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川教授
王嘉川，出生于1971年，河北卢龙人，现为扬州大学教授，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导师。已出版《清前〈史通〉学研究》《史通》(解读)、《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胡应麟年谱简编》《胡应麟年谱长编》《宋论》(译注)等著作。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访谈者：方啸天(以下以“学生”自谓)
被访谈者：王嘉川教授(以下简称“王老师”)
采访时间：2020年5月14日下午
采访地点：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嘉川教授工作室
学生：王老师，您好！作为您的学生，我一直将您作为自己学术道路上的榜样。您从学生阶段一步一个脚印，到如今拥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这个过程值得我们学习。所以首先希望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初的史学历程。
王老师：其实谈不上什么造诣。只要勤奋努力，谁都可以做到。我是1989年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读的本科,也就是现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当时学校的学术氛围不是很浓厚，不过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有时请人讲学，事先就会在上课时通知，我们都会跟着去听。有时讲座就通过闭路电视的形式，讲学人在主会场讲，各个分会场有播放，我们就在一楼的报告厅观看。这对我们后来学习有一定帮助，因为课堂讲授与专家学者讲学有区别：课堂上主要是按部就班地正常教学，而专家学者主要以专题形式讲某个问题、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一时间段的历史，或者是对某类现象进行评价等等，所以其间整个的思路是不同的，对我们学生开拓眼界、发散思维有很大好处。后来在南开大学读硕士时，历史系(今历史学院)每个星期都有学术讲座，但我当时不在历史系读研究生，而是在古籍所，那里的学术讲座少一些，因为它是由文、史、哲三个专业的老师合并而成，一共只有二十来人，所以听讲座一般就去历史学院。通过这些讲座，能够见到很多学界大家、前辈，有机会领略大家风范。这是学术讲座对我学生时期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也一直对咱们本科生强调，只要能够看到校区有学术讲座，如果自己能听懂，加上时间允许，那你应该去听，且应多听一些。即便是物理专业的讲座，只要你感兴趣、听得懂，也可以去听，因为这些讲座是对我们整体思维的开拓、眼界的扩宽，具体讲的内容你或许当时能记住，过一段时间可能也就忘了，但是其中一般性概念和论断、分析问题的思路等等，都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在所完成的学位论文或者所出书籍的参考文献上。
拿我自己来说，本科生时期是一种知识性的学习，研究生时期才真正进入“研究”阶段。我也比较凑巧，我的硕士生导师乔治忠先生在我刚刚入学后，很快就要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十月份便去了日本。从我入学到乔老师去访学，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给我讲了四五次课，接下来的时间便是自己看书。乔老师访学前嘱咐了我几句，让我看什么书、怎么看书。那时我上的课没你们现在这般多，所以白天我就去图书馆看书。我们是史学史专业，导师这时也不在跟前，那我就把一些史学史专业的名著都借到宿舍里去看。有些借不出来的书就在图书馆看。基本上，我早上八点进馆读书，中午回来吃个饭，下午继续，晚上图书馆十点关门，它不关门我们就不会出来，我们宿舍三个人都是这样。
我主要看的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这些刊物基本都放在馆内开放书架上，其中过往期刊放在南开老图书馆里，馆内放满了书架，可以随便看，且经常有人整理打扫，很干净。《历史学》里转载的主要是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的文章，并且基本都具有一家之言，所以当时只要是能找到的《历史学》，从每年的第一期到最后，我都要读过来，并且做上笔记，这样做好处在于：刚入学时，我的研究方向和毕业论文选题都没有定，导师又不在身边，这时通过看这些书和文章，特别是把当时近二十年所有的《历史学》上的文章一篇篇全看下来，可以很快清晰地了解目前的学术动态，了解某个学者目前的研究课题方向和研究程度，有时通过文本的互相比较就可以发现新问题，比如我了解到别的学者研究《史记》，自己就根据研究动态看相关文章，通过标题就可以看出他们研究了哪些问题。同样研究章学诚也是这样。通过两大类文章的对比，挖掘其中有没有相近的题目，如果没有，那就可以考虑是否某个研究《史记》的课题可以运用到研究章学诚上去，这就产生了会选这个题目的想法。因为在选题上，一种情况就是导师根据自己的知识掌握交给你一个选题，另一种情况就是靠自己摸索出选题来。当然这只是根据论文的目录得到的感性认识，而这个题目能不能真正落实到研究，还要搜集原始资料，如果有能够支持文章撰写的原始资料，并且目前学术界无人研究或研究得很少，这就可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研究动态一定要多看，且不能只看自己研究课题的文章，不能局限在一点，思路一定要拓宽。
学生：我们知道您很长一段时间专研《史通》，并已出版《清前〈史通〉学研究》一书，去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您的《史通》(解读)，央视等权威媒体也对您进行了采访。我们想知道，您对《史通》及刘知幾其人其学的研究兴趣从何开始，是否与学生时代的学术研究有关？
