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变脸（节选）
青海之战后，雍正一再说年羹尧是“朕的恩人”，并信誓旦旦地向年羹尧保证，若背弃年羹尧，自己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负心人”；还希望两人做千古君臣榜样人物。言犹在耳，但两个人的关系却急遽恶化。
关于这场君臣之变，有人认为是年羹尧功高震主，雍正容不下他；也有人认为是年羹尧掌握了雍正夺位的证据，故雍正要杀人灭口。以上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又都说不通。我认为，这场君臣之变有三大原因。
君臣权力冲突
年羹尧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可以用三句话概况：第一，手握重兵，西北一王；第二，干涉封疆大吏的任用；第三，参与机密，制定大政。
第一，手握重兵，西北一王。
青海一战，年羹尧成为事实上的西北王，他从延信手中接过了抚远大将军印信，直接统辖十几万人的军队。同时，他仍是川陕总督。
在清朝既往的历史上，无内忧外患的稳定时期，却集战时军事大权与地方行政权力于一身的，只有康熙初期的“三藩”可与之相比。而“三藩”是在清初统一全国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故年羹尧不能与之相比，但其军事权力却很大。
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雍正帝事实上把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份的官员任免权下放给了年羹尧，因而出现了“西选”。雍正皇帝对亲信图理琛朱批：“此数年，陕西官员皆成年羹尧随从矣。”
第二，干涉封疆大吏的任用。
雍正即位之初的几个月，对十个省份的一把手，即巡抚，进行了调整。尽管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如此密集而又普遍性的大调整，确实不寻常。这次调整，年羹尧的意见无疑起到了很大乃至主导性作用。
从现有档案可见，年羹尧向雍正举荐了范时捷任陕西巡抚，举荐李维钧任直隶巡抚。江苏巡抚的人选，雍正也征询了他的意见，安排了何天培。四川、甘肃的人选，是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强势主导安排的，与雍正发生了冲突。
直隶是京畿之地，进出京城的必经之壤。故直隶巡抚一职非常重要。康熙六十一年，直隶巡抚赵弘燮去世。鉴于赵弘燮有许多未完事件，特别是有些钱粮没有清完，如果换上毫不相关的人，恐怕赵弘燮会被抄家、追饷，因而康熙帝把赵弘燮的侄子赵之垣从户部郎中的位置上破格提拔，让他署理直隶巡抚。也就是说，康熙希望由赵之垣把他叔父的事情都处理干净。这是康熙一贯的做法，当然也考虑到赵家的贡献。赵之垣是康熙时期著名的勇略将军赵良栋的孙子，而赵良栋是平定三藩的大功臣，是西北四将之一，看过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的应该都知道他的武功和人品；赵之垣的父亲赵弘灿历任两广总督、兵部尚书。
但康熙的安排很快被打乱了。雍正改元了，直隶又出现罕见旱情。赵之垣怕自己的家族受牵连，因此雍正一即位，他就上奏捐助旱饷三十万，希望能够把署理二字去掉，成为正式的直隶巡抚。
这时正赶上年羹尧进京，年羹尧要推荐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李维钧。李维钧时任直隶守道，当时直隶没有设布政使、按察使二司，守道相当于布政使。论出身和资历，李维钧无法与赵之垣比，但他与年羹尧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李维钧有个侍妾，她是年羹尧管家魏之耀的干女儿。权倾朝野的大将军的管家，与年羹尧的关系绝对不一般。不久，李维钧的妻子去世，于是就把侍妾扶了正，这自然是通过魏之耀来拉近与年羹尧的关系。这样，年羹尧在京期间，向雍正推荐李维钧做直隶巡抚。雍正此时对年羹尧言听计从，因而以赵之垣的三十万旱捐是勒索下属而来的，不准他实任。年羹尧随即参奏赵之垣，说断不可任赵之垣为巡抚。赵之垣白白搭进三十万两银子不算，还被革了职。这还没完，雍正让赵之垣补上他叔父赵弘燮的亏空，还把回原籍宁夏的赵之垣交给年羹尧来约束。后来赵之垣向年羹尧贡献价值二十万两的珠宝，于是年羹尧在雍正二年进京时把赵之垣带来，再三恳求引见还不算，且力保其可用。此举引发雍正的不满，认为年羹尧的言行前后矛盾，令人难以理解。这是后话。
