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国，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编者按：本文首发于《二十一世纪》，由杂志社及作者授权学人发布。因篇幅所限，本文未展示注释，全文可通过文末链接访问。转载须取得授权。
笔者作为中国史的研究和教学者，迟至2016年前后才真正开始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由于生活在对决定美国大选结果的选举人票至关重要的宾夕法尼亚州，而又正好居住在宾州里全球化对传统产业冲击最大的西北部匹兹堡—伊利一线（两城市以州际公路I-79南北向相连），距离另一衰落的老工业基地俄亥俄州也非常近，因此得以近距离地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一带不少白人特朗普支持者（或曰“川粉”），并亲身体会当今美国由于种种原因正在形成的内部分裂和政治极化，但是笔者仍然不赞同美国将陷入“内战”的看法，而相信美国将沿着巨大的历史惯性维持其总体稳定以及并不均衡的活力。
01
美国内部分裂的原因：气候、产业和交通
自2000年夏天初抵美国之时起，笔者先后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纽约州奥本尼市、宾州西北小城克劳福县的米德维尔生活过，曾多次到访纽约市，也去过辛辛那提、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新奥尔良、旧金山、费城、休斯顿、达拉斯、圣路易斯、奥马哈等城市，以及其他不少州份如新泽西、北卡罗莱纳、科罗拉多等，甚至专门探访过已经成为旅游胜地的美国少数族裔阿米什人的定居点；不仅乘坐过飞机、火车、灰狗大巴，更自驾到过各州大小城市，对美国的国土广袤，地广人稀，内部发展既多元又不均衡，确实深有体会。当然，这也许是大国固有的问题，即很难真正实现内部的均衡发展。
然而，由于美国长期对外展示一种以好莱坞电影中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肥皂剧中不是住在纽约就是住在芝加哥的公寓里的年轻人，或者艾伦电影里饶舌的大都市知识分子为典型的形象，外界（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很多美国人自己）逐渐忽视美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充满生存和精神危机的“乡下人”群体，因为付不起递增的房租而被“扫地出门”的边缘人社会群体，直到美国学者和有亲身经历的成功人士近几年才通过相关著述揭示出来。而笔者通过所关注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发现，当一些中国中产阶级旅行者能够像过去在中国常见的西方背包客那样自由地在美国游走，他们很快看到，“真实的美国”其实包含无数个破败衰落的小城镇、萧条的市面、上百年的旧建筑、固守家传老店的店主，而这一切和影视媒体里的美国完全不同笔者在新冠疫情期间上网课，才知道很多住在小镇的美国学生一旦回到家里，同样会面临上网的困难，他们的内心也和中国的“小镇做题家”一样，希望摆脱那个被亲戚网络包围、对外界充满恐惧和疑虑的故乡，或者期盼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改变乡亲的认知。特朗普的崛起，使得全世界的目光开始关注因全球化导致的产业外移而陷入失业困境的“铁锈带”产业工人群体，以及内陆乡村地区的“红脖子”群体。
从“认识美国”的角度，笔者的确认为，美国人通过大众媒体制造了一个虚幻的以都市精英为主流的“符号化”美国，而过去十年种种反映美国乱象的作品确实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在影视剧包装以外的现实和复杂多面的美国，只有把这个美国形象和大都市、高科技的美国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看到一个完整的美国。当然，在这一意义上，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内在分裂的，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弥合种族、阶层、教育、地域之间的区隔乃至鸿沟，使所有人都生活在类似的状态中。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这样的内部隔绝和分裂状态其实是正常的，只是美国人自己也需要从聚焦都市精英、虚构科幻、“超级英雄”的自我麻醉式影视作品中抽离出来，真正面对现实。
在笔者看来，现实中美国的一个特点是，气候原因和政策因素驱使大量产业从北部的五大湖区域移向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得克萨斯州，以及东南部的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一趋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逐渐开始，以至于2023年美国人口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五个城市中，十二个都位于从西南海岸贯通到东南海岸，覆盖整个南部沿海地区的“阳光地带”。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北部的宾州地处严寒，其西北部靠近五大湖中的伊利湖一带，冬天备受湖泊效应带来的雪暴影响，应当是其传统产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必须放到美国经济技术重心向南、向西迁移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此外，地理和气候因素对人的心境也有微妙影响。笔者在纽约、纽约州府奥本尼、匹兹堡、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等多地参加会议、旅行和私人观光都借助优步作为交通工具，其间可以明显感觉到，南部诸州的司机多开朗健谈，北方城市的司机则多沉默压抑，不爱交流。而休斯顿和达拉斯等南部大城市的司机中很多都是来自中东、阿富汗、拉丁美洲的新移民，他们更爱坦诚交流，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正因为这些城市的活力和机会更能够吸引大量新移民，并进一步加强这些地区的文化多元，才能够稀释传统保守白人的影响。美国南方和北方间已经持续和不可逆转地出现了纵向的分裂。在美国地图的横轴上，硅谷的兴起和华尔街金融业的全球影响，使得资本和人才不断向东西两个海岸聚集，而把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甩在后面。硅谷所在的加州和华尔街所在的纽约市同时又汇集了全美国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长期持续地吸引知识人才定居，为美国社会注入活力。
