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在2007年1月发布时，最受震撼的不是苹果的供应商和数码发烧友，而是被Google收购而来的Android团队。Android掌舵者安迪-鲁宾（Andy Rubin）给团队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着[1]：“iPhone、iPhone、iPhone！”
当时Android团队正在全力研发一款名为Sooner的“智能手机”，搭载Android系统，但拥有实体键盘，反而没有触摸屏。原因在于，Android给自己设定的假想敌是诺基亚和塞班系统。
直到2012年，一位开发者意外获得了一台Sooner原型机，让Google的秘密项目重见天日。虽然Sooner长得很像黑莓手机，但系统集成了Google的搜索服务、Gmail以及Google版微信Google Talk。也就是说，Google意识到了智能机时代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高度前瞻的卡住了身位。
但iPhone的横空出世，意味着Android团队的努力付诸东流，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正如Android 创团队成员Brian Swetland说[1]：
“在乔布斯发布了iPhone之后，再发布像黑莓那样的全键盘手机是没有意义的。”
Google Sooner原型机
随后，Android团队迅速转向基于触控屏场景的系统开发，并在2008年9月发布了广为人知的“第一台Android手机”HTC G1。这款手机不仅有侧滑全键盘，还有大量实体按键。但另一方面，HTC G1集成了地图、邮箱、日历等服务，都需要登陆Google账号使用——这是日后庞大Android帝国的根基。
苹果对Google的入场不可谓不重视，当时苹果将微软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也预判了Google在软件层面存在的威胁。时任产品营销总监Bob Borchers称[1]：“谷歌的最大威胁是它了解软件和服务。事实上，谷歌可能比苹果更了解它们。”
事实证明，两家公司都错判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敌人。面对iOS和Android势如破竹的攻势，诺基亚与微软短暂的联盟被迅速扫进历史的故纸堆。
2008年发布的HTC G1
此后十余年间，iOS与Android近乎垄断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地位从未受到实质的威胁。直到2019年后，极其稳定的市场格局中才诞生了新的挑战者——鸿蒙。
从PC时代到移动时代，中国公司对操作系统的探索历史长达30余年，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同时，由于“生态”这个概念的存在，操作系统往往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国产自主”的口号往往气势如虹，但最终都归于沉寂。
站在无数巨人和先验的肩膀上，当下的“原生鸿蒙”尚有瑕疵，但它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所及之处，其对中国的科技产业的价值，也时常被外界低估。
生态的霸权
2005年，北京平谷区试点全面采用国产Linux，成立了33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本意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不断改善优化。
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往往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马上切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Windows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这件事的背景微软高管密集访华，以建立技术中心、订单半卖半送等方式推广Windows系统，引发国内产业界的抵触。然而，由于微软在PC生态中绝对的统治地位，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2]。
如今的00后可能很难想象，世纪之交的中国IT产业面临着怎样的艰难与绝望。在90年代消费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期，中国甚至不算参与者，而是旁观者。这就导致国内IT产业在操作系统（win/linux）和芯片架构（x86）为代表的底层技术上，几乎没有储备和布局，上游被美国掌控。
虽然金山、用友这类软件公司都成长于90年代，但因为PC普及率、盗版泛滥等因素，中国在办公、图像、工业设计等软件领域，话语权几乎完全被微软、Adobe、达索、AutoDesk、新思等美国公司掌控。
即便在智能手机引发的移动互联网革命中，中国成功抓住了供应链转移与重塑的机遇，诞生了华米OV为代表的消费电子品牌，但在核心的操作系统等底层软件领域，美国公司始终主导着产业链上游的高附加值环节。
原因在于“生态”：科技生态一旦建立并稳固，就很难被攻破。
