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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八七○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结果，美国有63199名华人居民，其中99.4%分布在西部各州与尚未加入联邦的各地区，而且这些居住在西部的华人绝大多数（比例高达78%）都住在加州。假以时日，这些华人将会翻越洛矶山脉，继而横渡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迁居其他地方。
有些华人横跨了整个美国大陆，来到大西洋海岸区，也有人在劳力承包商的帮助之下，最后在美国南方落脚。这些华人都必须面对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种族争议，并且试着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找到华人族群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1、少数族裔的不平衡
美国华人史中最奇特的插曲，莫过于许多华工在战后与南方许多棉花庄园主人签署了劳动契约，而基本上此举也让他们变成黑奴的替代人力。所幸，此一插曲的结局对华人来说算是相当愉快的。当时许多南方庄园主人刚开始都以为，能与华工签约简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因为华工的勤奋与配合度可说是有口皆碑。不过，这些庄园主人很快就会发现，尽管华工手脚伶俐又任劳任怨，但他们大都了解契约内容，而且也希望劳雇双方都能忠实履约。
相对来说，到南方农田谋生的华工还是比较少，因为任何一八五○、六○年代的美国居民都了解奴隶制对少数族裔所造成的伤害。既然这些庄园主人已经习惯于蔑视劳工的种种权益，别说是好雇主了，他们可能连公平地对待劳工都做不到，因此不难想像他们会怎样对待那些取代黑奴的劳工。
这些庄园主人大半辈子都深信一个道理：如果想要增加生产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工头鞭打劳工，让他们乖乖听话。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可能突然变得尊重劳动契约，并且把与他们订约的华工当成有资格享受同等权益的劳方？
结果，无论是在南方或在地方，在美华人都不打算默默忍受白人种种的歧视手段，也不想永远屈居人下。
华人深知美国人向来是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把黑人与美国原住民当成文化较为粗劣的族群，因此很快就体悟出一个道理：
如果白人把任何一个族群拿来与黑人和美国原住民相提并论，就等于是在歧视该族群。
例如，一八五三年某位加州法官曾禁止华人出庭做出不利于白人的证供，理由在于华人族群的地位应等同于印地安人与黑人。结果，当地华人认为不能出庭作证事小，他们自觉受到冒犯之处是被人拿来与印地安人、黑人相提并论。
当时有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在旧金山华人商界广为流传，某位华商在信中写道，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远流长，有几千年之久，美国白人怎敢“将我中华民族与印地安人、黑人混为一谈？印地安人向来对社会关系一无所知，也不知互敬互重，且衣不蔽体，赤足行走，居住于荒野与洞穴。”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态度当然也点燃了其他少数族群的怒火，他们认为既然自己长久以来都必须忍受白人的不公平对待，华人凭什么有所不同？就像加州政府要把该州中部草谷市的印地安人迁移到保护区时，酋长威玛王就曾提出激烈抗议：凭什么华人可以在美国各地自由来去，而他的子民却要被政府围捕，将他们隔离于美国社会之外？
南北战争以前，大多数州的法律本身就有很多充满种族歧视的条文，一直要等到战后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才确保了所有公民的权利，包括让“所有土生土长或者归化的美国人”都享有投票权，而第十五条修正案则是确保了美国人都应拥有投票权，不因种族、肤色或是否曾为奴隶而有所不同。
2、到“南方”去
但在战后重建的时期，南方各州还是通过种种“吉姆·克劳法案”（“吉姆·克劳”是非裔美国人的谑称），坚决不让黑人享有投票权，其手段包括：不缴人头税就不能投票，甚至以暴力手段阻挠投票。
