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杂志创刊于1973年，由美国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出版，每年三期，是世界科幻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学术期刊。本文系统梳理了该杂志近十年（从2015年第125期到2024年第153期）刊发的近200篇研究论文的标题和摘要。这些文章聚焦于科幻研究领域，所涉及的学科视野与理论视角十分多样，关注的作家与文本极为庞杂。通过对该刊物十年选题的回溯与分析，本研究希望为世界科幻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锚点。
一
“英美科幻发展史”相关选题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是研究者反复回溯的科幻开端。《科幻研究》在2018年推出了《弗兰肯斯坦》两百周年纪念专号①，从怪诞生态学、怪物研究、跨性别研究、社会政治等新颖角度对“弗兰肯斯坦”展开“围攻”，使人惊讶此经典形象竟仍能迸发出如此活力。
实际上，从1818年到1930年，“英国早期科幻”是该刊一直非常关注的领域。除开《弗兰肯斯坦》专号，还有十五篇以上该领域内的研究论文在此刊发表，其中以威尔斯（H. G. Wells）为研究对象的至少有8篇，囊括神秘学、帝国伦理、世界末日、政治革命、档案理论等多重视角，看来威尔斯有“科幻界的莎士比亚”之称当真无愧。此外，有三篇以上的文章关注曾受威尔斯关照的“后辈”斯特普尔顿（O. Stapledon），百年前他在《最后与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en）和《造星主》（Star Maker）中描绘的宏阔悲壮的宇宙史诗，在今日依然动人心弦。
相较之下，国内科幻读者最为熟悉的英美科幻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至1950年代）、“新浪潮”（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与“赛博朋克”（1980年代）却不太受现在的科幻学者关注，这三个重要时段的研究论文加起来也就十篇出头，其比重远远无法与其科幻史地位以及中国科幻迷的关注相称。只有两篇论文对黄金时代中流砥柱海因莱因（R. A. Heinlein）进行了专题研究，分别关注他作品中的汽车元素与经济学元素。阿瑟·克拉克（A. C. Clarke）更是鲜少被提到，除非是在论及刘慈欣或《2001太空漫游》的影视改编时。研究科幻新浪潮奠基人巴拉德（J. G. Ballard）的两篇论文分别涉及《撞车》（Crash）的非道德性和他与美国作家的关联；研究勒古恩（U. K. Le Guin）的两篇论文关注语言学与经济学；研究菲利普·迪克（P. K. Dick）的两篇论文分别涉及易经哲学和他的晚年作品《神圣入侵》（Divine Invasions）。至于笔耕不辍的赛博朋克与蒸汽朋克大师威廉·吉布森（W. F. Gibson），则只有一篇文章关注他的诗歌创作。至少在《科幻研究》的编辑们看来，从黄金时代到赛博朋克，科幻史中浓墨重彩的这六十年间诞生的无数天才作品，似乎已经摆进了科幻历史博物馆的玻璃罩子里。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上半叶以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作品为核心的“怪谭小说”（Weird Fiction）的“老枝”在百年之后“抽出了新芽”，以柴那·米耶维（China Miéville）、范德米尔（J. Vandermeer）和约翰·兰根（John Langan）等人为代表的“新怪谭”（the New Weird）持续引人关注，研究者往往落脚在恐惑（Uncanny）与暗恐（Abcanny）之关系、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或气候变化等关键点上。
从文章数目上看，最受当下学者关注的科幻作家，当属同在1980年代中期出道的奥克塔维亚·巴特勒与金·斯坦利·罗宾逊——我们稍后在性别与生态的主题上再来谈论他们。
二
“国别与族裔”选题
中国科幻学者吴岩曾于2013年在《科幻研究》上组织“中国科幻专号”，邀请刘慈欣、韩松等作家与贾立元等学者撰文谈论中国科幻。2015年8月《三体》获得雨果奖后，英语学界对中国科幻的关注继续升温，《科幻研究》在该年11月刊发了一篇专论刘慈欣《中国2185》的论文，继而在2019年3月一口气推出三篇文章讨论刘慈欣的小说。在这十年间，专论中国科幻的文章多达十四篇，数目为非英语国家之最；其中专论刘慈欣的文章独占5篇，韩松3篇，2篇论及陈楸帆的《荒潮》；此外，研究者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科幻的开拓者郑文光、《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叶永烈，乃至晚清科幻《新纪元》。总体来说，这些文章大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捕捉中国科幻的意义，如《三体》系列的海外传播、刘慈欣与克拉克之关系，或《荒潮》所折射的全球化问题。此外，中国在1980年代前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对叶永烈的科幻作品、刘慈欣的《中国2185》和韩松《火星照耀美国》的讨论都汇聚在这一点上。
