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0日11时45分，家住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某号二楼居民陈某听到楼下有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于是就吩咐自己的儿子张某下楼去看看。张某下到一楼，看见住在一楼黄老太家的房门虚掩着，张某轻轻推门进去一看，只见时年74岁的黄老太双手和双脚都被绳索紧紧捆住，眼睛上扎了一块围巾，口中塞着一块布头，正躺在床上一边挣扎一边“哼哼唧唧”的呻吟。
张某见此情景大惊失色，立即喊其母亲陈某下楼，母子俩一起将黄老太身上的绳索剪断，解开围巾，取出布头，黄老太当即哭着说：“勿得了嘞哎，有一呃男呃搭子一呃女呃拿我抢嘞哎（上海话：不得了哎，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把我给抢了哎）。”
于是，陈某和张某母子二人于12时35分陪着黄老太去新乐路派出所报案。13时50分，接到新乐路派出所报告的公安局徐汇分局刑警队和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刑侦、技术人员先后赶到现场。
被害人黄老太叙述：犯罪分子系一男一女，年龄皆在30岁左右，女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留着一头很时髦的“长波浪”头，曾在11月19日上午来过一次，她自称姓王，是黄老太病休在家的小儿子的同事，登门是为了了解他的病情，并称原先负责送工资的同志因为有别的事要忙，今后他的工资由她来送，当时“长波浪”穿一件紫红色上衣和白色长裤。一见是自家儿子单位的人，黄老太热情地接待了她。
11月20日上午9时15分，“长波浪”身穿劳动布二用衫和蓝色华达呢长裤再度来到黄老太家，身后跟着一个上身穿蓝色涤卡中山装、下身穿黄色中长裤、长得一表斯文的男青年。“长波浪”介绍这个男人姓张，是黄老太小儿子单位的团支部书记，今天特意开着小汽车来接黄老太去医院探望她的小儿子。对此，黄老太忙客气地婉言谢绝，然后给两人各沏了一杯茶。
三个人闲聊了大约20多分钟后，“长波浪”起身说要到外面去跟小汽车司机打个招呼，但她走到门边时没有开门，反而将门锁的保险扣紧，而那个“团支部书记”立即脱下上衣将黄老太的头部蒙住，然后“长波浪”用纱绳捆住了黄老太的手脚，用围巾蒙住黄老太的眼睛，用布头塞住嘴巴并薅下了黄老太左手上的一块“向阳”牌女式手表；“团支部书记”用棉被将黄老太盖住。接着，黄老太就听到翻箱倒柜的声音——
经黄老太查验，她家总共被抢去“日立”牌14寸彩色电视机一台、“三洋”牌四喇叭录音机一台，“TDK”牌录音磁带20盒，“向阳”牌手表一块，人造革拎包两只，放大镜一把，70元现金以及衣服、裤子、粮票、布票若干，总价值2500元左右。
“日立”牌14寸彩色电视机
“三洋”牌四喇叭录音机
“TDK”牌录音磁带
“向阳”牌手表
现场勘查发现：室内的五斗橱、大衣橱、箱子均被打开并被翻动过，但是上面没有发现丝毫指纹和手印，只留下不完整的、不具备鉴定价值的鞋印。另在一只木凳子上发现了重叠的脚尖鞋印，花纹呈细条状“人”字形。玻璃杯上还发现了六个左手汗液指纹，遗留物只有两根捆扎黄老太手脚用的白色棉纱绳，上面各有一个活结。
根据现场勘查和受害人的访问结果，警方认为犯罪分子熟悉黄老太的家庭情况，掌握黄老太的小儿子工作单位以及正在生病住院的情况。“长波浪”两次来黄老太家，第一次是来踩点摸底，并知道黄老太家的保姆是隔天来的，11月20日这天刚好就是黄家保姆不来的日子，只有黄老太一个人在家。案发当天来的“团支部书记”和“长波浪”这一男一女表现沉着，动作迅速，说明二人都是极为老练的惯犯，显然这是一起有蓄谋的入室行凶抢劫案。
根据黄老太描述的犯罪分子的年龄，警方决定先从黄老太家的社会关系中着手调查，并对留下的指纹来查阅指纹档案。
经黄老太小儿子所在的单位了解到，根本就没有姓王的年轻“长波浪”女职工和姓张的“团支部书记”，但普遍知道“黄家钞票是用米袋子装进来”，人数多达一百五十多人，经一一核查，这些人都没有作案时间、作案动机或者作案条件，所以全部都被否定了。
在调查走访中，长乐路某号所在的里弄干部反映：同住一条弄堂的黄老太第四个儿子和儿媳因为当年分家的时候不满意自己分得的部分，分家过程中几个兄弟之间不止一次大打出手，很有可能出于分家不均心生怨恨而干出引狼入室之举。不过经过核实，黄老太小儿子夫妇在案发的时候不在上海，没有作案时间而被排除嫌疑。
此外，里弄走访中，一名社会青年（街溜子）向侦查员反映：黄老太小儿子有个叫汪凯钧的初中同学，一年半之前从军天湖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回，回上海后曾经为黄老太的小儿子多争夺家产而出谋献策，并因此引发了黄家兄弟姊妹之间的冲突。此外，这名社会青年还提供了一条线索：汪凯钧曾经出面向黄老太和黄老太女儿为黄老太的小儿子“鸣不平”，说白了就是为了给黄老太的小儿子多多争取好处。一个月之前，汪凯钧还带着一个30岁左右、一头“长波浪”的女人来过黄老太家。
