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末期为应对辽东军事需求，明廷开征了大名鼎鼎的“辽饷”。在不少朋友眼里这项税赋是明朝无视民力、横征暴敛的罪证之一，事实又是否如此呢？
（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
（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税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
《明史·志·卷五十四》
辽饷在万历四十六年初征为200万两（白银），后经不断加税在崇祯四年达到最高，每年685万两左右（再加上盐课等杂项最高时740万两）。看着很多，但是细算并不高。
按照“1两 ＝ 1000厘”的比例换算，辽饷最高时也就相当于一亩加税0.012两。按照明末的米价来折算的话，差不多2斤米。虽然不能说这是个小数，但每亩两斤的负担绝不至于让平民无法生存下去。
有人可能会说，天启朝辽饷在正税之外还有很多杂项加派。
天启元年时，户部和工部从辽饷中挪出120万两，用于募兵、置办军械以及补偿关内各镇的军事开销（主要供应山海关和蓟镇）。另外为降低辽事后勤基地（山东）的地方负担，朝廷又蠲免了顺、永、保、登、青、莱六郡的辽饷。
在实际输送至辽东的辽饷降到366万两的同时，辽东申报的开销却暴涨至1200万两（含山海关和登莱）。
臣惟辽左用兵三载于兹，自辽沈继陷，时势益危，前议兵止十七八万，今三路布置共二十六万，并蓟辽总督添募将三十万矣。前议饷止八百万，今增至一千二百万，或云当千五百万矣 …… 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万，又顺、永、保、登、青、莱六郡以劳役减免，臣部所籍以给饷者仅三百六十六万而已，即以千二百万计之，尚未及三分之一也。
《筹辽硕画》
钱不够花怎么办，户部尚书汪应蛟只得依照前任李汝华的方案，奏请朝廷开征“杂项”。如典铺抽成、僧道度牒、民间房产税契、盐课、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等共计十六项，总计加征350万两（每年）。
这样算下来每年可以筹集白银716万两专供辽事之用，勉强填住窟窿。但实际上并未征收到这么多，因为各（府）省基本就没有按定额去征收并上缴的。
例如保定府额定杂项银为41711两，地方只认11000两；湖广杂项定额为248000两，但地方只认115200两；四川被加派的一万两税契银，只认缴4730两。而且很多地方府衙就算是找不到理由，也会各种拖欠。
原因之一，征收困难。朝廷加派的杂项大部分属于商税，但明朝又是以小农经济为支柱。并不大的商业市场，导致税基远没有想象的那般厚实。落后的财税管理能力和制度，不仅让官府难以根据交易规模去扩大税收（明朝商税基本全是定额税），甚至于一些府衙都不知道找谁征收。
原因之二，地方没有征收动力。这种加征税收缴后需全部交付朝廷，对于地方来说是费力没好处却要担责的事情。而协助地方民众减免税赋，至少可以获取“为民谋利”的声望。再加上征收本就困难，趋利避害之下，各地官员会是什么选择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这导致天启一朝辽饷征收情况很不理想，基本都在400~550万两之间徘徊。并不是什么魏公公爱惜平民、只刮富商。
这也是崇祯登基之后，大幅度废除杂项并再次提高辽饷税率的真实原因。因为相对来说田亩附加税，既容易核算也容易督察。
综上可以看出，明廷征收辽饷手段相对温和，加税的负担也不算大。那么朝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最终灭亡呢？
辽饷是针对天下田亩（贵州和京畿八府除外）的统一征收，根据辽饷总额和税率，计算可知应征田亩数为5.8亿亩。而《明神宗实录》的记录以及很多明史专家的研究表明，明末时耕地总量在11~12亿亩的规模。换句话说有一半的耕地没有应税，它们跑哪里去了？
其一，优待士绅和皇族。
整个明季，朝廷给予士绅的特权是越来越好。洪武时只是免除官员家庭的徭役，“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到嘉靖朝这种优待不仅扩广至整个士绅阶层，也开始豁免税赋。“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万历三十八年）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常熟私志·赋役》
至万历朝后期，士绅阶层获取的税赋减免，仅明面上的数据就非常可观。再考虑到官僚互相庇护、暗箱操作等，官绅们获取免税的田亩数只会更多。而皇庄和各藩王的田亩，明朝就没有对应的征税政策。
这就诱发出明朝特有的土地兼并行为“投献”，各地农户或主动、或被迫将自有土地，献寄于皇族、地方缙绅名下。皇族和缙绅们无偿获取租金，农户得以减轻赋役上的负担，明廷则损失了应税田亩数。
其二，军屯的大量“丢失”。
明朝实行军卫制，日常各军卫屯田自养（每户30~50亩土地）。明初时军卫屯田不但可以养活自身，还能给予明廷大量补贴。如永乐元年朝廷实收赋税3129万石，屯田子粒（军屯的田租）2345万石。
到了正德朝屯田子粒收入最低至104万石，原因很简单，大量军屯被军镇将领、权贵、皇族给霸占了。后万历朝初期虽然有所恢复，但子粒收入也只回升到435万石的水平。一句话大量实际存在的屯田，从账册上“消失”了。
前文提及明朝是以“小农经济”为支柱的皇朝，这不仅让明朝的财政收入依赖农业（占比在八成），“开源增收”也靠农业，比如“张居正改革”中为朝廷增收的方法就是清查田亩。所以田亩的大量“丢失”，让朝廷、地方、军队均失去了大量财源。
注：整个明朝的收入可分为三大块，一为军屯（大部分产出用于自养，少部分献于朝廷），一为地方（存留），一为朝廷（起运）。起运与存留的比例大致为3：7
地方缺钱，就会无力赈灾，饥寒的民众会揭竿而起；军队缺钱，就会丧失战斗力，陷入外敌内乱的漩涡；朝廷缺钱，则会失去应对各种问题的手段。所以并不是辽饷压垮了明朝，而是面临需要大把花钱的军事威胁和灾荒时，拮据的大明只能徒呼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