全球化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分化，不仅使得产业在美国国内由北向南迁移，还进而迁到海外。距离笔者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大城市是曾经的钢铁之都匹兹堡。由于自由派思想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获得优势，当地工会的势力在劳资关系的博弈中逐渐占了上风，这直接导致了1959年的一次长达116天的钢铁工人大罢工，而这次罢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匹兹堡这个钢铁之都开始从日本进口钢材。此外，笔者所在城市米德维尔的一家拉链厂则迁移到中国。这种为寻求降低成本而“逃离”的做法在1970年代末期获得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行政总裁韦尔奇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韦尔奇认为，大公司首先应该对股东而非雇员负责。因此，公司应该通过迁移到运营成本最低的地方，寻求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交通工具（例如电气火车头）的部门——通用电气交通运输公司总部就位于距离笔者居住地只有几十英里的伊利市。据当地媒体报导，这家位于伊利的公司，其工厂的雇员已经从2015年的18,000人减少到2018年的4,500人，并迁移到德州的沃思堡市。这和前文试图提示的一样，美国内部经济布局的改变对工人的冲击，可能远远大于政客所渲染的“中国人抢走我们的工作机会”。然而，美国大公司管理者自己倡导的外包合理叙事，却并未被美国工人质疑。据估计，自1978年以来，美国CEO的薪酬增长了1,322%，而同期普通员工的薪酬仅增长了18%。在美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普通人对于本国的精英阶层和大资产者可以说是“敬畏”的，难以形成对薪酬比例不合理的质疑，却很容易把失意倾泻到其他国家的头上，或者说，部分美国人仇外却不仇富。
影响美国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通。笔者经常在中美两国之间往返，下意识比较后认为，铁路客运在美国的衰落使得美国内陆更加闭塞。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掀起修建铁路的高潮，在笔者居住地米德维尔市中心的市场就是当年的火车站，目前仍有旧照片陈列展示。随着汽车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兴起，以及民用航空的平民化，本市火车站早已废弃，而伊利的火车站亦没有专属停车场，候车室冷冷清清，从这里乘坐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火车，体验等同于中国大陆过去的那种慢车，几百公里要晃晃悠悠走上十几个小时。同样，从伊利到纽约的路途，如果放弃缓慢的火车，改由自己开车，将有几百公里行驶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口、漫长的东向I-90公路上。长途驾车的疲惫、安全问题、加油和停车的成本，都成为自驾旅行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而青少年未持驾照和驾车经验不足等问题、老人专注度降低影响驾驶等安全性考虑，更成为制约这些美国人外出旅行的重要因素。
假如选择乘飞机出行，即使像匹兹堡这样较为知名的中型城市，去很多其他城市也要转一两次机，起飞时间不是半夜就是凌晨，且从距离匹兹堡有一定路程的地方去机场，必须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也缺少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供选择；再加上繁复的机场安检，频繁的航班延误、取消乃至航空事故，必然导致小城镇居民外出旅行意欲下降，从而更加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和亚洲国家公共交通发达，特别是中国的高铁网络联通很多大中小城市，使得一般市民、农民、学生出行都十分便利，形成鲜明对比。当一些中国人惊异于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时，可能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生活在内陆乡村的美国人，出远门的便利程度其实是远远不如中国人的，因为真正能结合价廉、快捷、安全和方便这几个优势的长途交通工具，还是经过技术升级以后的铁路。
02
社会分化的重要变量：高等教育
美国内陆的大量普通人其实生活在一种子承父业的循环中。理发师的儿子学习理发，木匠的儿子继续做木匠，砍树修枝是传承三代的产业。在熟练技工和体力劳动报酬较高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特别是男性）在高中毕业以后选择入读职业技术学校，或者把家传的技艺和现代职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而不再接受收费愈来愈高、价值和回报也愈来愈被美国社会怀疑的四年制高等教育。但在笔者看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之所以呈现较多支持特朗普的现象，原因并不全在于经济贫困，因为相关统计已经显示，特朗普支持者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2,000美元，高于美国家庭中位年均收入。