从北方各州的观点来看，南方有许多充满种族偏见的措施都是不义之举，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西部的政治人物也普遍反对让华人取得投票权。
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内里乌斯·柯尔曾经提出警告：“如果华人获准投票”，恐怕“我们这个党就要走上绝路了。”
很多人害怕华人移民开始申请归化为美国人，在取得公民权后进而获得投票权，而这些人曾在一八七○年代获得重大胜利：不但国会宣称华人是外国人，因此没有资格取得公民权，所以立法禁止华人申请归化，同时联邦法院也做出一样的裁决。
但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后，情势大变，不但确保了非裔美国人应该获得完整的各种公民权，同时也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生来就具有美国的公民权，结果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就这样取得了公民权。尽管美国国会还是不让华人移民申请归化为美国公民，但根据重建时期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不得否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具有公民权。
换言之，第二代华人移民与爸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公民权受到宪法之保障，这随后也成为华人注意到的一个区别。
一八七○年代以前，住在美国“旧南方”（旧南方是指美国最早的十三个州中位于南部的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有时也包括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各州的华人可说屈指可数，有几个在当医生，不过大都是经商、开店或者当厨师。
其中有些华人选择在查尔斯顿与纽澳良等港市落脚。但是到了南北战争结束后，黑奴获得了自由之身，南方的庄园主人们听说华人都是模范劳工，而且没有公民权，于是打算招募华人来当农工。
西部各州的统治阶级唯恐华工带来竞争，影响白人权益，但南方的庄园主人却认为引进外国人力是个好主意，而且引进华工更能对他们以前奴役过的黑人施压，逼使他们接受过去奴隶制时代的劳动条件，回到田里的工作岗位上，“解放黑人等于是宠坏了他们，让他们离开了农田，”《维克斯堡时报》的社论如此写道，“我们的经济是否能够繁荣，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把那些荒废的田地重新整理好，所以我们呼吁，应该引进苦力，而且也可趁机让他们改信基督教。”
无疑的，他们最想让华人学会基督教的美德之一，就是“被打了右脸，就要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人打”。但显然他们打的算盘不是为了解救华人的灵魂，而是想借此牵制那些已经被解放的黑人。如同某位庄园主人的妻子写道：“若能把五百万个华工引进到这密西西比河河谷，我们不但能够生产出足够让全世界使用的棉花，更能让那些黑人学会怎样才是守本分。”
美国南方权贵还为此召开了一次大会来讨论对策。一八六九年，数以百计代表性人物来到田纳西州的孟斐斯市，参加美国的第一个华工会议。
会议第二天，一位名叫胡大全的华人基督徒在所有与会者面前发表谈话：
先前他曾在英属圭亚那创建过一个华人社群，此时已迁居刘易斯安那州。他向听众保证，温顺、听话又勤奋是华人的特色──简单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操弄剥削的种族。
这个大型会议引发媒体瞩目，尤其是与会者还包括全美国最知名的华工进口商柯内里乌斯·库曼夏，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华工都是他帮忙招募来的。他的谈话深具吸引力，因为他对听众们保证，大约只要二十美元月薪，华工将会很乐意从旧金山迁居美国南方，至于从中国募集华工到美国，绑五年合约，月薪更可能低到仅十美元。
与会代表们认为苦力能够帮他们打造出一个崛起的新南方，于是决议筹集一百万美元来执行库曼夏的计划，而且他们也选出了一个招募委员会，负责促成五百到一千个华人迁移到南方来。
