、影响家庭和睦的旧俗该是时候摒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