由此看来，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贫穷的白人这一假定并不成立。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由于劳动报酬较高，美国确实存在高学历低收入、低学历高收入的现象，把特朗普支持者简单看成失业的产业工人和低收入人群肯定是不准确的。例如，大学文科教授一般来说收入不高，但支持特朗普的极少，原因在于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对全球化和多元化理念的接受，和特朗普鼓吹的白人民粹主义格格不入；而不少收入高于大学文科教授的白人，则完全可能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加上受到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诱导而支持特朗普。因而，核心问题是和教育程度呈一定正相关的个人理念取向。
笔者在2020年曾经做过一项小型考察。通过对比2020年总统选举地图和2019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选举地图标记为红色区域的县（选共和党特朗普的占多数）所包围的几个蓝色县（选民主党拜登的占多数）有一些共同特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印证族裔和教育程度对人们的选举行为有相当影响。笔者首先挑出在宾州内部显得并不典型的费城县，这个支持拜登的大都会区呈现出美国很多大都市的共性。在这里，白人占41.2%的人口比例；如果进一步细分，排除拉美裔之后的“纯白人”（人口普查数据称为“whitealone,not Hispanicor Latino”）仅占34.6%，而非裔占了42.3%，亚裔占7.2%。或许复杂的种族背景使然，尽管这个县受过大学教育、持有学士学位者仅占28.6%，但对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反感成为决定多数人支持拜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县选择拜登的选民比例高达81%。
而在支持拜登的其他宾州县份，特别是那些内陆乡村地区，非白人的种族身份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因为白人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国际化程度、与外界的联系则成为选举行为中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以中央县为例，白人的比例高达87.9%，除掉拉美裔仍高达85.4%，但因为这里是宾州州立大学本部校区所在地，学生人数共四万多，教职员人数接近九千人，占该县十六万人口中接近三分之一。这样高学历的地区（全县持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居民高达44.7%），学历、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等因素对选举行为的影响更大。笔者曾经在宾州州立大学所在的州学院镇住过两天，此处各式餐馆林立，街头人来人往，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活跃的大学城，其政治倾向可想而知。宾州州府所在的多芬县纯白人占64.5%，持有学士学位者占居民的30.5%。这里也是著名巧克力生产企业好时的总部，其巧克力博物馆以及资助的助学项目和医学院都建立于此。笔者曾驾车携全家访问此地。这样一个拥有政府部门、大企业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和活跃都市，同样成为支持拜登者略占多数（53%）的地区，但被周围的乡村红色区域包围。
在拥有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匹兹堡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以及美国钢铁公司等一些著名企业的阿勒格尼县，纯白人比例为78.1%，拥有大学本科学位的居民达40.7%。这个县同样是一个被红色区域包围的蓝色孤岛，选择拜登的比例达59%。从匹兹堡向北，穿过一片红色乡村区域到美加边境的伊利县，则又是一个蓝色区域，纯白人比例为84%，有本科学历者为27.7%。这里有宾州西部大学爱丁堡分校等几所大学，有一个小型的国际机场，有仍在生产火车头的通用电气交通运输公司，但如前所述，因该公司大量裁员，也有大批失业蓝领工人。选特朗普和选拜登的人在这个县数字非常接近，选拜登的人数略微占优。
笔者生活和工作的克劳福县可以算是低学历白人选择特朗普的典型。这个县纯白人人口占比高达94.6%（一位美国白人同事称为“族群沙漠”[ethnic desert]），但持有学士学位者仅占20.8%，这些人集中在规模不大的大学和医院中，由于人数少，可能无法形成像宾州州立大学那样的选举影响力。在这种人口和学历构成下，占压倒多数的居民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2020年大选中克劳福县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68%。周边的红色县情况也基本如此。在受过大学教育者仅占人口比例17%的临近的韦南戈县，70%人口支持特朗普。