据此，警方认为汪凯钧有重大嫌疑，于是组织专门力量对汪凯均进行监视，并物建了特情人员对他进行贴靠，发现汪凯钧天天外出“扳一记窑堂（上海话：入室偷东西）”，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如果汪凯钧是凶手的话，他既然已经抢到了价值2500多元的赃物，为何还要扒窃呢？这说明赃物还没有被销赃，在控制销赃渠道中也没有任何发现，更加证实赃物依然没有被销赃。
警方分析认为：汪凯钧熟悉黄老太家的情况，又是刑满释放分子，与解除劳改、劳教人员和一些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惯犯关系密切，而黄家其他的社会关系中没有第二个人具备这种条件，所以汪凯钧身上的嫌疑极大。
因此，警方在12月8日将汪凯钧拘留审查，罪名是现成的——入室扒窃。
老刑侦电影中审查犯人的画面
然而，在拘审中，汪凯钧承认自己有扒窃行为，也承认自己曾在黄家小儿子单位散布“黄家的钞票用米袋装进来”这一传言。过程如下：1981年9月汪凯钧劳改释放后，曾和一起劳改的刑满释放分子鲍忠良以及女贼偷李某、俞某某在路过黄老太家时吹嘘：“格嘎宁嘎是我呃同学，伊拉窝里厢钞票嘟得来，要用米袋子装进来呃，窝里厢平常晨光只有一呃老太婆蹲……（上海话：这家人家是我的同学，他们家里钞票多得要用米袋子装进来，家里平时只有一个老太太住……）”
但是，汪凯钧矢口否认有任何行凶抢劫罪行。警方经过核实，发现汪凯钧在案发当天正和两个社会女青年在家中进行“集体淫乱”活动，没有作案时间，因此排除了嫌疑。那么排查重点就从汪凯钧身上转到鲍忠良以及李某和俞某某身上。
经调查，鲍忠良在马路边上摆摊做小生意，每天清晨出门，晚上十点以后才回家，平时很少和周围邻居来往，收入稳定，似乎缺乏作案动机。可是，在案发当天鲍忠良的行踪没有人可以证明，因此嫌疑不能排除。
而两个女贼偷李某和俞某某经黄老太辨认，肯定不是案发当天来家里的那个“长波浪”，所以她俩的嫌疑被排除。
与此同时，市局的技术部门鉴定现场留下的汗液指纹系女人留下的指纹，于是卢湾分局刑警队的侦查员们在市局的指纹档案中翻阅了十一天结果一无所获。然后又到市劳改局查阅了大量30多岁的已经释放或者流窜在外的女犯档案，结果在12月9日这天发现时年30岁的潘敏珠的体貌特征和“长波浪”非常吻合。
查阅户籍档案的上海公安民警
潘敏珠，身高1.65米，1975年曾因为盗窃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1979年6月因表现较好提前释放，现无业在家。已婚，育有一子。据了解，潘敏珠释放后没有工作，又好吃懒做，经济拮据，债台高筑，急需用钱，而且她和鲍忠良是表亲——
经黄老太辨认照片，认为潘敏珠和“长波浪”比较相似。于是，警方将潘敏珠纳入到侦查范围中。
12月11日，市局的指纹档案管理室从潘敏珠曾经劳改过的军天湖劳改农场调回了她的指纹档案，和现场提取到的汗液指纹进行比对，结果得出了同一认定的结论。于是当晚潘敏珠被拘捕归案，当夜就供认了自己伙同鲍忠良对黄老太家实施入室抢劫的犯罪经过，和黄老太叙述的过程基本吻合。
12月12日，原本一直拒绝承认犯罪的鲍忠良也终于抵挡不住，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981年9月，鲍忠良从汪凯钧处得知黄家很有钞票而家中只有一名70多岁的老太太的情况后，就打上了黄家财物的主意。10月的某天，鲍忠良将准备抢劫黄老太家的计划透露给表妹潘敏珠，并希望潘敏珠“噎道组（上海话：一起干）”，正缺钞票花的潘敏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1月19日上午，鲍忠良将潘敏珠带到黄老太家踩点，然后由潘敏珠冒充黄老太小儿子单位同事的名义进入黄老太家并骗取了黄老太的信任，借机观察了黄家的内部摆设，还探明了保姆是隔天来黄家干活。
11月19日下午，鲍忠良和潘敏珠经过谋划，决定在11月20日9时上门实施抢劫。11月20日两人碰头的时候，鲍忠良准备了作案用的水果刀和纱线绳，然后两人于9时15分敲开了黄老太的家门——
抢劫得手后，两人径直来到潘敏珠家，将赃物藏匿。11月21日下午，鲍忠良利用他大妹妹的男友——某医院救护车司机严祥民私自将救护车开出，到潘敏珠家将赃物送至鲍忠良二妹妹的男友姚某家窝藏，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鲍忠良将抢到的衣服和手表带到安徽宣称农村出售，返回上海后还没来得及准备销赃彩电、收音机和磁带，就被“刑警803”抓获。
至此，本案告破。鲍忠良最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潘敏珠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鲍忠良未来的大妹夫严祥民因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未来的二妹夫姚某因窝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全部送去军天湖劳改农场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