《科幻研究》在这十年间还分别推出了三期国别科幻专号，即2015年的意大利科幻专号、2016年的印度科幻专号和2017年的西班牙科幻专号。其中意大利专号中的文章大多集中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反思或意大利电影中的未来想象，印度专号关注对他者性的思辨与对东方主义的追问，西班牙专号则聚焦于或然西班牙史想象与性别问题。
全球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紧密，促使《科幻研究》将目光撒向全球各国，该刊也成为一个世界科幻文化交流的平台。在以上四类国别科幻之外，至少有4篇文章以日本科幻小说或科幻动画为研究对象，涉及畸形母性、残障歧视等小众话题。哲学反思气息浓厚的莱姆（S. Lem）几乎单枪匹马地为波兰科幻赢得一席之地，在2015年之前该刊就已多次推出莱姆研究专号或专选②，这十年间的三四篇文章则更关注莱姆作品中的宇宙观、生物学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此外，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C. Aitmatov）的原子幻想、葡萄牙作家阿玛拉尔（A. P. Amaral）作品中的政治意味、阿根廷科幻对社会衰落的恐惧、澳大利亚作家格雷格·伊根 （Greg Egan）对潜意识的思考、埃及作家陶菲克 （A. K. Tawfiq）的社会批判、法国19世纪作品的未来想象、摩洛哥小说对人工智能的书写、韩国科幻电影的历史寓言以及菲律宾作品的技术东方主义意蕴，都为该刊上的研究论文所涉及。
1990年代初，马克·戴里（Mark Dery）提出“非裔未来主义”（Afrofuturism）概念，主张非裔美国人要挪用主流科幻话语来扩展自身的文化表达，这个概念直到今日也是世界科幻研究的热点。十年来，《科幻研究》有两篇文章关注非裔未来主义先驱德拉尼（S. R. Delany）的语言形式论与城市书写，另有两篇文章关注尼日利亚裔科幻新秀奥科拉弗（N. Okorafor）作品中的宇宙学与对殖民主义的挑战。奥科拉弗的作品《宾蒂》（Binti）在2016年同时赢得了星云奖、雨果奖和诺默奖的最佳中篇奖，由此一鸣惊人。她提出与“非裔未来主义”有所区别、更关注非洲本土文化的“非洲未来主义” （Africanfuturism）概念，以将流散非裔的未来主义冲动追溯至古老神秘的非洲大陆。
三
“影视、媒介与技术哲学”选题
科幻在20世纪的极大发展，除了科幻文学上持续不断地推陈出新，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以影视为代表的多种媒介对科幻美学潜力的充分发掘。这背后是人们对科学技术愈加深入的哲学思考。
近十年的《科幻研究》有二十余篇论文集中于科幻影视。有一篇文章注意到学界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科幻动画领域的研究空白，探究了这些动画对此后的纸浆科幻有何影响；两三篇文章关注了1950年代前后的美国科幻电影如何与纸浆科幻紧密合作、相互启发，另有两三篇关注到这一时期科幻电影如何借鉴绘画元素或如何表现机器人形象。1955年开始放映的科幻系列剧《科幻剧场》（Science Fiction Theatre）让当时的观众意识到新兴的电视技术的潜力和隐患，1968年登上银幕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在今日依然能唤起人们对行星和宇宙的沉思。至于更晚近的《阿凡达》（Avatar）与真人电影版《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也能启发人们重新思考虚拟现实技术与种族问题。
除了影视之外，科幻与媒介的交融汇合还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三篇文章聚焦于科幻音乐，分别侧重科幻与摇滚、科幻与流行音乐以及公共领域的科幻听觉实践；三篇关注科幻游戏，分析《瘟疫公司》（Plague Inc.）等游戏中的生命政治或经济学元素。许多研究者都关注到了科幻中的视觉元素，其中一位提出了作为科幻视觉符号宝库的“视觉巨文本”（Visual Megatexts）概念，以考察这些视觉符号如何循环、融合与演变。
