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文章前，麻烦您点下“关注”方便您后续讨论和分享，感谢您的支持，我将每天陪伴你左右。
声明：本文内容均是根据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撰写的原创内容，文中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前 言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位中共特工，毅然决然地潜伏在敌营长达15年之久。
在那漫长岁月里，他不仅成功地获取了重要情报，更在敌方阵营中悄无声息地攀升至高位。
然而，随着地位日益显赫，他面临的危险和压力也与日俱增。
就在他感到不安和困惑之际，中央领导却给予了他坚定的指示：“大胆往上爬！”
这位特工是谁？他又是如何在敌营中步步为营的？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初入“虎穴”，开启潜伏生涯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因敬仰《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而改名。
1934年，他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毕业，正值风华正茂之际，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抱负。
此时，党组织看中了他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且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优势，决定委以重任——打入东北军，刺探国军军事部署，为党搜集关键情报。
他凭借大学积累的人脉联系到了老同学张学孟，后者在东北军颇有影响力。
在张学孟的推荐下，李时雨加入了东北军“剿总处”，展现出了出色的交际能力，并积极宣传抗日思想。
张学孟赏识李时雨的才华，便将他引荐给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在这一历史时刻，李时雨凭借在东北军内部建立的情报网络，及时向党组织传递相关信息，使我党能够提前布局，应对事变带来的变数。
然而，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发生剧烈震荡。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押，东北军上层陷入混乱，矛盾丛生。
1937年2月，王以哲将军在一次高级会议中被枪杀，东北军随即改组，大批官员被裁撤，李时雨也未能幸免。
失去东北军这一掩护后，李时雨并未气馁。他带着党组织的新指示，毅然前往北平“东北救亡总会”，准备掩护冀察政委会的参事于毅夫。
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当他抵达天津时，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天津陷入战火，李时雨被迫滞留。
在这危急关头，李时雨展现出顽强的应变能力。
他佯装成一名追求高官厚禄的“有志青年”，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
此时，日寇为控制天津局势成立了治安维持会。
机缘巧合下，李时雨得知维持会的总务科长吴光弼竟是自己在东北军“剿总处”的旧相识。
凭借这层关系，李时雨成功打入日伪天津高等法院，成为一名检察官，开启了敌营潜伏的生涯。
危机四伏，机智化解难题
在天津沦陷期间，面对日军的严密监控，李时雨屡次完成党组织交付的艰巨任务。
其中，最为惊险的一次任务是运送电台机件。当时，党组织急需将一批电台机件从天津运往河北的转运站，而日军对这类重要军事物资严防死守。
李时雨深知任务的危险性，但毫不退缩。他利用在法院的职务之便，获取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的“派司”，这成为他完成任务的关键。
李时雨将电台机件分装在三个箱子里，分两次运往家中。第一次，他借口进租界办事，从伪法院要出一辆小汽车，将两个箱子藏在后备箱中。面对日军检查，他镇定自若地出示“派司”，并故意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成功骗过日军哨兵，顺利将两箱电台机件送到伪法院并藏于办公室。
然而，转运第三个箱子时，情况变得复杂。他无法再从伪法院要到汽车，时间紧迫，李时雨果断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在“法国桥”日军检查站，他一手提箱，一手高举“派司”，并用日语与日军打招呼，让对方误以为箱内并非违禁品，成功混过检查，将第三箱电台机件安全送达指定地点。
此外，李时雨还成功营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冯骥。
冯骥在天津沦陷时被捕，营救难度极大。
李时雨利用担任汪伪天津市高等法院书记官长的职权，调阅并销毁了冯骥的卷宗。
当书记官发现卷宗丢失并向他汇报时，李时雨佯装愤怒，暗示卷宗可能在日军轰炸中被毁。