王老师：国图这套“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咱们学校除了我之外，文学院的《尚书》研究专家钱宗武先生是第一批被邀请的作者，他是老一辈专家，我是第二批被邀请的作者。在前两批作者中，扬州大学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样，是有两位作者参与的学校。这套书的编委从一开始就强调，不能仅仅是出版一套书，还要培养年轻人，培养后备力量。我能被选中作为解读人，一开始真的很意外，以我和推荐者、也就是我这部书稿的审读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先生的私人关系说，过去联系很少，谈不上什么私人感情；但我知道至少有一位学者前几年出版过一本《史通》全译，对《史通》文本有过很好的梳理，他与瞿先生的关系比我熟多了。但是我被选中了，所以我还真的是挺意外的。当时估计，可能是因为2013年我出版过一部《清前〈史通〉学研究》，但当时也不好多问。这两年因为书稿的撰写和修改，接触多了些，得知确实是这个原因。2013年我出版的这部书，并不是直接研究《史通》本身，而是研究《史通》问世之后，古代学者对《史通》这部书的反应和研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发表过一些单篇的类似研究的文章，但数量不多，而写出一部书的，还就是我这本书。通过这个研究，我对《史通》研究的历史比较熟悉，对从宏观上全面把握《史通》在后世的影响比较清晰。“百部经典”这套书有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揭示经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的研究，正好与这套丛书的编纂意旨符合。所以，瞿先生大公无私，高风亮节，不遗余力地奖掖后学，我才荣幸地被选中了。这也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凡事预则立。上天垂顾有准备的人。当然，我的水平有限，所以在书出版后，很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以便后续修订和提高。
反思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实事求是地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一切学术研究都是从《史通》开始的。我在大学四年级下半年，就带着《史通》这本书去参加教学实习(当时已经知道考研成绩，极有希望读研)，每天早上到操场去锻炼和早读。这是我最早直接接触《史通》。但是说实话，很难读懂，或者说，就读不懂，因为《史通》是用骈体文写成的，很难读。我大学期间又没学过《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史学史的知识基础薄弱，读懂这本书，几乎不可能。
到南开读研究生后，跟随导师乔治忠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乔老师后来给我一个人开设“史学理论名著选读”课程，他先讲两三次课，宏观上讲述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剩下的其他时间，就是我自己阅读，然后和导师交流阅读体会和感想。我半年时间，就读了这一本《史通》，因为是同时借来了近当代学者研究《史通》的著作，几本书一起对照读，所以进度较慢，但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对照读前辈大家的研究著作，对自己理解《史通》帮助很大。寒假回家，我又借了赵吕甫先生《史通新校注》带回家阅读，看到里边多次引用明代浙江学者胡应麟的论述，而且所论很是精到，于是在寒假开学后，也就是1995年春，借来胡应麟的著作进行阅读，并尝试着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写了篇作业交给导师，导师比较满意，推荐给他的导师杨翼骧先生进行修改，之后我自己又请了两位老师(从学源上说，是我师叔)帮我审阅提意见，最后投稿，第二年6月份正式发表出来，10月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期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也选定在了对胡应麟进行研究。
1999年我攻读在职博士，毕业论文中对《史通》多有涉及。后来我把这部分单独拿出来，写成文章发表，也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而从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古代学者对《史通》也有研究，但是我们今天的学者主要是从今天的角度研究《史通》，很少考虑古人是怎么研究《史通》的，于是我就打定主意，研究古代学者对《史通》的研究。后来就写了一本书《清前〈史通〉学研究》，2013年8月出版。这期间，我也有直接研究《史通》的文章发表，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014年，我以这本书和一些文章为基础，在一些老师的帮助下，带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通》文献集成与研究”，有幸通过评审，当年立项。目前已经结项，这个研究的过程有点长了，主要是因为手头事情比较多，耽误了对项目的研究时间。
梳理这个过程，很明显，我从一开始的学术研究，从根源上说，就是从阅读《史通》开始的。我的硕士导师乔治忠先生引领我进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大门，没有他，我不可能对《史通》有什么真正的研究，目前列入“百部经典”的这本书的注释部分，也有不少是引用了他的专著《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从阅读《史通》，引出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继而从中又引出我对古代学者研究《史通》的研究，继而顺势申报国家课题，这一路走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到目前为止，我的一切学术研究都是从《史通》开始的。