会后，南方各州开始如火如荼地招募华工。有一些本来在古巴蔗糖庄园工作的华人苦力在一八六六年来到南方。为了帮助吸引更多华工，几家美国快船公司在华南地区的一些港市发送传单。“如果来到纽澳良工作，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赚大钱，”其中一份传单宣称，“老百姓也可以变得比国内的大官更有钱。”
有些广告打包票，表示中国劳工在前往美国的航程中，“住得好，吃得好。有各种游戏可以玩，而且不用工作。”
传单催促中国人要赶快把握机会。“这是个很好的国家，比中国好。没有疾病，不用面对死亡威胁。来吧！立即动身。再等就会后悔莫及。别跟老婆商量，也别理会敌人的威胁。你还是中国人，但可以到美国去工作。”
大动作招工的结果，是让南方各州在一八六九与一八七○年网罗了大约两千名华人。有些人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庄园与养虾场工作。其他人则是到了密西西比州与阿肯色州，成为黑人的替代人力，也有人成为火车工。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大约两百五十名华人前往美国，成为休斯顿-德州中央铁路公司的雇员。隔年八月，因为亚拉巴马州正在兴建一条通往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铁路，也招到了一千名华工。
3、奴隶主的“失算”
不过，到了一八七一年年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冲突的迹象，而且劳资双方对彼此都感到幻灭。某个庄园因为有名华人奴仆遭鞭打，结果华工们发起罢工。另一个庄园则是有一群华工企图对某位华人中介动用私刑，理由是他骗了他们，营造出南方生活的美好假象。还有些案例是庄园主人压榨华工，引发反叛，结果导致一些华工遭主人枪杀。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南方庄园的主人早已习惯完全掌控手下的劳工，因此认为他们与华工之间的关系为主奴关系，而非资方与劳方。与此相反的，华工们则是认为他们只是拿钱办事，那些庄园主人可不是什么封建时代的大老爷，所以认为主人应该以雇主身分履行合约的条文。这些南方的庄园主人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脚步，而且华工的地位与黑奴不可同日而语，此时他们显然占上风。
一群华人农工在路易斯安那州某个蔗糖庄园里工作的情况。
南北战争后，一些南方庄园主人曾经尝试以华人劳工来取代黑奴，但却被华人倒打一耙：
他们雇佣翻译人员帮忙协商契约内容，并且控告那些侵权的雇主。
理由之一是，华工们按照劳动契约内容工作，而让南方权贵们感到不悦的是，很多华工在进行劳资谈判时都很精明，动不动就提出告诉。
为了解契约的细节，华工聘请双语口译人员，这些人不只帮忙翻译，也是代理人与律师：其职责是针对契约的条文帮忙讨价还价，向雇主转达华工的种种抱怨，如果华工对工作不满意，还要负责找新工作。若庄园主人有违约的情事，他们还要代替华工提出法律诉讼。
其次，南方的华工可以把雇主告上法院。例如在一八七一年，因为与工头发生冲突，导致一名华工死亡、两人受伤，华工于是提出诉讼。当地法官不但允许华工出庭用华语作证，而且后来还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就这方面而言，与当年华人在加州的情况相较，南方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保障，因为加州法律明文规定华人不能出庭做出不利于白人的证词。
还有，因为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深深怀疑南方各州，总是以各种小动作来压迫少数族群，所以华工也受到联邦政府的较多保护。最早在一八六七年八月，美国政府就已经禁止南方各州招募华工，除非华工能出面作证或提交书面资料，证明他们是自愿前往南方，而且劳动契约的签署也是出于自愿。由于政府的警觉性很高，南方的庄园主人们很难将华工当成黑奴那样对待。
对南方的权贵来说，招聘华工的实验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结果却仿佛一场灾难。短短几年内，大多数的华工都选择不继续履行契约，也找到了薪水更好的工作。许多人受到纽澳良等都市的吸引，到城里开设店铺。有些人则是毁约逃走，但大多数的主人都没有资源可以把他们抓回来。到了一九一五年，几乎没有任何南方庄园仍继续雇用华工。