对科幻与媒介之关联的追问，会把研究者带入对最基本的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幻的魅力，正在于一次又一次地颠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科幻与时间、科幻与物理学、科幻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复杂关联，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相关讨论中既会提及柏拉图、康德等经典哲学家，援引德里达、德勒兹等老一辈思想家，又常常从拉图尔（B. Latour）、海尔斯（N. K. Hayles）这些较为晚近的学术明星那里获得启发。其中尤为值得关注之处有两点，一是特德·姜（ Ted Chiang）的作品因蕴含思辨气质而尤能引发人们对自由意志、人文主义这些经典话题的进一步思考，有至少三篇文章聚焦于此。二是近年来哲学圈子里新兴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潮流也将其影响辐射至科幻研究领域，拉图尔、哈曼（G. Harman）与内加拉斯塔尼（R. Negarestani）等理论家仅在摘要中就都出场过不止一次。归根结底，新物质主义对物的活力与能动性的尤为关注，以及将自然运动作为思考主体问题之先验前提的广泛共识，正与科幻沉醉于自然宇宙之崇高、探索科学技术前沿、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等种种倾向若合一契。
四
“反乌托邦与复古未来主义”选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作品中对资本主义诸多罪恶的诊断与控诉，已成为许多科幻研究学者的共识，他们沿着苏恩文、杰姆逊等左翼开拓者的批判路径，尝试在科幻想象中摸索突破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新希望。在西方学界对资本主义的漫长拉锯当中，经济学开始成为科幻研究圈子里一种富有活力的新兴视角，包含了金融学、经济移民、农业经济、公司制度等多重维度，这一类路径在中文科幻学术领域还鲜有操演。
在《科幻研究》近十年的文章中，有的学者关注海因莱因、勒古恩与拉丽莎·赖（Larissa Lai）的作品和新自由主义的复杂纠葛，有的研究分析了德拉尼与小蒂普特里（J. Tiptree, Jr.）的作品如何挑战与驾驭金融资本，开辟个性化空间。杰姆逊与齐泽克常说“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研究者与科幻作家们虽然普遍反感资本主义对生命的控制与剥削，但在想象可能的乌托邦时依然难以摆脱失败主义的阴影。尽管如此，也还是有部分学者在佩罗塔（T. Perrotta）的《失落的人们》（The Leftovers）、斯皮尔伯格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与《黑镜》（Black Mirror）剧集中解读出资本主义秩序崩溃的可能性。
为了对抗资本主义这头吞星巨兽，我们或许可以适时地掉转头来，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科幻研究》在2021年推出了“科幻与怀旧（Nostalgia）”专号，出现在科幻中的怀旧主题又常常被称作“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m）。无论是维多利亚风格的蒸汽朋克、苏联影响下的太空探索、“帝国主义”还是“气候”等，都可以成为怀旧对象，也有研究者关注巴特勒与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作品中的怀旧时间与怀旧情感。如常被提及的《怀旧的未来》（Future of nostalgia）一书的作者博伊姆（S. Boym）借由著作标题所明示的，怀旧自身就具有某种未来性，“怀旧可能既是一种社会疾病，又是一种创造性的情绪”[1]。在笔者看来，“复古未来主义”的重心并不落在一遇困难便永久退缩至某个过往安逸年代的“复古”，而是在于从回溯中舔舐伤口、恢复力量，拣选和激活那些遗落在历史沙滩上的，能够打破陈旧枷锁、突入未来的创造性智慧。
五
“女性主义与生态学”选题
在所选范围内，以性与性别为主题的论文共有二十多篇，涉及女性主义、男性气质、性少数群体等多种方面。其中接近一半的研究与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 Butler）相关，据此，足以认为她是最近十年最被英文学界关注的两位科幻作家之一。这位1947年生的非裔美籍女作家在1984与1985年连续获得雨果奖，此后持续进行科幻创作，于2006年去世。2005年她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雏鸟》（Fledgling）最为引人关注，围绕这部作品的三四篇文章引入了羞耻研究、成长主题、儿童之性以及德勒兹所谓“生成少数派”等多种视角。此外也有研究者从黑人女性档案、后人类主体性或社群关系的角度，解读她的《亲缘》（Kindred）《血孩子》（Bloodchild）等小说，致力于发掘这些作品中的身体与性别意蕴。近年来巴特勒的《播种者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等作品被翻译为中文出版，由此愈发引起国内学者关注。
除巴特勒之外，性别与身体方面的研究还涉及根斯巴克时代女作家莱斯利·斯通（L. F. Stone）在纸浆杂志时代的创作经历，以及影视作品《最后战役》（V: The Final Battle）和《无声尖叫》（The Silent Scream）中的堕胎和生育话题等。以酷儿政治、女性主义民族志、城市衰败与反男性气质等研究路径，去解读科幻文本《克隆人》（Clone）、《赫兰德》（Herland）、《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与《黑衣人》（Black Man），构成了科幻研究者在性别议题方面的活跃实践。