学生：当我们不断深入学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专业知识时，逐渐明白《史通》这本书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甚至是学习近现代史学所必需阅读的一部经典著作。现在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王老师：我国古代人做学问，更多的是重视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性著作，不肯敷陈理论，《史通》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对它产生之前的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从理论到实践，从史学家到历史著作，从官修到私修，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总结，几乎关涉到唐朝以前我国历史学的全部领域。而从它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唐朝以后历史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都被它点出来了。
具体说来，《史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一是，第一次总结性地提出了史学家综合素质的标准，即 “史才三长”论。
二是，第一次比较全面而详细地总结了中国史学自产生以来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三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史书编纂中各种具体方法和写作技巧，提出了一套规范化、程式化的历史编纂学见解。这是全书的最主要内容。
四是，第一次写出专门篇章，强调史家职业道德，力倡直书实录，贬斥曲笔阿容。作者把直书实录视为史学第一要义，把正直的品德作为史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强调只要具有了包括史德在内的史识，就会如虎添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尤为意味深长的是，作者还特地指出，史书中即使有不直书之处，后人也能根据相关史料，考证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是在告诫妄图篡改历史的权贵和未能据事直书的史官史家，历史真实是掩盖不住的，历史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任何心存侥幸、痴心妄想都是徒劳无益的，最终只能证明他们的可耻与可憎。这层意思，唐朝以前很少有人讲到，但对高扬历史学职业道德建设的旗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从这一点说，作者对直书准则的坚持，真可称千古一绝！
五是，第一次以“爱而知其丑”的态度，集中批判了当时官方修史的种种弊端。作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家，作者刘知幾深刻地认识到官方开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但长期参与史馆修史工作的亲身经历，也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当时官方修史的缺陷与不足。于是，他决定针对当时官方修史之弊而写作《史通》，并在书中对以史馆为代表的官方修史的种种弊端，从正面予以揭露和批判。
作者对史馆修史的批判，都是得自于亲身参与史馆工作的个人经历，因而绝非无的放矢。他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论述史馆修史，既指出当时史馆之弊，也指出应该如何修正，因而他并未否定官修史书制度。批评缺陷，但不否定，这就是他的态度，这是一种辩证的、客观的态度，也是正确的态度，因为私修、官修本来就不是决然矛盾的对立物。正因此，虽然刘知幾言辞犀利地激烈批判了唐代史馆的弊病，但实际上是在为官方史学把脉问诊，是在为改善官方修史工作提出积极建议。因而他所力陈的“史馆修书五不可”，也就往往成为后世改良史馆运行机制的反面教材而被人们提起，对官方修史发挥着重要的警示作用。而其中的一些内容，如修史人员能否合作共事、史料如何收集、组织者是否领导有方，也是今天集体合作修书项目必须正视并妥善解决的问题，否则同样会出现刘知幾所担心的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的不良后果。
六是，重申并强调了关于史学功用的传统理念。
以上六个方面，就是《史通》一书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曾经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史通》问世于八世纪初(710年)，不但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其中，撰写史学史、开辟史学方法论、建立求真的批判史学，都是西方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学家所倾力追求的；它所具有的分析心态、时变意识、理性精神与人文取向，也都无一不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思潮主流暗合，因而《史通》的卓见洞识，可以说超越时人千年以上。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洪业先生，不但在早年既已开始研究《史通》，而且在晚年专门致力于《史通》的英文译注工作，他认为《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了系统讨论之作，因此他发愤要把《史通》翻译成英文，让西方人都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这些情况都表明，在史学理论方面，《史通》在当时确实是站在了世界历史领域的高峰之上。