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限于传统历史舆论的影响，人们对她的普遍观感就是“统治者是多么荒淫无道、残虐狠毒；横征暴敛、敲骨汲髓；天下苍生又是多么生不如死、水深火热。”所以，延存了近三百年的大明朝成了很多专家学者眼中最荒唐黑暗、最残暴刻毒的王朝，他的灭亡不仅是咎由自取，更是罪有应得。而满清入主反倒有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倒悬的味道。
可事实呢？但凡是对明代百姓的生活、娱乐有所了解；对明代的生产发展、经济水准有所涉及；对明代的税赋制度、缴税方式有所接触的人。就会发现：明朝的百姓不仅不穷，反而超乎我们想象的富裕。而这泼天的繁荣又催生了“官商阶层”的诞生，他们对政治无止境的所需，再加上天灾人祸的催化，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社会经济即呈现出极不均衡的发展状况，而南北差异大、贫富两极化也就毫无疑问的成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一：大明建国初期的社会现实和财政困境
明朝初期，经过蒙元帝国近百年的残酷剥削和无情压榨，中华大地早已是一幅“千里无鸡鸣，白骨蔽于野”的悲惨景象，荒无人烟的村镇、长满野草的土地、断壁残垣的城墙无一不彰显着这个新帝国的破败和衰落。竭尽所能的敦促着帝国执政者要最大限度的尽快的恢复原有的生产秩序和生活习惯、以此来使百姓“居有所常，动有所归，劳作有所得，生养有所处”。
当此之际，原就赤贫出身的朱元璋不得不负担起重振帝国经济的重担，而在那个“屁股决定思维”的年代里，特殊的人生经历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重农抑商”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制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时候。朱元璋一改历朝历代对待商贾群体征收重税的处理办法，不仅对商贾群体设置了极低的赋税，而且还对部分与民用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实施免税的政策。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表明自己“鼓励农桑，轻弃工商”的决心，才能从国家层面来有效引导天下百姓“回归正道、用力耕作”。
但这种在精神上蔑视对手的策略显然并不像朱元璋所预期的那样能使“天下之民皆返本业”。不仅如此，由于宽松的营商环境和优惠的国家政策，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明朝初年“民生凋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荒凉景象竟然在短短数十年间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想来这对稚嫩而脆弱的明王朝而言也算是错有错着的惊喜吧，毕竟良好经济环境不仅有效的实现
自太祖以来，南商北贩纵横往来，或栖于秦淮酒肆、眠花问柳；或宿于瓦栏勾当、投骰博技。“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实其会也”自蒙元腥膻之后，唐宋繁华在此毕显，不意有生之年犹能睹此盛况。
二：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官”
大明建国之初，为了获取地主士绅集团的支持，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与士人共治天下”的方针政策。从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地主士绅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士人阶级有一定数量的田亩可以免税；有功名者或为官者不必缴纳税赋，从事徭役等）。并且因为辽、金、元三朝数百年来对北方社会的过度压榨所造成的商品经济严重衰竭的问题，大明朝确立了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国家财政基础的定位，一返而回到两汉时“以实物为计量单位”的财政制度，国家赋税再次回到“实物收支”的原始状态。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享有国家财税优惠的地主士绅集团自然不甘坐视手中权力的凭空浪费，而“趋利避害”又是人的天性，所以自“重农轻商”的赋税制度颁布伊始，既有大量的农民以“飞洒、诡寄、虚冒”的形式将自己名下的田地挂靠到地主乡绅、士族官宦等群体的名下，通过向“挂靠”对象交纳一定额度的保护费的方式来逃避缴税的义务。就这样原本“形同水火、势若仇敌”的两个阶层因为“逃税——赚钱”这一共同目标而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了一起。
“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税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券，而无贸本交易，号曰白兑，往往逋负官赋，构词讼无已时”
话说，一心为民，矢志于打造大明“乌托邦”社会的朱元璋怕是死都想不到，原本用以笼络士人乡绅的政策优惠，如今却成了掏空大明王朝的一把利刃吧。
农民阶级尚且如此，向来“重利”的商贾群体自然更是变本加厉。目光犀利的他们紧紧抓住朱元璋“低薪养廉”的资薪漏洞。以“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姿态对执政一方的行政官员慷慨解囊，以“舒其困窘”。再加上洪武之后的历代帝王又多慵懒惫賴之辈，对“朝廷命官和工商阶级之间的革命友谊”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姿态。至此，远在蒙元时期即已成型的“官商同盟友谊”在低迷了三十余年（洪武一朝）后又开始蓬勃发展、茁壮成长，并随之贯穿整个明朝。
1、户部郎中夏从寿家“僮奴殆千百指，钱赙机杼各勤其家，计日而献功”
2、亢思谦从叔亢竹溪‘早岁承先世之泽，即往来淮楚间’……后‘仲子思礼举乡荐，上南宫……而季子思和亦由胶序入南雍’。
农民阶级的主动投献，商贾集团的甘心奉献，再加上地主、士绅、官宦群体的有心盘剥，史上薪俸最低的明朝官员反倒成了天底下最有钱的群体。而这也是为何刚刚出现“永宣盛世”的大明朝马上呈现出衰败的态势的根源所在，土地资源的高度集中、经济获益的大量囤聚。时时刻刻告诫着我们：躲在“藏富于民，则何忧家国取用之不足”的盛世之下的则是“藏富于官”的监守自盗。
三：官商一体奏响了明代灭亡的序曲
随着官商关系的日益密切，“官商一体，举试入朝”也随之而成为潮流，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的“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体当差”到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两浙盐场提出的“仿河东、两淮例，兴‘商籍’”的要求。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之后，原本“四民”之末不在“应试之列”的工商业者也终于摆脱“贱籍”有了名正言顺的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资格。实现了“商民之茂异者可以招选，俊良可以登崇”的愿望。