由此可见，在典型的白人人口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内陆乡村地区，地方的国际化程度、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政府和大企业雇员，是否有规模较大的大学和医院）、对外界的了解和兴趣度，与选民是否选择特朗普之间确实有明显的相关性。学历愈低、心灵愈封闭的人群，愈容易进入反智、任性、暴躁和狂热模式，失意时也愈容易相信特朗普的宣传，而特朗普言语中惯用的攻击、羞辱、威胁极大地迎合了这部分人的仇外倾向。受强调多元开放的知识探求以及批判性思维的高等教育影响的人群，则更容易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上偏向民主党的主张。正是大学为美国学生提供了广泛的人文教育，与不同族裔、国籍及背景的学生相处，体验多元文化，理性和包容地认识外部世界，以及重塑世界观的机会；也正是因为美国大多数的公立高中不存在外国背景教师，而美国大学总体上积极聘用外国背景教授，能在知识以外给学生带来更加独特的视角、观点和人生体验，从而使学生在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通过克服“封闭的美国心灵”而受益。
生活在相对封闭环境中而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容易相信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的煽惑。政治学家刘擎经由解读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的核心要论，揭示了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内部运作的实质，即特朗普在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的同时，不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理性的提出对策的人——像过去的总统那样——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代表全体人民”的唯一救主，是来“拯救”美国的，“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笔者认为，特朗普正是把总统这一行政职位塑造成救主的道德形象，把理性基础上的总统候选人政策辩论变成情绪性的相互攻击辱骂。这种“只有他才代表”的道德幻觉导致特朗普有恃无恐，一再突破总统竞选政策辩论的惯例。
论者对特朗普“特权民粹主义”的解读则有助于我们在另一个层面理解特朗普的策略，以及为什么美国中西部失意白人容易被特朗普煽动：
特权民粹主义是指在民粹主义话语中，相对特权群体将自己描绘成为被剥夺地位的受害者，以此来掩盖他们在社会和国际上的相对优势地位，并通过强调集体创伤将异质群体团结在一起，使他们感到由于国内和国际精英的勾结，他们共同享有的特权受到了威胁。特朗普的反华民粹主义符合特权民粹主义的定义，他将相对特权和支配群体描绘成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同时将外部势力描绘成对他们的威胁。具体而言，特朗普作为特权民粹主义的代理人，声称中国“威胁”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对“普通美国人”造成了伤害，从而构建他们的“受压迫者”这一弱势群体身份，掩盖了美国人民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
在这里，研究者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美国内陆白人的“受害人意识”和“受到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伪意识，而特朗普在一个本来拥有种族特权的群体中煽动他们相信自己才是受害者，诱导这一群体不去质疑美国国内贫富不均、企业高管年薪畸高，而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正是极大利用了这一群体信息不足、思想封闭、不善于深度思考的弱点。
03
为何雇不到人：“制造业回到美国”的两例
基于前述对“美国人被抢走工作机会”的抨击和美国内陆白人的“受害人意识”，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美国总统后，大力提倡“制造业回到美国”。然而，制造业之所以离开美国，其根本原因就是生产成本（特别是工资）太高、劳动保护要求太严苛，这是企业所有者和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且不会因为制造业回流而消失。事实上，即使郭台铭在2017年高调把鸿海科技集团（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拓展到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或者张忠谋创立的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开设工厂，都没有真正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
2017年，在特朗普的见证下，郭台铭斥资100亿美元，并以税务减免形式获得30亿美元威州政府补贴，开建75英吋电视机用液晶显示屏（LCD）工厂；一年以后，已经获得超过40亿美元州政府补贴的富士康开始退却，宣布建设一个以机械取代人力的小型LCD生产工厂，而许诺的15,000个给美国人的工作职位则据说留给一个“神秘的、充斥流行语的生态系统项目，名为‘AI8K+5G’”。