生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双边规模效应，即供需双方都会天然向规模优势的一方流动。同时，生态链上的其他参与者往往会被生态的主导者“兼容”。举例来说，微软和英特尔主导的生态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PC的“标准”，主板、内存、存储等零部件生产商和软件公司，都需要遵循这一标准。
因此，生态一旦建立，就很容易形成强者恒强的圈子文化，挑战者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同时，在全球分工的逻辑下，也很少有商业公司会去不计成本的主动挑战已经成熟的科技生态。
但对中国科技产业来说，2018年之后的科技战和贸易战彻底改变了这种既有认知。
在这之前，中国科技产业既是全球分工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如任正非所说[3]：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献给人类。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
但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制裁，迫使中国产业界必须在信息产业的核心领域，建立起自己主导的生态——这就是鸿蒙诞生的契机。
2019年8月，华为先发布了一个 “主要面向物联网设备”的鸿蒙操作系统，手机则继续使用Android。同时，由于硬件的供应受到限制，华为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同时开辟了两条战线：
其一是在已有操作系统的基础上做创新，基于Linux和鸿蒙微内核确保生态的兼容性，也尽可能留住存量用户与开发者。其二则是开展HarmonyOS NEXT的开发，用鸿蒙内核彻底代替Linux，即外界所称“纯血鸿蒙”、“原生鸿蒙”。
今年10月，“原生鸿蒙”正式发布
2023年后，伴随华为终端业务在硬件层面的困境逐渐缓解，鸿蒙加速向独立操作系统迈进。伴随HarmonyOS NEXT发布，鸿蒙开始与Android“切割”，开发者和用户的beta测试同步开始，向这个森严的生态系统发起了挑战。
除了华为自身在硬件领域的突破，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帮助华为解决了科技生态最难被攻破的缓解：市场参与者“另起炉灶”的意愿问题。
作为生态体系内的参与者，其参与并维护生态的关键因素在于成本考量：如果生态带来的回报低到一定程度，参与者必然会有脱钩的意愿。比如当Arm意图提高授权费用时，以高通为代表的参与者就会跟RISC-V生态眉来眼去。
对华为而言，美国的制裁导致了“破窗效应”，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开发者会担心被不可预测的事件所波及。换句话说，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从1%提高到10%，即便概率依然很低，但大部分人都会开始准备应急预案。
这种契机存在于包括操作系统在内的各个高科技垂直门类，《华尔街日报》在去年7月的报道中称，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原本不会使用中国的刻蚀、封测设备，但由于美国的制裁加重了“脱钩”的顾虑，反而推动了中国设备份额的增长。
换句话说，中国本没有机会去突破全球成熟的科技生态，但美国一意孤行的科技战，却创造了机会。
原生鸿蒙是中美两国决战科技之巅的产物，意味着两国产业界的竞争进入到了创新的深水区，它继续要华为这类高科技公司自身的研发投入与强度，更依赖“生态”这个语境下最核心的参与者：开发者。
不能错失的阵地
虽然iPhone在2007年就上市，但App Store其实在2008年7月才推出。原因是苹果最初认为Web应用会成为主流，然而Android阵营在HTC G1上市时就预装了应用商店Android Market。有了榜样的力量，苹果终于在舆论施压之下，推出了App Store。
《安卓传奇》这本书给了Android Market极高的评价：Market不仅为开发者和用户提供了便利，也创造出了一个应用世界，让Android成为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远远超越了手机和操作系统。
生态的缔造者是大而不倒的高科技公司，但它的基石是无数软件开发者。
乔布斯与比尔·盖茨的紧张关系人尽皆知，但1997年乔布斯回归苹果后，“首先打电话的对象就是盖茨”，一是请求请求微软投资苹果1.5亿美元，二是请微软帮助苹果开发Mac版本的Office，盖茨欣然答应。
时至今日，微软都是苹果生态里最重要的软件供应商。
另一家与苹果有过一段恩怨的公司是Adobe，两者原本是打印机与出版行业的亲密战友，1985年，Adobe与苹果合作推出了LaserWriter打印机，引发了桌面出版的革命，早期的Photoshop更是一度只有Mac版本。
上世纪90年代的LaserWriter 300打印机
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Adobe通过给Windows生态开发软件逐渐做大做强，1999年，乔布斯请求Adobe给Mac做适配，遭到后者断然拒绝，理由是Mac生态相对于Windows生态来说很弱小，用户技术也不大，回报率太低。
当时的Adobe没有预料到，Mac生态不断繁荣壮大，并集中了一批业界审美能力最高、付费能力最强的用户。最终，Adobe纠正了错误，重新把Mac放在跟Windows一样甚至更重要的位置。