雍正与年羹尧正在经历政治上的“蜜月期”，直隶巡抚用李维钧，也属于用自己的人。当雍正的江山还不稳，急需人帮扶的时候，雍正会听取年羹尧的意见。这也给雍正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李维钧不断向雍正密报允禟及其亲属，还有允 的动向。允禟的岳丈即福晋的父亲齐什（又作七十），曾任正红旗固山额真，在正红旗非常有影响力。雍正即位后，以齐什是允禩之党的名义，先把他抄家，随即将他发遣。雍正的这一做法，引起一些人的不满。齐什临行时，大臣不但把他的械系放开，而且，有很多王大臣都送他礼物，为他送行。这让雍正暴跳如雷。雍正二年七月，李维钧密奏：“去年十一月，允禟福晋及随从，进入获鹿县（今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东住歇，据称奉旨住下。房主禀报，福晋父亲原任正红旗固山额真齐什（即七十）， 于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七病故。”
对于李维钧的这份奏报，雍正表示怀疑。雍正巴不得允禟或者其家人出错，以便进行惩治，对雍正的意图，李维钧一时还没有摸透。雍正朱批说：“齐什虽在你管的地方居住，原不与你有干之事，随他去，你只莫管，如地方上生事扰民，则不可有丝毫情面，可密密细访，此人恐诈死，九贝子福晋已谕往西宁矣。”李维钧得旨后，派人扮作行客住宿，向旧住房主打探，房主说：“齐什好动，每日骑马乘轿郊游，得病后不能出城，仍绑椅子出城，病故在床，乃我亲眼所见。”李维钧还不放心，又探访给齐什治病的医生，该医生说：“齐什脾泄老病而死。”经过此番细致调查，李维钧密奏：“齐什之死，似属非诈。”雍正朱批：“知道了。齐什生平欺诈，至死而为人不信，亦其自取者也。”雍正生性多疑，即便做了皇帝也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
李维钧不仅把允禟家眷在直隶经过的情况向雍正密奏，而且也把 允在张家口附近的活动情况密奏。
李维钧任直隶巡抚的同时，四川、甘肃等省级大员也进行了调整，都是年羹尧举荐的。
年羹尧所荐之李维钧、桑成鼎、川东道胡期恒、临洮守王景灏、成都守刘世奇同日推抚布官。——《永宪录》
经核查，胡期恒出任陕西布政使，王景灏出任陕西按察使，刘世奇出任甘肃按察使。这是年羹尧安排的第一批省级大员。一年之后，胡期恒出任甘肃巡抚，而年羹尧终于把四川巡抚蔡珽搞掉，换上了王景灏。而正是这两个省份巡抚的调整，使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陡然紧张，并爆发冲突，成为雍正决心打压年羹尧的原因之一。
用人权，特别是对封疆大吏的任用，绝对是皇帝的专属。在二人关系好的时候，特别是战争期间，这或许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仗打完了，年羹尧还是强势介入皇帝的用人权，特别是对封疆大吏的任用，这必然会引发冲突。
第三，参与机密，制定大政。
年羹尧在雍正即位前后，特别是初期两年内，参与了许多重大机 密事务，包括人事安排、对反雍正的人的处置，同时还参与了国家重 大政策的制定工作。他在西北时，雍正会征询他的意见，他也在遥控京城的事情。年羹尧有强大而完备的私人“情报网”，他对京城的动态格外关注。年羹尧写给雍正的密奏，大多数涉及雍正的“安全”问题，而雍正每次回信也向年羹尧报平安。旗员外任向主子请安，这是康熙朝设置密折制度的原因之一，本来问安习以为常。但雍正与年羹尧两人传递的却不是这样的信息。这让雍正感到年羹尧的可怕，好像自己也处于年羹尧的监控之中。
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两次进京，都不是来去匆匆，而是数月之久，此间他实际上是不挂名的总理大臣。正如我们后面要谈的，年羹尧在京期间，他传宣谕旨，其排名也仅次于总理大臣。这在雍正即位之初，江山不稳的时候，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两三年过去了，雍正需要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绝对权威，而年羹尧还把雍正当成过去的主子雍亲王，将君臣大义丢到脑后，那就会出大问题。
君臣性格冲突
两人之间的冲突，还源于二人完全不同的性格。年羹尧刚到四川巡抚任上，三十岁的他就给康熙上奏说：“臣虽然已做了父亲，但不 愿做富家翁。”康熙绝对信任他，一任就是十几年。康熙六十年六月， 年羹尧陛辞康熙，二人“推心置腹”，谈了一个大上午。临别时，康熙见年羹尧“彷徨踯躅，口不能言，心有欲吐”，康熙明白年羹尧的心思，对他说：“你放心做去，朕再没有怀疑你的地方，你也不必怀疑。”我们从年羹尧的密奏中可以推断，他对自己的雍邸旧人身份，分外小心，“怀疑”康熙皇帝把他视为雍亲王的人。君臣之间的这次对话，我们无法还原，但年羹尧听了康熙的表态，热血沸腾，眼泪止不住地流，叩头谢恩不止。这也说明康熙对年羹尧是信任的。