中国传统史学绝不是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没有理论思维、没有批判思维，相反，不但有，而且还要更早地就出现了专门讲述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著作，这就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史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没有理论的论调，只是他们自己无知和盲目自大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研究、推广、继承和发扬《史通》，在中国是增强史学文化创造力的一个必备环节，在国际上，则是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一个必备环节，可以真切地向世界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自己深厚的理论思维和丰富的理论遗产，特别是《史通》中对史料收集与选择的理论论述、对历史评论原则的理论论述、对史学家自身素养的理论论述等内容，都是用中国本土语言表述出来的，具有自己风格、自己特色，并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理论，值得国际史学界细细咀嚼、反复玩味，以吸收其营养。
学生：《史通》这本书，对我们当今的现实启示意义有哪些呢？
王老师：《史通》作者刘知幾说，《史通》的价值不仅限于历史学学术方面，而且也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价值。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就国家和社会来说，《史通》对史学理论的论述，包含了对政治伦理、政治观念的讲求，体现了作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
就个人素质来说，作者提出了对史学家综合素质的标准的认识，提出“史家三长”论，认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方面的素养，史才是指史家的撰史才能问题，史学是指史家的知识结构问题，史识则除了历史见识之外，还包括史家正直无私、善恶必书的品德修养和撰著态度在内。这个说法，在宋元时期成为中国传统史家标准论的代名词，还被推广到史学之外，成为中国古代通论人才标准的重要表述，而且直到现在，这一才、学、识“三长论”也仍然经常被用来评价某个人是否胜任其岗位工作的重要指标。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整体综合的人才观，是刘知幾和《史通》留给中国史学、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至今依然有其实用价值，不但可以作为个人提高自身素养的基本要求，也对各类人才选用工作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条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准确地去评价一个人。
从思想观念上说，《史通》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不盲从古圣先贤。怀疑和批判不是目的，只是看问题的手段，这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不经过怀疑和批判，盲从前人，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推陈出新，不可能做出创新性的成果。
从岗位职责上说，作者写出专门篇章，强调史家职业道德，讲述史学要健康发展应该怎样去做，这都体现了作者对自身岗位职责的反思，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命感。历史学者如此，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呢？每个读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工作岗位，如果都能像《史通》作者这样切实反思，每个读者都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就会更加顺畅、更加顺利了吗？
从整体来看，历史研究，就是考证功夫和思辨精神的结合。而这一点，恰恰是《史通》得以写作的原因。作者刘知幾从小读书就喜欢抽象思辨，后来也仍然如此。《史通》是在作者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博学慎取的资料功夫很深，当然他在写作中也出现一些记忆性的错误，这主要是初稿写成后没有时间修改，没有核对原文造成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杀他的资料考证功夫。他对别人的批评，都是有资料根据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思维，所以，《史通》本身就是资料考证功夫和理论思辨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大一些，可以说，不仅是历史研究需要考证功夫和思辨精神的结合，就是我们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如此。可以说，不管做什么，只要你说话、办事，就需要有充足扎实的证据，需要有自己独立分析、独立思考的能力，否则一说话、一举手、一投足，都将无理无据，寸步难行。所以，阅读《史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只要结合自身进行反思，都会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作者说《史通》意义广泛，确实如此，很值得细细品味。
学生：我拜读过您的《清前〈史通〉学研究》一书，觉得书中一个特点就是资料搜集极为全面，对史料的整理也条理分明。如今我们在写论文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的吗？
王老师：搜集资料方面，从写文章的角度说，至少可以分成两大类情况：