Adobe和苹果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开发者不能错失任何一个阵地，尤其是这个阵地背后，是一批最有价值的用户。
原生鸿蒙生态实际上很像2000年左右的苹果Mac生态：体量不大，与行业领先者有距离，但有坚实的用户基础，以及更好的用户体验。
2019年后，由于制裁的原因，华为手机出货量受到影响，鸿蒙的生态建设进入了一段蛰伏期。但伴随Mate 60系列发布，华为在手机市场重新攻城略地，按照IDC的统计，华为今年第三季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15.3%。
对华为来说，有硬件市场一定规模的市场份额，才有足够的实力脱离原本的软件生态。作为对比，强如苹果，也需要积累一定规模的市场份额和存量用户，并在准备好全套的开发工具箱后，才循序渐进的从英特尔的x86阵营切换到Arm。
2006年Macworld大会，英特尔CEO欧德宁向乔布斯“交付”硅晶圆
而对开发者来说，华为在手机市场15.3%的份额，几乎可以等同于15.3%的互联网用户。
与Adobe和苹果的恩怨类似，相比Android和iOS生态整体，鸿蒙生态的规模的确处于弱势。但任何开发者都不能忽视其背后高粘性与高购买力的用户群体，换句话说，在互联网各个垂直业态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时期，面对市场份额15%以上的鸿蒙生态，没有人会掉以轻心。
时至今日，国内的移动生态参与者，都逐渐认识到了鸿蒙生态的价值。目前，HarmonyOS NEXT上搭载的原生应用，几乎可以满足日常生活中99%的需求。
HarmonyOS NEXT中的“圈一圈”功能
今年的新品发布会上，余承东披露了几组数据：鸿蒙注册开发者达到675万，已上架超过15000个鸿蒙原生应用和元服务，其中通用办公应用覆盖全国超过3800万个企业，自HarmonyOS NEXT开启测试，已经收到超过100万条建议与反馈。
一个月后的首届鸿蒙生态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提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10万个应用是鸿蒙生态满足消费者需要的里程碑，也是未来半年到一年时间的主要工作。
一场漫长的持久战
2010年1月，苹果自研的A4芯片在第一代iPad发布会上亮相。然而，苹果不仅在发布会前对自研芯片三缄其口，乔布斯在发布会上也只给这颗芯片预留了不到20秒的时间，寥寥数语带过。
这种沉默也许是苹果刻意为之，发布会结束后，芯片的详细参数与设计被各路媒体公开，大部分媒体对苹果的成果持嘲讽态度，认为“A4芯片参考了三星设计，苹果厚着脸皮把自己牌子贴了上去”。
2010年的A4贬褒不一，但2011年的A5和2012年的A6这两款双核芯片，就已经在性能上对齐同期安卓机皇的四核芯片。2013年，苹果率先推出全球首款64位处理器A7，将仍处在32位时代的高通、三星远远抛在身后，移动SoC自此进入64位时代。
然而此后十年间，苹果庞大又神秘的Apple Silicon部门一步步构建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半导体帝国，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芯片架构演进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新架构在老架构的基础上改进优化，获得更好的性能和适用性的过程。操作系统同理，鸿蒙在华为终端业务多年的经验和积累之上，同样吸取了前辈操作系统的教训和亮点，甩掉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国际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大会（OSDI24）上，华为鸿蒙首席科学家陈海波和团队发表的论文中，曾详细描述了HarmonyOS NEXT的特点。
由于内核只保留了最核心的功能，HarmonyOS NEXT可以让每个服务只能访问其执行功能所需的内核对象，确保了安全性。同时，鸿蒙内核还针对其他场景做了针对性优化，保证了在汽车等终端上的兼容性和性能。
因此，华为在HarmonyOS NEXT发布时，就着重强调其“全场景”的特性。换句话说，一个应用只需要针对一个终端开发，就可以直接部署在其他的终端上。
相比之下，Linux的通用性优化主要集中在服务器等领域，在汽车等新终端上的体验反而受到影响。如果基于Linux对特定场景优化，又不可避免的导致内核定制化巨大的工程量。
陈海波团队的论文
由于与Android彻底切割，HarmonyOS NEXT可以更深入的将大模型与系统耦合，带来更流畅的用户体验。比如图片和表格可以直接拖放给“小艺”，自动提取关键信息，生成摘要。即便财报和论文这类高阅读门槛的文档，也可以交由智能助理完成。
陈海波与学生，图片来源：复旦大学
出于用户体验等方面的考虑，华为在Mate 70和Mate X6两款新机型中，将操作系统的选择权交给了用户。用户可以沿用当前的操作系统，也可以参与HarmonyOS NEXT的升级。同时，华为同步推出了“鸿蒙有礼”先锋权益，通过总价值高达900元的权益，鼓励用户参与原生鸿蒙的升级体验。
