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古惑仔：猛龙过江》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当时山鸡跑到台湾，投靠黑帮大佬雷公，但却对其竞选“立法委员”，的行为大惑不解。
于是，雷公便问山鸡，你听过夜壶的典故吗？山鸡问：什么是夜壶？
雷公说：夜壶就是尿壶。半夜三更当你尿急的时候，就很需要一个夜壶，搞政治的人对黑社会的看法也是一样的。
而一旦天下太平呢，他觉得这个夜壶是又臭又脏，恨不得把它一脚踢开，我不能再当这个夜壶了。
而这个夜壶典故的首创者，便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人公，被称呼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
这些年来关于此人的文章越来越多，关于此人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有人说他是残忍好杀的黑帮头子，也有人说他是抗日的英雄。
今天，作者根据自己的一点见解，做个抛砖引玉，简单聊一聊这个复杂的人物。
1888年出生于江苏的杜月笙可谓是草根逆袭的典范，其四岁的时候父母便接连去世，他是被自己的舅舅养大的。
由于家境贫寒，杜月笙十四岁时便前往上海闯荡，成为上海滩一家水果店的小杂工。但是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杜月笙想要的。
很快，聪明伶俐的杜月笙，便攀青帮陈世昌的关系，进入了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
而会说话会办事的杜月笙也顺利地得到黄金荣的信任，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成为青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时的杜月笙才二十多岁，但是其做人却非常的老道。当时，在黄金荣手下时，作为其心腹的杜月笙收入颇丰。
当时，黄金荣随手给杜月笙的一笔赏钱便是三千大洋，而在当时的上海滩，一个普通市民一年的开销也不过是一百大洋。
而杜月笙拿到赏钱后，却没有被金钱迷住眼，拿这笔钱去吃喝嫖赌，而是将赏钱尽数发放给自己的属下小弟，他称其为财散人聚，万事可成。
而这个事情被黄金荣知道后，其对其他人感叹说：“此人心怀远大，恐怕十几年后，上海滩的就是他的天下了。”
但是事情发展的速度还是超出了黄金荣的预料，还不到十年，杜月笙就超越了黄金荣成为了上海滩的霸主。
杜月笙之所以能这么快成为上海滩的霸主，是因为他垄断了当时整个上海滩的毒品交易，积累了海量的财富。
毒品有多暴利，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明白。当时杜月笙的负责贩毒的“三鑫公司”一年的利润，能达到当时北洋政府的的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当然光有钱是不行，很多有钱人在真正的权势人物面前，不过是一头头待宰的肥猪而已。所以光有钱不行，还得会花钱，把钱花到有用的地方。
杜月笙能成为上海滩的霸主除了金钱的助力，还有着他独特的善于交际的能力。当时著名的学者章太炎、杨度、章士钊都是杜府的常客，而杜月笙的声名远扬也离不开这些文人的鼓吹。
不过，杜月笙也确实很会做人，他自己曾说过，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的送碳的事情，所以他曾救济了很多在政治上一时失势政客，比如著名的黎元洪。
当年，黎元洪落难上海时，就是杜月笙负责款待的。虽然黎元洪当时已经失势，但是廋死的骆驼比马大，毕竟是当过大总统的人，终究是有一些旧部的。
当时，黎元洪离开的上海的时候，曾专门为杜月笙写了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这也让杜月笙有了民国春申君的称号。
正是自己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出众的交际手腕，杜月笙一生交友无数，在上海号称“上海皇帝”，几乎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
而在当时的中国，上海有着其他城市难以匹敌的地位，于是，这位上海滩皇帝，也就成为了政治上的当红炸子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对杜月笙是非常“尊重”的。在酒桌上，别人来敬酒，蒋介石都是坐着的。但杜月笙来敬酒，蒋介石是要站起来的，还要说一声：“杜先生。”
所以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候，杜月笙成为了蒋介石主要的合作伙伴。
在政变前夜，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当时的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中共党员）赴宴，然后让门徒将其打昏，塞入麻袋，直接活埋于上海的西枫林桥下。
因为杜月笙出身贫寒，而且颇会做人，哪怕他最后成名了也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人情世故颇为老到、高超。以至于当时上海滩黄包车夫喊出：“做人就做杜先生”的口号。
所以当时的工人领袖一直视杜月笙为可拉拢的对象，所以才没做防备，让其轻易杀害。
而杜月笙的投名状，换来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1931年，杜月笙建“杜氏祠堂时，国民党高管何应钦、胡汉民、孔祥熙，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和上海市市长张群，全都送来祝贺匾额。此时可谓是杜月笙最高光的时刻。
就杜月笙作为四一二政变的侩子手之一，杀害工人领袖这件事情来说，他按理说应该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而其最终能落个善终，还因为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
抗战时期，杜月笙掏出大笔的钱财支援抗日行动，建立很多医院用来救助伤员，他也因此被授予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头衔。
淞沪抗战的时候，杜月笙还亲自组织了千余人的别动队直接和日本人开干。除此之外，为了阻碍日本海军，杜月笙带头凿沉自己的轮船，阻塞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而上海沦陷后，日本人也想收买三大亨为自己效力。张啸林直接做了汉奸，黄金荣选择虚与委蛇，只有杜月笙，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上海，前往陪都重庆。
可以说杜月笙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确实无愧于他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这也是他做下累累血案却最终能善终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在看到共产党不断强大后，杜月笙也看出将来天下有可能是共产党的天下。
因此，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出巨资共产党《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再印上自己的烫金印字“杜月笙赠”，送给上海各个租界的图书馆，以向中共示好。
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支援给给共产党军队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通过地下党，送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些举动，像是杜月笙在为自己1927年的行为洗白，但更多的是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因为，在失去了上海后，杜月笙对于国民党来说便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蒋介石来说，杜月笙也没有了多大的利用价值。
甚至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直接称杜月笙为“时代渣滓”。这也才有了杜月笙那套经典的夜壶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也曾发出邀请，请他去台湾。但后国民党对他的种种冷遇，已让杜月笙心灰意冷，怕去了也没好果子吃。
另一方面，共产党通过黄炎培等，也劝杜月笙留在上海，协助解放军治理上海，便保证既往不咎。但精明的杜月笙，知道自己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恐怕也难善终。
最终，杜月笙带着全家，选择了他认为相对自由的香港。并于两年后，在香港病逝，也算是落得了个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