透过引进华工，南方人打的算盘是借此牵制已经被解放的黑奴，而北方人想要牵制的，却是他们的白人劳工。北方人试着引进华工的时间点，是马克·吐温所谓的“镀金时代”──那是一个以浮夸虚伪著称的时期，“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正好可用来形容它，因为当时美国潜藏着许多腐败的弊病。一堆心狠手辣所谓的“强盗资本家”在这个时代取得政经大权，他们发迹的故事不像霍瑞修·爱尔杰写的那些少年励志小说，主角的成功全凭努力打拼，堪称典范：这些资本家能够成功，都是凭借着全面的贿赂、勾结与恐吓。有钱人在这时代挥金如土，大肆血拼，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劳工阶级的绝望与幻灭。
4、终结“罢工”的由头
南北战争期间，本来该去从军的大资本家如J. P·摩根、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与詹姆斯·美隆都是付钱给人帮他们上战场。尽管美国的贫富差距将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持续扩大，但在战时已极为悬殊。
许多北方沃尓沃借由贩售劣等军品给北方的联邦军，大发战争财，而变得更有钱。到了战后，阶级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格兰特总统任内：他虽然是南北战争期间的名将，却治国无方。他当政时政府弊案丛生，联邦官员始终袒护那些愿意贿赂他们的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视若无睹。因为法院与国会都已被买通，在前者的默许与后者的帮助之下，那些所谓的强盗资本家肆意扩张事业版图，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他们打败、并吞。
在买通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之后，银行巨子与铁路大亨靠股票敛财，以铁腕征服劳工，创建事业帝国。在股票秃鹰企图垄断黄金市场失败后，联邦政府不得不拿出数百万纳税人的钱来帮华尔街善后。
随着资方愈来愈贪婪，美国劳工的挫折感也逐渐累积攀升。忠勇的北军士兵为国卖命，甚至断手断脚，在战后却四处碰壁。他们回到城里破烂的小公寓，贫病交加，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他们抢工作，其中包括比他们更穷困的欧洲移民，这些欧洲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愿意接受工厂的最低薪资，忍受各种有害健康的危险环境。同样要找工作的还有无法靠务农赚钱谋生的农夫，他们因为付不起昂贵的设备费或者火车大亨要求的昂贵运费，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煤矿工人暴动，各种工厂都发生了罢工事件，许多人饿死街头。为了与大企业对抗，白人劳工开始组织工会，为了争取合理的劳动条件与薪资而抗争。
为此，资方必须赶快想出掌控局面的新方法，并找到新的劳动力来源，借此证明他们不一定需要工会会员，于是东岸的资本家便开始将脑筋动到华工身上。一八七○年，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市（North Adams）一家女鞋女靴工厂闹罢工，劳工要求把工时降为八小时并加薪，而且享有查账的权力。工厂老板卡尔文·桑普森把他们都开除掉，但劳工所属的骑士会是全美最大，而且可能是最有力的工会，所以他根本找不到愿意替代他们的白人劳工。
不过桑普森还是拒绝接受自家工人所开出的条件，后来他在报上看到有人撰文称赞旧金山制鞋工厂的华工工作效率很高，于是便和某家移民公司签了一纸三年合约，由该公司负责从西岸派七十五名华工到桑普森的鞋厂工作。桑普森是美国史上第一个为了终结罢工事件而将亚洲工人送到洛矶山脉以东去工作的制造商。
这些罢工终结者抵达北亚当斯市车站时，在场民众无不看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根本不是要搭车，纯粹是出于好奇心而来围观，因为大部分新英格兰居民都没有看过亚洲人，但也有很多人来骚扰甚至恐吓那些华工。
《国家周刊》写道：
“一大群充满敌意的群众到火车站去堵人，骚扰他们，对他们大呼小叫甚至丢石头。”
在三十名警力的护送之下，华工们前往工厂宿舍，而且宿舍大门深锁，还有保护他们的警卫。后来，有人在工厂墙上涂鸦写道：“非工会劳工，还有鼠辈，都不准来此地。”但并未发生暴力事件。