LCD生产过程中涉及流水在线的好几个工位，每一个工位负责一个步骤，其中有的工作简单到只需不停安装LCD边框，而工人则需要在封闭的无尘车间里长时间站立工作。以笔者对美国中西部白人个性的了解，并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状态下长期机械地工作。在美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高度繁琐而简单的工作都由新移民担任（如二十世纪初期曾发生过欧陆移民制衣女工宿舍失火的大案）。当代美国人一般倾向于从事时间安排上有更大灵活度，工作中个体活动较为自由、更多和他人有交流、又相当大程度需要做出自我判断的工作，如较多男性从事的电工、水管工、建筑装修、汽车修理，或者较多女性从事的调配咖啡、侍应等。这些工作都给予工作者相当大的个人自主和灵活性，例如水管工诊断出水管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接到预约才前赴工作；咖啡店员工满足顾客对咖啡品类和奶糖的个体化要求，还能与顾客进行短暂交流；在餐馆做侍应生，既可与人交流，满足顾客的个体化需求，又挣到高额小费。同时，美国人也喜欢从事一些追求个人激情的志业，如创意写作或艺术。一个普通的美国白人青年应该没有任何兴趣终日站立，反复装配LCD边框，这类工作的确只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众为生活所迫养家餬口的需要。
假如美国的富士康工厂出于人力资源有限和节约成本的意图，转向自动化生产和机器人装配，这对于已经获得威州政府巨额补助的郭台铭来说当然是好事，只要他能成功盈利即可。但问题在于这个项目的初衷不只是为了让郭台铭换一个地方赚钱，而是美国地方政府为了响应特朗普“制造业回到美国”的呼吁，解决自身就业问题而进行的招商引资，而前述的机器人车间计划将进一步使工厂最初承诺的就业岗位成为泡影。这一事例说明，劳动密集型工厂集中大量人力从事生产，简单、枯燥的流水线装配工作的性质不适用于地广人稀的美国内陆地区，也不适合大部分美国人散漫、好动、爱说话和交流、喜欢自己做主的个性。如果转为以机器人装配，虽然技术上可行，能节省成本，却又违背了提供就业机会的初衷。对富士康日渐怀疑的美国记者在调查报导中指出，截至2023年3月，富士康只在当地雇佣了一千人。然而美国记者似乎没有想去追问，富士康为甚么雇不到人，而那些积极呼喊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民众，又为甚么不积极申请为富士康装配LCD。事实上，装配工作在今天很容易被机器人取代，企业需要掌握高技术的人才而不再是传统产业工人，即使美国企业回流也将加入这一大潮，因此传统蓝领制造业的复兴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所面临的却是另一个问题。2020年5月台积电宣布赴美设厂，投资650亿美元并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拨款66亿美元资助，园区建成投产后计划雇佣6,000名员工，但后来实际雇佣的2,200名员工中，一半来自台湾，因为美国本地员工大量流失。在美国员工看来，他们被雇主“虐待”。美国媒体的相关报导指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台积电一直试图在美国按照其在台湾的方式做事。在台湾，台积电以工作条件极为严苛闻名，包括其每天十二小时工作制、周末加班，以及半夜紧急呼叫员工赶工。台积电在台湾的经理人员也以苛待及因小错威胁解雇员工而闻名”。美国媒体的负面描述显示，即使制造业回到美国，但假如奉行东亚式的严苛管理和强调奉献的“加班文化”，仍然会水土不服，因为美国员工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待遇。当然，台积电和富士康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把芯片生产从台湾转移到美国本土，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战略举措，并受到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加持。
04
分裂、极化但不会内战：美式“超稳定结构”
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内部的严重分化和撕裂已经呈现在世人眼前：一个守旧、传统，更倾向孤立主义、更强调男性中心，甚至更推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美国，以及一个更加包容、开放、多元、世俗化的美国及其愿景与行动。两者之间的较量，显然已经超越了满足部分失业蓝领工人要求的狭小和短期目标，而涉及美国自身的定位和未来走向的问题。
然而，笔者并不认为美国有真正陷入内战的可能，也不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本身面临致命危机。尽管202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冲击国会山事件，但这一事件终究不是一场有统一组织的计划，也不是具有持续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其要求基本集中在大选舞弊这一虚构的叙事上。虽然参与冲击者几乎完全符合笔者前面所提到的特朗普支持者的特点：受特朗普煽动、来自内陆中小城镇和乡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骄傲男孩”之类的白人极右翼组织，但这场骚乱始终被美国主流社会谴责，后续的处理完全被纳入正常司法程序，反对特朗普的人完全无需（或许也不屑于）和这些特朗普支持者中的极端暴力份子正面冲突。而与之相比，十九世纪的美国内战则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图景：自1861年起，试图从美利坚合众国分离出去的一些南方州份开始陆续退出联邦，并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邦联），直到1865年被击败，这个由十一个蓄奴州组成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国名、国旗、领土、民众和总统。按照笔者一名研究美国内战史并有专著出版的同事的看法，当时南部十一州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nation）。尽管这一观点在笔者看来过于偏激，但南方州在短暂的几年中具备作为一个“国家”的诸制度要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而，真正能导致美国爆发内战的条件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普通美国人表达对选举候选人的支持多数是低调的（伍国提供）