一是已经有了题目，比如博士生基本在入学后很快就会定下题目。这也有多种情况，有的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之上继续往深里挖掘，当然这样课题就是原来课题的拓深。有的虽不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但课题整体方向上与原有论文保持一致，这就是横向扩展，像一个圆的圆心不变，半径拉长，这样画出的圆会和原来的圆在圆心上保持一致，面积却拓展很多。这样，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不但比硕士论文要专、深，而且范围肯定要更广，但圆心则是原来的，这样的博士论文在搜集资料上会简单些。还有一类，是博士研究生时期接触的课题在硕士时期从没接触过，这样的话，资料收集会困难些，因为有可能完全超出了自己过去的知识领域，有时还需要跨研究方向、跨专业去做收集整理，比如去年我们有个博士后出站，是由文学专业跨入到历史学专业，她自己说一开始转型过程中还是有些困难的，好在合作导师指导到位，而她自己也一直研究的是宋、金时期韩国的文献，而且是汉文文献，也并不是说从单纯研究作品的文学风格直接跨入历史学领域，这中间还是有相关性的，于是转型还比较顺利。上述几种情况的前提，就是课题在搜集资料前已经定下。
二是没有题目和明确的研究方向，只有漫无目的地找。过去读书，很多老学者们就是这样，他们不是先有问题，再去找材料，而是先看书，并且和我们这种有了题目再去找书、看书的又不一样。所以这些老学者的文章都挺少，一是因为珍惜羽毛，不愿意轻易出手，另一个是他们会从大量阅读书籍中发现问题，才去提笔，但这样耗费的时间会很多，发出来的文章就会少。
两类情况哪个好呢？这个没法说，需要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进行选择。如果从知识底蕴的角度上说，首先靠大量阅读书籍发现问题，后期通过厚积而薄发当然是好事。但是读研究生恐怕不能这样，因为有时间限制，比如读博士最多六年或八年就得毕业，否则自动清退，这也迫使我们不可能漫无目的地去看书。只有当你读完学位，有了充足时间，或许心理上会有些放松，但恐怕还是难以做到。两种方法其实没有对错和优劣之分，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得体，毕竟还在读学位，还是要先以顺利读完为主。比如自己读了很多书，已经有一定积累并有相关题目，但还是想多读些、多积累点知识，可是知识的积累是没有尽头的，而且有关课题研究的古代资料具体有多少留存下来，这个我们很难绝对地弄清楚，另外还有些资料就埋在地下，但我们想去立刻获得也不现实。所以，如果自己感觉这个题目的资料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动笔去写，不用等到资料搜集全，因为不会有那个时候，古代资料留存到底有多少，其实没有绝对数。资料当然是竭泽而渔地搜集为上，但也要灵活把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事中求其是，千万不能头脑僵化。
资料搜集到一定的度之后，就要集中心力去分析这些资料。就算自己天天铺开去搜集资料，最后还是要把相关资料集中起来去分析，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就是这么写出来的。他天天看《史记》《汉书》，其中汉朝的历史都是相关的，司马迁和班固在叙写同一段历史时有哪些区别，从中就可以发掘新的问题，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结论就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并且总结得很好。汉朝、唐朝和明朝的宦官，他拎出来进行比较，且书中各篇文章也有区别，通过他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思考：赵翼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宦官问题？我们把他写的十几篇有关宦官的文章集中分析，再结合汉、唐、明三朝宦官的实际情况，先看看他总结的对不对，再探索他是怎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分析出赵翼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有何特点。所以只有在普遍搜集资料的前提下，才能把相关文献集中分析。同时，你也能发现一些平时做专题研究时注意不到或者忽视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做研究，思维比较固性，就是钻牛角尖，不容易跳出来看问题。所以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我们研究到最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关系。把问题的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关系全都研究到了，做到了“深挖细究，高度广度深度”这十个字，应该就是合格的研究成果。
还有一点，比如说阅读《史通》，这本书里提到的很多书已经失传，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作者观点对错？我的观点是，如果你不能找到其他材料证明作者观点是错的，那你只能相信他的观点。或者换句话说，先相信他的观点，等日后找到材料再做商榷，否则夸张点说，你不相信便是历史虚无。所以，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你可以存疑，但千万不能轻易否定前人。
学生：现在有的学生在大学四年里很少读书，更别说花时间思索书中的问题。他们临近毕业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毕业论文的撰写，因为写作水平无法短时间得到提高，在没有前期知识积累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您是怎样看待读书、思考问题与实际写作的？