随后，他以检查监所为名，与冯骥单独面谈，指使他咬定自己是被陷害的无辜者。
开庭时，冯骥按照指示连连喊冤，最终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重获自由。
打入汪伪，官职步步高升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与日寇勾结，密谋建立汪伪政权。为使其傀儡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汪精卫一伙妄图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处网罗代表，企图营造“众望所归”的假象。
此时，李时雨在天津高等法院担任书记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八面玲珑的交际手段，已在当地小有名气。
负责拼凑平津“选区”北方代表团的国民党改组派分子朱晶华，因听闻李时雨的才名，主动找上门来。
朱晶华与李时雨同为东北老乡，且在交谈中发现彼此对时局有着相似的见解，相谈甚欢。
朱晶华向李时雨坦白，自己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汪精卫内部做情报工作的。
他深知李时雨的价值，极力劝说李时雨伪装成国民党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伪国民党的“六大”，共同为搜集汪精卫叛国的关键情报出力。
李时雨意识到这是一个深入敌巢、获取核心机密的绝佳机会，但他不敢擅作主张，立即向党组织详细汇报。党组织经过审慎研究，认为这是打入汪伪集团心脏、揭露其卖国行径的千载难逢之机，果断指示李时雨：抓住机会，打入内部。
于是，李时雨以国民党北方代表的身份，跟随代表团乘船南下。
一路上，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同行者的一举一动，暗暗记下各种细节，为后续情报分析积累素材。
抵达上海后，他们入住日租界虹口饭店，这里鱼龙混杂，各方势力暗流涌动。会议地点选在沪西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此地戒备森严，宛如龙潭虎穴。
开会前一晚，汪精卫派亲信陈春圃、林柏生与各地代表团分别谈话，妄图给代表们“洗脑”，吹嘘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
李时雨表面上佯装虔诚聆听，心中却暗自鄙夷，同时敏锐地捕捉着他们话语中的每一个关键信息，将汪精卫赴日卖国投降的详细经过等重要情报，默默记在心中。
1939年9月1日，大会正式召开。李时雨怀揣着紧张与激动步入会场。
只见“七十六号”门前半条街被封锁得水泄不通，公共租界的全副武装巡捕马队来回巡逻，大门紧闭，代表们只能从旁边的小门鱼贯而入。
通道两旁，“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如恶狼般虎视眈眈，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会议期间，李时雨强压内心的波澜，镇定自若地参与各项议程。他看着汪精卫一伙在台上惺惺作态，心中怒火中烧，却又不得不强装镇定。他利用一切机会，与其他代表攀谈交流，不动声色地套取更多情报，将会议的一举一动、参会人员的名单及背景、通过的各项提案等关键信息，牢牢掌握在手中。
到了1939年12月，伪国民党改组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李时雨凭借出色“表现”，被汪伪政府指定为常务委员，并获得了汪精卫的亲自接见。
这一接见，无疑是对他“身份”的极大认可，也让他在汪伪集团中的地位陡然提升。
内心忐忑，组织坚定支持
1940年，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8月，李时雨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
随着官职越来越高，李时雨接触到的核心机密也越来越多，他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每次参加高级别的会议，或是与汪精卫、陈公博等核心人物近距离接触时，他都得时刻紧绷神经，生怕一个不小心就露出破绽。
夜晚躺在床上，脑海中总是不自觉地回想着白天的种种细节，担心自己是否有言行不当之处，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常常彻夜难眠。
这种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让李时雨的状态逐渐出现了变化。
与妻子孙静云相处时，他也难免流露出焦虑之色。孙静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深知丈夫肩负的重任，也明白他此刻内心的煎熬。
一次，孙静云到北方向李时雨的上级何松亭汇报工作，何松亭不敢擅作主张，认为孙静云应亲自去晋察冀根据地向许建国部长汇报。
孙静云见到许建国后说:“我们已在敌营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可以步步深入敌人的心脏了。但时雨......."