虽然美国存在前述各种因为地域、城乡、种族、经济水平、教育水平、信息来源、政治视野和价值观，以至全球化冲击等因素形成的种种分歧，以及由于特定政治人物人为煽动和操弄民粹而形成的对立乃至极化，但放诸全球，以美国面积之大、人口之多、种族和族群之复杂、内部历史积怨之深厚、贫富悬殊之剧烈，这一切差异和冲突应该都算是得到有效管控，社会也基本稳定。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联邦和各州政府之间的权限既重迭又区隔，而且也存在冲突的领域。在2024年1月德州和联邦就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冲突中，核心在于德州是否可以自行采取严厉措施杜绝非法移民，尤其是德州设置的刺网，阻碍了联邦边境巡逻人员工作及接触非法移民。这一技术性冲突并未升级为网络上传言的“内战”，而是一起典型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争议，只是在美国各州自治而德州人又以彪悍闻名的情况下，德州部分政治人物的激进言词被刻意截取。事实上，要求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完全扁平、和谐，没有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谈判、协商、妥协，继续前行，才是真实的美国。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国人表达对选举候选人的支持，在大多数时候是低调的，最常见的就是在自家前院插上写有候选人名字的小牌子，到了投票日默默去投票，而竞选集会上的狂热并非日常的状态。
笔者认为，下列几个因素至今仍然把内部分裂和政治极化的美国有效统合在一起：第一，美国既是世界上军事和金融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具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全球顶尖科技公司和顶尖大学大多集中在美国。这一绝对性优势使得美国民众心中依然充满作为美国公民的自豪感。尽管可以承认，美国落后闭塞的一面与发达光鲜的一面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枪支暴力、毒品泛滥、反智主义也和它的优质教育形成对比，但笔者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深感美国文化本来就有追求极致或走极端的一面，平和中庸绝不是美国的性格，这或许就是为甚么马斯克这样介于天才和疯子之间的精英能够在美国如鱼得水，因为美国在制度上就是为把事情做大的精英准备的；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也能极大地容忍经济上的不平等，因为在他们心中，一个CEO能挣到那么多年薪，必然是因为其智商高，具卓越领导能力，因而有资格挣到巨大的财富。
第二，美国人从其先祖登陆北美荒原起，就有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倔强和进攻性；从美国在二战期间宣告孤立主义政策终结、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打击敌人，在战争（美西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次次提升国际地位。这在美国民众中形成了一种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潜意识。当然，中国本无意也不应该成为美国的对手，但是这种竞争认知一旦形成，不论是争得你死我活的民主、共和两党还是两名总统候选人，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都会变得大略趋同，希望维持美国在未来两强竞争中的优势，让美国继续伟大，或“再度伟大”，差别只是方法和策略，以及对“伟大”的定义。笔者回忆起2001年在美国亲历“9.11”恐袭的震荡时，学校停课后回到公寓里，打开收音机收听的叩应（call-in）节目里没有谩骂和诅咒，没有嚎啕大哭，而是一次次的“pray”（祈祷），普通民众自发默默在房屋外挂出小国旗。在这一年的美国独立日，一名研究生同学在群发电邮中，把美国称为“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笔者至今仍记得当年读到这段句子时的感慨。
第三，在目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美国自认肩负领导全球的责任，对自身危机、阴影保持自省与警觉，都使得美国不可能进入一场除了削弱自己之外别无意义的内战。对此，美国人是清醒和有大局观的。美国不少大学的办学宗旨就明言要培养全球领导者。至少在三个全球性大问题上，美国人有着超越党派的共识：首先，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始终把俄罗斯视为一种异己的文明和地缘政治力量；其次，对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实力和意图保持警觉，对中国持续增长的军力具有普遍的恐惧和忧虑。在笔者今年10月参加一个亚洲研究学术会议期间，一位参会美国学者向笔者解释说，美国人对中国的恐惧和焦虑来源于对越南战争、“9.11”恐袭和反恐战争的创伤记忆，因此美国民众非常害怕进入一场与中国交锋、战火可能波及美国本土的战争。这一视角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美国强悍形象以外的脆弱一面进行思考。再次，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站在以色列一边。这些涉及美国全球地位的大是大非都足以超越内部分歧。