王老师：现在学生确实有的不读书，四年本科下来真的什么书都没认真读过。当你问他读过什么书，想半天除了教材别无其他，我们在研究生面试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导师组成员是不满意的。所以有时候面试，除了学生的文化课程外，还要看看他有没有拿其他奖项，哪怕是唱歌、跳舞、乐器也行。这些都没有，多看点书也可以。问题就是有些学生除了教材外，什么书也没好好看过。其实大学时期有太多我们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我们真的不该浪费、不能浪费的。读书与思考，是并存的，且相互补充，说白了，就是孔老夫子提到的“学而思”和“思而学”的问题，不读书学习，就不会思考，不思考，思维就得不到训练，自己的整体素质也就不会提升很快。
关于写作水平低，首要原因可能就是读书少。如果你又读书又思考，那写作水平是低不了的。基础不行，脑袋里没储备，当然写不出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平时训练少。再有好的想法，也要把它形成文字，光是脑子里想想是不行的，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这样才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求得大家共同的讨论，从而提高写作水平。同时，要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多琢磨别人的文章，把文章分解，再用自己的逻辑把文章重新组装，也就是以你的写作水平和思维去驾驭别人的文字，这也是加强训练的方法。就像袁枢写《通鉴纪事本末》，内容基本都是《资治通鉴》上散在各处的原话，但袁枢就是把这些原话拼接一起，组装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通鉴纪事本末》，这其中就有他自己思维的一个考量。这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总之，要多看、多分析、多训练，读书时一定要思考，读完后更要思考，不能读完后就扔到一边。就是将来工作也要这样，要多思考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而现在我们做学生时，就要把自己的学位论文做好，因为学位论文就是自己的研究所得，你能把学位论文研究好，以后工作了也就会好好研究怎样把工作做得更好。
如果自己写作水平总是练也不能提高，那就再多看看名家的作品，研究他们，分析他们是怎么研究问题的。这时候大部头的书就先别看了，比如邓广铭先生写王安石的书就可以先不必看，而他研究王安石的文章你得好好揣摩，因为写书和写文章的思路、路数明显不同。像翦伯赞先生《历史问题论丛》里面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章，看一看非常好。一则能够提高我们的理论素养，再一个是研究他写文章的路数，因为翦伯赞先生的文笔相当好，还有组织结构、驾驭材料能力强。曾经有一个博士生想把翦伯赞先生的一篇文章驳倒，后来我也把这篇文章找出来看，看完后就知道根本反驳不了，那真是滴水不漏：翦伯赞先生在行文中就把自己的情况和材料情况都说了出来，具体运用材料时还作出解释。你说他没有资料证明，他也明确承认这一点，但他有一套自己的解释，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这套解释有道理。换句话说，你在反驳他的时候，实际上根本无从下笔，无法反驳。看他们的文章，你自己在研究分析时进行观点的反驳，如果成功，那固然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而当你反驳到最后发现自己好像不对，别人仍是对的，这也是一大进步，因为你意识到了刚才的错误观念，这样便可以纠正改善。所以研究的意识一定要有，这样可以缩短我们很多不必要的摸索时间。有些事件需要通过自己的直接感受才能获得更多体会，而有些其实无需通过直接经验获得，间接经验也可以甚至更快地让我们达到想要达到的程度，而这其间就需要对以往成果的不断研究和吸收。
学生：您和我们说过，论文都是改出来的，看来写作水平和论文的修改有很大关系。我读您的文章与书，十分佩服您的文字干净利落又恰到好处，请问您是怎么做到这点的？
王老师：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写作水平低会降低你的思想表达，反之，高的写作水平则会提高思想表达水平。在写作方面我们经常会出现定式思维，即自己的问题自己看不出来。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里说得很好：“人苦不自知。”比如宋代的史炤，他的书里有很多错误，胡三省指出来了，但胡三省很谦虚，为什么？别人的错误我指出来了，我自己的错误谁来给我指出呢？所以确实要多改，一个是自己改，另一个就是请老师、同学帮忙看。改，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我们的论文写作水平，有时还可以让论文整体水平、整体风格上一个档次。
文章一定要不厌其烦地修改，写完之后不要着急投出去，过一段时间再看看，那时候自己就会以第三者的身份、以读者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文章，这样就会再次修改。另外，有关形式逻辑的书也要看，有一本书就叫《形式逻辑》。不管理论还是考证都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比如考证，哪一个材料在前，哪一个在后，先说后说，其间顺序都不能乱。就算是最后发现的材料，有时也要符合逻辑，将它放在最前面说。我特意问过乔先生，提高理论思维要看哪些书？他推荐了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这本书一定要看。这本书放在现在来看，有些观点过于教条和僵硬，但书中的辩证法和辩证思维在运用上还是很充分的，对我们提高思维水平很有好处。另外马克思主义原理及相关的书也要好好学习，特别是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
学生：谢谢王老师！
补记：访谈中，王老师以赵翼《廿二史札记》为例讲述如何发现学术问题，其间谈及赵翼对汉、唐、明三代宦官的研究。我受王老师启发，于访谈后搜集相关资料，经过整理分析，在王老师提出的思路基础上，写下《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宦官问题研究及其史学特色》一文，已被《社会科学动态》杂志录用刊发。
来源：《高校社科动态》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