‘在浙行盐商人子弟，凡岁科，提学使者按临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钱塘三学之数，另占籍贯，立额存例。’
明代繁荣的手工业作坊
而“家累巨万，阡陌弥望”的商人阶级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又进一步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思想，原本“重农轻商”的士绅阶级也开始热衷于“获利丰厚”的商业活动。更有甚者甚至直接“弃儒经商”。踏上了与传统儒生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在当时社会蔚然成风。至此，明朝社会正式进入全民皆商的时代，并在不久之后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晋商”、“徽商”群体。
而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有文化、有思想、有诉求的士子的下海经商，明代的手工业、纺织业、矿业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资本主义将原材料和生产、销售相分离的经营模式随之诞生。很多原先仅靠口耳相传的实践经验在经过提炼和简化后成为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行业说明，农业、商业、锻造业、医药业、旅游业、餐营业等各行各业得到了碰到发展和急速膨胀。
“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至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阻隔被完全打通，少数有见识、有能力、有眼光、有野心的商人不愿再“终身劳役于此”。他们开始将触手伸向政治，试图通过自身能量来攫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占据大量社会生产资料的官商阶级自然也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胆量，明朝中后期君臣矛盾异常突出的根源即在于此。是故，与其说明朝的皇帝普遍存在怠政情绪，倒不如说当时的社会形势已经严重偏离“君权至上”的主流意识。一位“深居后宫、不理朝政”的“虚君”才是他们所真正需要的。
四：从君臣争利到君王死社稷，官商降胡虏
面对强势崛起而来势汹汹的官商阶级（或者说是早期的资产阶级），代天牧民的九五至尊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于是，从嘉靖皇帝开始一直到天启皇帝，五代帝王历时近百年就是为了将偌大的帝国的统治权牢牢的把控在手中，以确保朱姓王朝的“万世一系”。
万历年间，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施行，中央政府开始强势插手国家工商业的发展，洪武以来超低税率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斗米恩，升米仇”的工商阶层似乎完全忘了收缴税赋本就是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利。为了保护所谓的“利益”，骄纵枉法的官商阶级开始东奔西走的上下串联。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制造舆论蛊惑百姓；囊中的钱袋子开设书院培植势力。以极其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千方百计的为本阶级谋求福利。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一代权相张居正去世，随后在阴险谲诈的万历皇帝对其清算。可还没等官商阶级额手称庆之时，他们就发现少年睿智的万历只是“废其人而改其政”，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从此“规复祖制，裁汰商税”。不仅如此，因为出于对官商阶层的抵触和防范，“贪鄙”的万历别出心裁的命宫中宦竖为“矿监”“税监”。从事商业税的收缴工作，并直接对万历负责。有鉴于此，已然气急败坏的官商阶级代表者就开始对“商税政策”大肆诋毁，肆意污蔑。将“繁荣昌盛、古之未有”的万历时期描绘成了“经济萧条、万姓流离、民生凋敝、饿殍遍地”的凄凉景象。
（万历年间的经济盛况）
1、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云：“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2、明遗民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百官奏章中的民生凋敝）
“（所谓）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
而同样奸狡猾贼的万历焉能不知这群“贪冒无已”的官员的丑陋德行和险恶用心。于是，但凡所有与请求“裁撤商税”相关的折子被全数留中不发。当此之际，眼见得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源源不断的流入皇宫大内，心如刀绞的官商阶级终于爆发了，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东林党领袖李三才对万历发出“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的质问。利益，终究还是迫使官商阶层走到了皇权的对立面。
时代的持续发展，明代的商业经济也随之而日益膨胀，到了天启、崇祯年间，但就盘踞于福建沿海地区的带有海盗性质的郑芝龙兄弟，一年的商业收入就能达到上亿俩白银，而东南沿海数省之地的商贸收益也就可以以此为标准，进行有效的估算。
经济地位的提高与政治地位的拔升并未能增强官商集团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明朝末年，在辽东战事吃紧之际，利益熏心的官商阶级犹自内斗不休、党争不已，更有甚者甚至勾连敌国、借粮资寇。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穷饿殆死，无奈起义的李自成陷没北京城，宵衣旰食却回天无力的崇祯帝自刭煤山。国破家亡、兵燹遍地之际，食君之禄却忧心私事的官商阶级举城投降，纳头迎敌。将数世之积累，完完整整、不情不愿的拱手送与满清统治着。至此，风风火火、热火朝天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尽数扼杀，中华民族进入黑暗恐怖“人人为奴”的大清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