第四，在笔者的长期观察中，美国内部文化存在着也许被很多中国的研究者忽视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相信人的先天智商决定其成功的程度、适合从事哪些工作，也相信人的能力决定其应得的待遇——正是这一点解释了普通美国人何以容忍大企业CEO的年薪数百倍高于自己，而并不仇富，只是转向反智和排外。也就是说，中下层美国人在面对权力和财富时的无力感以及弥漫的一种认命的消极情绪，或者对葛兰西意义上的统治阶级显性和隐形“霸权”的屈服，以及这一霸权本身的足够强大，是美国社会总体能维持“超稳定”的另一个关键因素。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华尔街没有丝毫撼动，组织者反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和打击。回到笔者的第一点，还可以说，在崇尚激烈竞争、追求极致的美国，过得很一般或者不太好的人基本上（或者被视为）安于现状或放纵堕落，而这正是万斯2016年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中内陆“乡下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悲歌”。
第五，无论美国人之间有多少内部冲突和敌对情绪，对法治（rule flaw）的珍视和尊重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2024年9月，一项覆盖了1,046个美国家庭，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绝大多数人继续强烈表达他们支持法治的个人价值观；数百万民众对2024年大选中至关重要的选举和司法官员抱有信心。一个明显例证是，2021年的暴力冲击国会山事件最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危机并未陷入当时很多人担心的内战。值得注意的是，冲击国会的根本原因在于骚乱者相信了大选舞弊的说辞，这同时从侧面证明，合法、公正、透明的选举过程是骚乱者的要求，尽管他们的行为违反了法律。
因此，笔者认为不必夸大美国内战的可能性和其制度面对的危机。就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运作而言，除了极少数如特朗普那样的另类政治人物搅局以外，美国政治未来终将回归正轨，沿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在自身已经形成的某种“超稳定”结构中蹒跚前行。笔者借用金观涛和刘青峰教授著名的“超稳定结构”理论描述美国，并非强调其凝滞，而是标示其大体稳定性。在这一结构下，美国在理念上有某种自我赋予的宗教使命感、全球领袖意识，以及建国先贤创立的民主政治理论和华盛顿式的道德典范；在制度上有成熟的政党轮替、总统选举规则、任期限制和三权分立的相互制约；在经济上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包括美元霸权、汇率优势和长期稳定上扬的股市）保障民众不会因为经济下滑而人心惶惶。而民众能够参与投票，也使得不满情绪有“安全阀”疏解。此外，“智商决定论”等宿命论人生观以及精英统治阶层“霸权”的客观存在，则决定了低收入阶层不会也不敢直接挑战本国高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会把外国视为假想敌——这反而加强了内部团结。美国的大学自觉承担了社会向上流动的输送渠道和防止流动阻塞的调节器功能，以及成为鼓励多元文化并存、培养高素质公民甚至全球领导者的场域。事实上，作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国仍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202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22年的美国人口中有4,620万人，即超过人口10%是出生于美国以外的移民，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有近97万人在2022年正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
05
余论
笔者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四年，从来不是热衷于选举政治的人，也深知美国政治背后有太多的利益和金钱因素，如前所示，对美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局限和痼疾也早已充分“祛魅”。然而，笔者秉持批判性的自由主义理念，同样相信人类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不完美的，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都会形成不平等的、宰制与反宰制的层层迭迭的权力关系；权力的施用甚至渗透在美国高校的关系结构（行政层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行政层）中。信息的不充分、现代媒体的议程操纵和人类情感的巨大动能，也使得理性公民必定会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的假定大打折扣。
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民主或许至少在理论上确认个体有进行精神探索、获取信息、进行交流，而且免于恐惧的自由权利，并大体上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行文至此，刚好读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华裔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朱棣文教授对民主的先决条件的论述：“民主制度需要有两大支柱：享有自由的新闻媒体但要对所发表的内容负责；和可以教给人们如何思考、如何阅读、如何做所有参与式民主所必须的事情的学校。”笔者以为，其对新闻自由和新闻职业伦理，以及教育机构和教育者作用的强调，值得所有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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