与康熙不同，雍正生性多疑、喜怒不定，这与年羹尧勇于担当、不避嫌怨，特别是永不言退的个性形成强烈对比。年羹尧得到那么多赏赐、恩宠，乃至雍正指天发誓，“永不负卿”，但很少见到年羹尧对雍正坦露心迹。我还发现，年羹尧在康熙朝的奏折，可谓字字珠玑，直抵心扉，美妙无比，但一到雍正这里，就变成干瘪的应景文章，是年羹尧不再亲自写折了吗？
格外之恩纶，即为威权之所属，臣虽至愚，岂不知畏？岂不知避？人臣所戒，虑满持盈。——《年羹尧奏折》
这是年羹尧写给康熙的密奏。翰林出身的他，并非不知“谦退”， 不知“守其雌”的道理。但令人奇怪的是，进入雍正王朝，他原来那种敢于担当、不避嫌怨的作风，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越发膨胀，忘乎所以。真应了那句话：若要他死亡，先要他猖狂。
其父年遐龄此时已退养在家二十载，阅历深厚的他，常写信劝告年羹尧要谨慎行事。年羹尧善于交际，又爱惜人才，在西北三教九流，有用之人网罗颇广。在他的幕府中，有个蒋秀才深受年羹尧的赏识，在一次酒后，年羹尧对蒋秀才说：“下科状元非君莫属。”秀才见其“德不胜威”，担心败落受到牵连，遂以疾辞。年以千金为赠，秀才拒绝，减半后方接受。人不解其故。秀才说：“主公平素豪奢，费用不足五百不登簿。”众人方知他是为了避祸，接受五百两银子，年羹尧是不会记录在册的，将来查抄，自己也不会受牵连。
在所有警示年羹尧的人中，一个老人的特殊礼物最有震撼力，对所有人都极具启示意义。他献给年羹尧一个玉盆，说是家传的宝贝。年羹尧打开一看，内藏枯骨一片，形凹而中空，不知是何意，遂传献宝者。老人说：“此至宝也，请大置骨于天平之左，而右置黄金十镒，必骨重而金轻。”试之果然。年羹尧“命加金，则金更加而骨愈重”。大将军愕然问故，老人以黄土一把撒其上，“骨顿轻而金顿重”。年羹尧问：“此骨为何物？”老人回答：“此贪夫之目眶骨也。故金愈多，其眼愈贪。不知餍足，不见土不休。凡人堆金积玉，迨其死后，也作如是观。”大将军默然良久。
对年羹尧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他在雍正元年底来到西北。他是为谋生计，前往陕西寻访他的旧友，时任陕西布政使胡期恒的。胡期恒是年羹尧的心腹，经他介绍，汪景祺投到年羹尧门下做师爷。进士出身的年羹尧尽管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更在乎自己的军事成就。汪景祺对年羹尧大为敬仰，称赞青海之战是“自有天地以来的奇功”，把年羹尧誉为“宇宙之第一伟人”。
但当年羹尧自我陶醉的时候，汪景祺泼了一盆冷水。在大军凯旋那一天，汪景祺呈上了一篇《功臣不可为》的文章给年羹尧。
开篇告诫年羹尧“鸟尽弓藏，古今同慨”！他批驳流行的观点：立大功者都是因为不能善自韬晦，故丧生败家。平庸的君主对待功臣， 以加恩开始，经过“疑、畏、怒、厌”这样一个过程，最后的结果是 “杀”。他还特别提醒说，有功之臣如果遇到平庸的君主，无论如何韬晦，也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为什么？因为“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疑心生焉矣”。
也就是，由疑而生畏，由畏而生怒，由怒而生厌。因此：
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槌心而泣血者也。——《功臣不可为》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功臣不可为》
以下列举各朝杀功臣而社稷倾覆的教训，告诫人臣不可立功。
汪景祺的这篇《功臣不可为》写于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正是年羹尧西征军凯旋之日。后来雍正与年羹尧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年羹尧的结局，完全如汪景祺所预料。
我们无法确切判断，汪景祺的上书究竟对年羹尧有什么影响，以及有多大影响。但显然，他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锋芒毕露、四处出击。他傲慢的性格中透着一种不屑，不屑中有一种不敬。这在他人或许能够忍受，而遇上了本来就多疑善变的雍正，年羹尧无处可逃，结局已可预见。
这场本来约好的千古君臣榜样，在雍正二年那次“面圣”时戛然而止，力量大的一方还动了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