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朱德提醒江青：请你脱帽，这是礼节

周总理一生勤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在16个小时以上。尽管是在和病魔做搏斗的最后时刻，周总理仍坚持工作，直到最后一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纷纷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告别厅的，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朱老总却破天荒地向她发怒。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江青做了怎样的事情，竟然能让朱德在挚友的遗体告别会上发怒？

周恩来卧室内放置的朱德照片

周恩来的卧室，放着朱德的照片

在我国老一辈的开国领导人中，周恩来和朱德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从相知到相交再到相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卧室里，大家能看见的只有简单的家具和床上普通的铺盖，没有什么摆设。

唯一引人注意的则是在一张小圆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张朱德戴着老花镜看文件的照片，照片的前方还铺了一条花毛巾，从这里足以看出周恩来在世时对朱德的敬仰和热爱。

朱德的女儿朱敏也曾说过：“几十年内，周伯伯和父亲休戚与共，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关怀。”这不仅是朱敏的肺腑之言，更是对两位老革命家之间友情的高度评价。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西旅欧洲，很快就成了我国共产党初创时期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的巴黎小组的重要成员。

周恩来

1922年11月的某天，两位陌生的年轻人敲开了周恩来的家门。周恩来一开门就看见两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他立刻上前亲切地询问：“你们好，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吗？”

其中一位年轻人激动地说：“你好，你好，我叫朱德，四川仪陇人。这位叫孙炳文，是我的好友，我们是专程来找共产党的！”

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国内的情况，因此对朱德的名字并不陌生，他知道朱德曾当过护国军的旅长，还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因此当周恩来见到朱德本人也是很开心的，随后请两人进屋。

经过彻夜畅谈，朱德和孙炳文向周恩来诉说了他们放弃高官俸禄，决定投奔共产党却被陈独秀拒之门外的不解心情，并说：“我们这次来，就是希望您能介绍我们入党，为救国救民干一番事业！”

周恩来仔细地听着，时不时问他们一些国内形势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还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当时朱德已经36岁了，周恩来只有24岁，但此时的周恩来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已经是共产党旅欧组织的重要负责人。

朱德

除此之外周恩来对面前这位年长自己12岁，且对革命执着追求的朱德十分尊重。周恩来认为朱德忠厚、诚实，正是革命队伍中难得的人才；朱德也对才华洋溢、热情好客的周恩来从心底里佩服。

就这样，在周恩来和另一位旅欧组织重要负责人张申府的努力下，朱德和孙炳文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我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这也开启了周恩来和朱德之间50多年的深情交往。

由于朱德是作为“特殊党员”入党的，因此周恩来要求他不暴露身份，先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并尽可能争取一些军权，以后好相机行动。

朱德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莫斯科学习和生活一段时间后才回国，并来到南昌船板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隐蔽为我党培养早期军事骨干。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并一起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周恩来受党中央派遣，从武汉经九江秘密前往南昌领导南昌起义。

此时的周恩来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朱德则是一名党员，他在自己的住所摆下“鸿门宴”，成功拖住几位敌团长，从而削弱了敌军的力量。

南昌起义

8月1日，在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人的精心策划下，起义军终于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也打响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功发动南昌起义。

周恩来和朱德，也从隐蔽战线上的配合发展到公开战线上的相互合作。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集团，起义的号角也为周恩来和朱德谱写了亲密合作的新乐章。

1933年初，蒋介石调陈诚等重兵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尽管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负责领导战争，但他还是希望能由毛主席亲自领导指挥反“围剿”战争。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王明、博古等人不同意，周恩来无奈只好和朱德一起率领红军主力奔赴前线作战。

周恩来和朱德审时度势，不顾博古和王明要他们攻打南丰的错误指示，主动在久攻不下的南丰城外撤出战斗。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隐藏大部分兵力在黄陂、草台冈一带，然后对敌军进行突击，从而获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既是红军以弱胜强、成功采用运动战打败强敌的胜利，这也是他们在军事上的一次“珠联璧合”。

周恩来生病，朱德仅看望过一次

1967年2月，周恩来被检查出患有心脏病，这是因为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长期疲劳所致。

9月24日这天，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上8点左右，精神就会受不了，手也控制不住地发抖。”在这之前，周恩来还曾对群众组织代表说：“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点事情。”

周恩来的病情随着繁重的工作一天天发展，1972年9月，他曾两次发生心绞痛，其中有一次伴有早跳，同时脉搏很快，脉压差也比较大。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组织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直认为周恩来的心脏病是比较严重的，要及时注意。

也就是在这一年，癌症又悄无声息地向周恩来袭来。

1972年5月19日晚，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接到周恩来保健医生的电话：“我从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红细胞，请及时进行研究商讨。”5月25日晚，主任又接到北京医院病理科医生的电话：“尿液标本中找到高度可疑的癌细胞，大家看后基本确定为癌细胞。”

1974年3月11日到15日，周恩来前往305医院做全面检查，被确诊为癌症复发。6月1日，周恩来住进305医院，8月，被确诊为癌症转移。

住院期间，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做第一次大手术到1976年1月5日做最后一次手术，大大小小共做了十几次手术，大约40天左右就要做一次手术，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疾病的折磨，周恩来一直很坚强，他非常配合医生治疗，还希望能了解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对保健医生说：“张大夫，一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好下定决心！”他还对医务人员说：“你们一定要如实相告，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在周恩来住院期间，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始终关心其他生病的领导和同志。李先念就曾说过：“他管别人的病，管得比自己还多，比自己还细。”

中央决定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会议和呈批重要的文件。

1975年初，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都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要争取每个星期都和大家见一面。”

尽管在重病期间，周恩来仍放心不下手头上的工作和邓小平。

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也没有完全休息，没有做到专心治病。卫士高振普曾回忆说：“周总理没有因为生病就增加休息，也没有因为生病而减少工作。”

高振普曾做过一个统计：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587天内，他约人谈话220次，谈话最常时间高达4小时20分；公开会见外宾65次，每次会见的时间大约1个小时左右；开会32次……

从高振普统计的数字来看，周恩来是在拼命地争取时间为党工作。

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

对病中的周恩来，毛主席十分关心，周恩来的病情以及治疗检查问题，医护人员都要向主席汇报。周恩来患有心脏病后，中南海门诊部再给叶剑英的报告中说：

“平时虽然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还是需要多多休息，增加睡眠，尽量减轻工作时间，希望中央领导能够考虑。”

叶剑英将电报送呈毛主席，毛主席当即批示：“应当休息，不可大意！”

周恩来生病期间，朱德一直牵挂在心，他好几次想去看望，但又担心影响周恩来养病，这也令他长时间处于两难之中。在周恩来生病的3年多时间里，朱德只去病房看过周恩来一次，谁曾想那竟是两人的诀别！

病中的第一次见面，竟是永别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北京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朱德主持了此次开幕式。周恩来带病在会上作了报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