从2019年8月HarmonyOS公布，到今年原生鸿蒙横空出世，华为用五年多时间完成了一个自主操作系统从零到一的构建。但生态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坦率地说，原生鸿蒙距离成熟的操作系统还有距离，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鸿蒙一定会在迭代中不断提供更好的体验。
技术的胜利
2000年，斯坦福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生伊恩·巴克（Ian Buck）将32张英伟达GeForce显卡连在一起玩《雷神之锤》，成功引起了美国国防部旗下研究机构DARPA的注意[6]。在后者资助下，巴克成功用显卡搓了一台低成本超级计算机。
短暂的DARPA之旅结束，巴克被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招入麾下，编写了大名鼎鼎的CUDA。2007年，英伟达正式推出CUDA平台，开发者利用GPU训练神经网络的门槛大幅度降低，间接推动了日后人工智能的百花齐放。
伊恩·巴克（Ian Buck）
CUDA推出时，英伟达的年营收仅有30亿美元，却在CUDA上足足投入了5亿美元。这其中既有伊恩·巴克本人的推动作用，也有黄仁勋长期对并行计算未来的看好。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英伟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印钞机，此时离CUDA诞生，已经过去了足足15年。
生态建设的难点在于，用钱砸不出来，用文件推动不出来，需要的是一个人人能参与的付出与回报机制。如果在高速公路通车前先修好收费站，自然没人捧场。
微软携手诺基亚试图分一杯羹，但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开发环境也极不友好，加上自己作为软件霸主，时刻展露出跟开发者抢生意的姿态，最终仓促退赛。
另一方面，iOS的崛起与iPhone和A系列处理器绑定，良好的软件生态离不开硬件规模的支撑。原生鸿蒙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操作系统，其背后是芯片、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构成的完整链条，先有端到端打通，才有可能通过系统工程优化，实现追赶。
中国乃至东亚经济体在科技产业追赶期，往往都有天量的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精细的产业政策和极强的产业保护倾向，效率奇高。
但在很多领域，这种模式取得成果往往是“产能优势”，而非真正的“技术优势”。而在以芯片、操作系统为代表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几大分支里，高附加值领域几乎都是美国公司的身影。
原因在于还是在“生态”，工厂和产线可以拔地而起，但生态的建立意味着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全球化的残酷竞争和开发者与用户的投票。这也是为什么余承东会说：只靠华为自己，是做不成鸿蒙的。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工厂和产线直接挂钩着产值、规模与就业，投资回报可以迅速测算，投资效果立竿见影。而生态的建设需要一种“算总账”思维，它的投资回报往往难以量化，但时过境迁，其价值总是在当初被忽略。
微软CEO鲍尔默对第一代iPhone的评价是“太贵了而且没有键盘”，Android团队最初只有6个工程师，三星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有300个人在做操作系统。
因而，生态的培育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种思维，一种态度。
过去三十年，中国在操作系统等底层软件技术的突破中，往往并非败给技术，反而是在研发环节各自为战，在生态建设中得陇望蜀，或是在追赶环节存在备胎思维，把自主方案当成一种应急预案。在习惯性的观望和反复中，大量研发资源被浪费。
HarmonyOS NEXT是中美科技战背景下一次回肠荡气的突围，但这场突围不应该只是华为孤独的冒险。
在任何经济体，高科技产业的繁荣必然会促使企业投身底层技术的探索，华为的底气既来自自身多年在全球化竞争中积累的沉甸甸的方法论，也来自无数产业先烈用真金白银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而鸿蒙当下最需要的，是来自无数合作伙伴与开发者贡献的一砖一瓦。
鸿蒙的成长，一定不是华为的单打独斗，它未来如果能走向胜利，凯旋的歌声也一定不只属于华为。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安卓传奇：Android缔造团队回忆录，切特·哈斯
[2] 辛省志，质疑政府采购连锁反应危及国内软件企业生存，国际在线
[3]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纪要：华为已经做好实体清单长期不能撤销的准备，华为心声社区
[4] 揭秘原生鸿蒙的十大上头理由，哪个能击中你的心趴，华为
[5] 鸿蒙系统与安卓彻底切割，未来胜算几何，观察者网
[6] What makes DARPA tick，Science
作者：黄主任
编辑：戴老板
视觉设计：疏睿
责任编辑：李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