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美团官微发布公告，宣布将推出八项举措以进一步改善算法、保障骑手权益。
此次改进算法的主要举措，包括建立算法公开常态化机制、在全国落地和完善骑手防疲劳机制、逐步取消超时扣款等等，通过增加算法透明度，兼顾各方感受与权益，让算法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
一直以来，算法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此次算法公开，回应了外界对骑手的关注，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使公众能更客观地看待算法与平台，也是对社会诉求的一个积极回应。
企业花大力气持续改善算法，促进算法透明性，不仅仅是回应社会与监管需要，实际上，它也是企业自身发展所需。
在改善算法、提升算法透明性的过程中，制定算法的人，能够倾听执行算法的人的感觉，就可以高效地改进算法，达成更大的协调，更高效地调配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一方面，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主要运行机制等，可以消除不理解，弥合各界认知差距，形成基本的治理共识，进而产生主体性和主人翁意识。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所以企业也有动力去做。
另一方面，算法的透明化，有利于建立更好的劳资合作关系。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并不是被动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几年，外卖平台的骑手数量迅速增长，并逐渐变成灵活就业的最大蓄水池。与之对应的，面对这份带有“有劳有得、多劳多得”等典型零工经济特征的职业，外卖平台也在不断推动算法改善，并吸纳来自一线劳动者的意见，以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则，兼顾骑手劳动保障和他们“多劳多得”的自主性选择。
算法说到底，是一种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它广泛地存在于所有的工作岗位，不管是国企、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工作制度和流程。只不过，在互联网平台，它体现在有计算机系统来观察、执行，这会给人一种不透明的印象。由此，在劳动者和公众中，产生一种神秘感，滋生不理解，产生一种被动感。
比如有学者提出，围绕骑手话题热议的“配送算法”，只不过是上世纪“泰勒制”在数字时代的新体现，它本质是一种劳动规则条款，是消费者、商家、外卖骑手在交易市场里多方博弈的取中结果。“泰勒制”由美国企业管理者弗雷德里克·泰勒发明，通过制定工作定额、挑选培训工人、工作流程标准化、差别计件工资等措施，改进生产组织方式，大大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
但应该看到的是，在算法问题上，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观念有认知偏差，不少人还停留在“算法困住骑手”的二元对立体系之中。同时，外界舆论和一线骑手的真实想法，更是存在一定认知差。比如，此前美团试点骑手防疲劳机制时，也有骑手明确表示“还想多跑几单”的反对声音。
对于算法，劳动者当然拥有最后的“关键一票”，换职业或者换平台。但他们的意见，却代表着这个群体的共同心声：如前段时间美团召开的骑手恳谈会上，就有骑手明确表示如果防疲劳机制时限变成八小时，那肯定会选择跨平台跑单，或者是“干点别的”；也有骑手表示，自己也会利用休息日时间跑单，背后是因为有生活、经济各方面压力推动。
这意味着，算法治理并非能够一蹴而就，也并非完全满足大众的情绪，而需要客观地考虑多方面的诉求。在保障安全的底线基础上，兼顾劳动者主观意愿和消费者利益，更科学、合理地探索改善配送算法。
现实远比流行的认知复杂
从更大层面来说，算法只能解决外卖骑手的履约问题，但在他们面临的“生活算法”中却无能为力。 而且从就业结构来看，骑手只是就业市场的一小部分人群。 他们的权益与整个市场中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
骑手其实是一个有互联网红利的岗位。骑手这个岗位，是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中，能够稳定获得确定性收入的兜底选择。虽然这个红利，比起程序员、产品经理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位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而言，要比送快递、在电子厂打工更划算，比如时间自由、收入稳定。
但是，他们的红利不可能高于同等素质的其他劳动者很多，在蓝领就业市场中也是处于中位数以上水平，这本身也是市场规律所决定，而不是“配送算法”所决定。同时，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城市融入性、职业发展、城乡社会保障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
所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面临的问题，不止于算法问题。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平台在推动的算法改进、劳动者权益保障外，社会各方也要形成合力，帮助骑手背后更大的青年农民工。只有这样，算法透明带来的骑手权益提升，才可能真正地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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