许建国高兴地说:“好啊，汪精卫、陈公博身边也有我们的人了，这两个大汉奸作梦也不会想到，真是精明过分、蠢驴一对。你告诉时雨，别顾虑，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
当孙静云将组织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李时雨时，李时雨愣住了。他没想到，组织在了解他的困境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予他如此强大的信任和鼓励。
那一刻，他眼眶湿润，心中满是感动。他深知，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鼓励，更是组织沉甸甸的托付。
有了党组织的坚定支持，李时雨彻底放下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情报工作中。他凭借着自己的法学专长，在立法工作中巧妙周旋，一方面按照汪伪政权的要求，制定一些看似“合理”的法规，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却在字里行间暗藏玄机，为地下党同志的活动预留空间。
在与陈公博的频繁接触中，李时雨更是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与这位汪伪二号人物的关系。他深知陈公博老谋深算，任何一点破绽都可能引发致命后果。于是，他时刻保持警惕，说话滴水不漏，做事稳妥可靠，逐渐赢得了陈公博的绝对信任，成为其身边不可或缺的“红人”。
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的官职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他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police局judicial处长等职，几乎掌控了汪伪上海地区的judicial、治安等关键领域。
在保安司令部，他暗中留意日军与汪伪军队的调动情况、武器装备储备信息；在清乡委员会，他提前掌握日军对新四军等抗日力量的“扫荡”计划，及时传递给党组织，让我方军民得以提前防备，一次次躲过敌人的血腥围剿；在police局，他巧妙周旋，将被捕同志的信息第一时间送出，为营救工作争取宝贵时间。
转战军统，继续隐蔽战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之际，李时雨的心情却无比复杂。随着汪伪政权的土崩瓦解，他面临新的抉择：继续潜伏还是撤回解放区。此时，一位昔日熟识的律师余祥琴找上门来，自称是军统上海沪郊指挥站负责人，希望李时雨留下和他一起干，并承诺帮助他混入军统。
李时雨心中一惊，但表面不动声色。他深知此事重大，迅速向党组织负责人张执一请示。经过几天焦急等待，党组织指示：将计就计，打入军统。当余祥琴再次找来时，李时雨佯装欣喜地答应下来。
凭借余祥琴编造的“吃空饷”假名，李时雨成功打入军统，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上海在国民党军完全进驻之前由军统把持军政大权，包括对汪伪军的收编。李时雨利用工作便利，获取了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机密。
在与军统特务周旋时，李时雨时刻保持警惕，说话滴水不漏，巧妙地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再由妻子孙静云转交张执一。有时遇到军统侦破我党地下组织、监视跟踪抓捕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他总能随机应变，挺身而出营救。
例如，当一个特务报告我地下党将在上海路一小巷52号召开秘密会议时，李时雨立刻装模作样布置行动，向特务们下达晚8点集合的命令，同时紧急派孙静云通知有关同志取消会议。到了10点，特务们扑了个空，只能悻悻而归。
然而，危险如影随形。1946年，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因与余祥琴矛盾很深，开始逐个排查其身边人。他发现李时雨的弟弟和妻子在日军占领时期曾因共产党抗日嫌疑被捕，而余祥琴的档案中也没有派遣李时雨打入汪伪中央的记录，遂对李时雨产生怀疑，将其逮捕关押在上海南市的军统看守所。
在这里，军统特务对李时雨进行了残酷逼供，用“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拷打了两天两夜，妄图从他口中撬出共产党的秘密。但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时雨始终坚贞不屈，矢口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破口大骂：“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就耍阴谋诡计，指使人员假扮共党嫌疑犯与李时雨套近乎，妄图套取情报。但老练的李时雨岂能上当，他反而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与特务巧妙周旋，时不时给对方来一次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让特务们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
就这样折腾了3个多月，军统特务查不出任何李时雨是共产党的线索，只好将其投入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由于军统对共产党案件穷凶极恶，最终指使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李时雨7年6个月有期徒刑。
在狱中，李时雨虽然身体遭受折磨，但心中的信念却愈发坚定。党组织和同志们多次设法营救，虽未能成功，但他们的关心让李时雨备受鼓舞。他始终抱定革命和人民必胜的信念，在狱中默默等待回归党组织怀抱的那一天。1949年2月，李时雨最终走出囚笼，重获自由。
结 语
回顾李时雨这15年的潜伏生涯，可谓是险象环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东北军时，西安事变的风云变幻让他险些失去情报传递的渠道；在日伪天津高等法院，运送电台机件的任务稍有差池便会暴露身份；打入汪伪政权后，与汪精卫、陈公博等老奸巨猾之辈周旋，每一次会议、每一次交谈都如履薄冰；转战军统时，更是遭受酷刑逼供，生命垂危。
然而，正是心中对党的坚定信仰，让他从未有过一丝动摇。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他都咬牙坚持，只为了能为党多传递一份情报，多挽救一位同志，为革命事业添一份助力。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潜伏生涯，光明正大地回到祖国怀抱。他的身份揭晓，人们惊叹于他的英勇事迹，他成为了人们敬仰的英雄。刘少奇同志曾称赞他“一个人顶三个师”，陈毅老总也感慨他“至少为我党提供了一个师的助力”。
李时雨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对党忠诚、为革命奉献的崇高精神。他的故事，如同夜空中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参考资料：
学习时报：李时雨：敌营搏斗十五年 刀光剑影无形战
人民网：李时雨：敌营搏斗十五年 刀光剑影无形战
《文史春秋》,2022年.08期，王树仁，《地下工作者李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