生态学视角往往与女性主义密切相关，近十年的《科幻研究》同样有二十多篇文章聚焦在生态学上。生态学关注个体生命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关联，涉及动植物研究、气候问题、盖娅理论、人类世与地质学、生态女性主义、人与多物种关系和生命政治等多重概念。在一个较为宽泛的生态学论域中，有的研究关注赫伯特（F. Herbert）《沙丘》（Dune）中的香料与生态之间的互动关联；有的以“黑盖娅”的独特概念审视杰米辛（N.K. Jeminsin）作品中的地质运动；保罗·麦考利（Paul McAuley）小说里人类生殖能力的丧失，也被认为指向对未来气候危机的隐喻。
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因其“火星三部曲”而举世闻名，这位产量颇丰的老作家在《科幻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与巴特勒不分伯仲。在十年时间里，该刊有十篇以上的论文以他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视角往往收拢在生态学上，也囊括了地质学与气候问题。就地质学视角而论，有研究者从人类世的角度考察他以冰河为主题的地质历史小说《萨满》（Shaman），也有文章探讨伊恩·麦克唐纳（I. McDonald）和罗宾逊对月球地质工程的书写。就生态学的最新发展而论，有的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审视他的《极光》（Aurora）与《2312》；有的从生态与新物质主义的角度解读他的《首都科学》三部曲（Science in the Capital）。就气候问题而言，研究者们也讨论了《未来部》（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如何以气候问题反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霸权、探索后资本主义生态的实践。此外他的《冰柱之谜》（Icehenge）《纽约2140》（New York 2140）等作品亦受到关注。
动植物与多物种研究的视角也愈加被重视，相关文章论及泰珀（S. Tepper）和斯隆切夫斯基（J. Slonczewski）作品中的多物种生态，巴特勒的《雏鸟》和“异种创生”（Xenogenesis）三部曲也可从生物学视角加以解读。这些围绕着生态与多物种的纷繁选题，展示了近十年英语学界在面临气候与生态状况剧烈变动的情况下，如何去探索人类与其它物种的共生关系，以走向共同享有的未来。
六
结语：食物未来与科幻研究的未来
《科幻研究》在2022年第147期推出了“食物未来”（Food Futures）专号，颇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在物质意义上还是在观念意义上，我们都能通过“食物”这个棱镜窥见一方广阔天地：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族裔性别乃至生态学伦理学的线头，都通过“食物”被拧到了一起。所有人类个体都通过食物与整个宇宙紧密关联起来，整个宇宙也通过食物养育和组建每一个人。科幻研究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有意投入对抗资本主义的漫长拉锯，也不在族裔与性别问题上的多元划分，而在于持续发掘那些朴素的东西，比如食物，发掘它们神奇的一面。为那些习焉不察的东西拂去灰尘，让它们成为窗户，沟通过去与未来。
作者简介：
周梦泉，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幻、加速主义与技术哲学；李锦华，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幻，尤其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
①在《科幻研究》的每一期专号（Special Issue）中，全部或大部分文章都汇聚在所选主题上。
②在每一期专选（Special Selection）中大致有3—5篇文章关注所选主题。
参考文献
[1] [美]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399。
（本研究系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开放性课题“科幻未来主义视域下的未来城市与城市发展理念研究”（IGUC23C007）的阶段性成果。）
拟刊发于《世界科幻动态》2024年第3期，以最终印刷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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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幻动态》征稿信息
排版：沈 丹
编辑：林雪琪
审定：李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