事后看来，桑普森雇佣华工的决定是有用的。《新哈泼月刊》在报导中指出，“没有任何劳工比他们更为忙碌、更为井然有序了。”
仅仅几个月内，华工的表现已胜过工会员工，制作鞋靴的速度甚至比罢工劳工中比较有经验的那些人还要快。
《史氏月刊》则指出“华工的工作表现规律，工时很长，而且不会因为礼拜天狂欢而导致礼拜一心情低落，也不会在假日时无所事事，浪费时间。”
据这篇文章估计，每周华工可以帮桑普森省下八百四十美元，一年下来几乎可以省下四万四千美元，而且如果整个美国的制鞋产业都雇用华工，那么一年可以节省三百五十万美元。
北亚当斯市试用华工的状况获得媒体的广泛报导，这也让其他东岸的资本家起而效尤。桑普森引进华工三个月后，纽泽新贝勒维尔市帕塞洗衣厂的老板詹姆斯·赫维，也把旗下的爱尔兰女工换成来自旧金山的华工，理由是她们屡屡罢工，导致他利润下滑。
5、落脚美国东部有多难？
华工的到来引起东岸各州白人劳工的恐慌。詹姆斯·赫维收到好几封威胁信，其中一封表示，如果不把华工开除，就要杀了他。宾州水獭瀑布镇（Beaver Falls）一家制刀工厂雇用了一百多位华工，几位镇民在提交给国会的请愿书里抱怨道，雇用华工“显然是想要试着恢复奴隶制”。
许多资本家之所以雇佣华工，就是要让白人劳工对他们的未来感到莫名的恐慌。桑普森在北亚当斯市成功引进华工后，好几家公司借他的例子说服罢工的白人劳工返回工作岗位，而且还减薪百分之十。
但华工其实并不如资本家预期的那样温驯听话。让赫维后悔莫及的是，新来的华工和爱尔兰女工一样难搞，他还抱怨华工“愈来愈像他们的白人邻居了”。最后他不再爱用华工，他的助理在一八八五年把所有华工都开除掉。
赫维无法预见此举为东岸各个城市的中国城撒下种子。他的许多华工被开除后迁居纽约市，或者纽泽西州的纽华克市，然后从新的居所写信给亲戚，邀请他们一起来创业，自己开设洗衣店。
直到此时，纽约市的华人人数还是很少。其中有些是直接从中国移居美国东岸，他们本来是水手，转行后换了很多工作，从当小贩到自己开民宿，或者待过制作棒棒糖、卷烟的工厂。
根据一八八○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尽管曼哈顿的总人口数超过一千两百万，却只有748位华人居民，这数字虽微不足道，但曼哈顿已经是内华达山脉以东最大的华人聚居地。
不过，就在赫维把华工都解雇后，短短几年内大纽约地区（纽约都会区。整个都会区以纽约市为中心，范围扩及纽约州、纽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等三州二十几个郡，以及宾州东北部一个郡）已经有大约两千家华人经营的洗衣店。
美国东岸华人史并不完全是由华工打开，因此并非只是关于华工如何遭人剥削，成为资方破坏罢工行动的工具。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存在着某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最后的结果也与华工在全美各地挣扎谋生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这些华人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华工的路。
有几个华人学生获准进入东岸地区一些预科学校（专门帮学生准备名校考试的学校）与常春藤名校就读。这些学生的教育背景终将让他们对美国与中国都产生极其庞大的影响力。
帮助这些中国学生打开学校大门的是一些基督教教会。教会不只在礼拜天为工厂的华工开设英语课程，随后也开始赞助华人学子到东岸的中学与大学就读。甚至早在第一批华人因为淘金热而前往加州的二十几年前，在一八一八到一八二五年之间，就已经有五位华人青年来到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康沃尔镇的传教士学校就读。
其中一人名叫阿伦，后来回国获聘为翻译人员，其雇主即为烧毁大量英国鸦片，导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清廷钦差林则徐。
不过，在十九世纪所有接受教会赞助的华人知识分子里，最有名的也许是容闳。他的故事堪称最具代表性，让我们得以了解华人学者虽然总是很容易就能融入美国社会，但却总是因为身份认同的问题而挣扎不已，尤其是容闳希望自己能够促使中国更为壮大，但与此相互冲突的是，他愈来愈觉得自己与祖国和同胞们渐行渐远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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