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的印象里，熊廷弼由于“嘴毒”和清高，不仅得罪大量同僚，也不会在朝堂结交盟友。所以遇事就被群起而攻，以至于难以施展才华。实际上这位“江夏大炮”非但不是孤臣，他的关系网还非常广。
熊廷弼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最初连续几次乡试不中。在他有点心灰意冷时结识了第一位盟友，武昌府推官胡嘉栋。正是胡嘉栋的鼓励和资助，让家境贫寒的熊廷弼有了坚持的动力。之后两人也互视为知己，并在朝堂互相扶助。
万历二十五年乡试，熊廷弼原本又要落榜。但主考官兵部主事冯上知，在“搜落卷”时不仅挑出了熊廷弼，还将他点为“解元”（也有人认为胡嘉栋在幕后有推荐或盘外交易，理由是熊廷弼的会试成绩很普通仅列三甲第115名）。
注：明代科举主考官在阅卷过程中，除了复核阅卷官选出的考卷，还需抽查被淘汰的考卷，以免遗漏或误判，这一步骤被称为“搜落卷”。
冯上知是东林骨干人物，和赵南星关系密切，在“李三才弹劾案”中他也是吏部尚书孙丕扬背后的重要谋士。所以在那个党争激烈的年代，熊廷弼这个“楚党”却有个东林“恩主”和“座师”。
万历二十六年会试时期，熊廷弼凭着解元的名号，结识了一个重要人物 – 礼部尚书郭正域。两人不仅相见恨晚结为知己，在郭正域的引领下熊廷弼也正式加入楚党。
万历三十一年，郭正域因“妖书案”被停职查勘。熊廷弼不仅多方联络搭救，还与郭正域“指腹为婚”结为亲家，以示绝不背弃（后郭家生子、熊家生女并按约定成婚）。
熊廷弼入仕的第一个职务是保定府推官，由于工作用心且能力出众，获保定巡抚汪应蛟赏识并与之结交。在汪应蛟的推荐下，熊廷弼又结交了东林的江秉谦、刘弘化、周朝瑞等人。而且这些都不是点头之交，在熊廷弼落难时他们都主动出面救护。
除了楚党和东林，熊廷弼还和其他“党派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如齐党魁首亓诗教、昆党领袖顾天埈，他们和熊廷弼都是知交好友，私下通信来往频繁。除此之外，还有宣党首领汤宾尹。虽然熊廷弼说他们不熟，但叶向高却出面证实过他俩私交密切。
熊廷弼关系网的能量如何，我们来看看熊廷弼的斗争“实例”。
万历三十九年，熊廷弼被升任提督南直隶学政。在整治南直隶士风的过程中，熊廷弼激怒了江南士绅和东林，例如他黜落了东林魁首顾宪成长子顾与渟的生员资格。很快就遭到东林的报复，应天巡按御史荆养乔弹劾他“庇护奸人、杀人媚人”两罪。
注：“庇护奸人”是指控熊廷弼在一桩“士子纵淫案”中包庇科举世家（太平府）梅氏，“杀人媚人”是指控熊廷弼为向宣党首领汤宾尹示好，故意杖责打死曾得罪过汤氏的士子。
负责调查此案的左都御史孙玮由于偏向东林，就想通过程序手段（荆养乔的弹劾后被证明不实）扳倒熊廷弼。他以“二御史相争，必行勘，乃足服其心”为由，让熊廷弼返乡待勘。
不仅楚党全体出动（官应震、姜性、吴亮嗣、梅子焕、黄彦士等），齐党亓诗教、宣党赵兴邦、昆党的张笃敬等人也纷纷上疏为熊廷弼辩解。熊廷弼的东林友人们虽然没有出面相助，但也没有站出来攻讦他。
熊廷弼的这帮盟友几乎全是言官，攻击力十足。在他们的反劾下，孙玮和左副都御史许弘纲很快就招架不住，两人最后都被迫请辞弃官。除他俩之外，南京吏部尚书赵焕（偏东林）也被弹劾下岗。
也正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的能量太大，让神宗有些忌惮。皇帝最终选择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让已被证实清白的熊廷弼继续在家待勘。
萨尔浒惨败后，明廷急召熊廷弼还朝并任命他为辽东经略。原本朝廷没什么人针对他，但由于他坚决不同意朝廷主张的“辽人守辽土”再加上他的“嘴毒”，从而主动挑起了纷争。例如他弹劾兵部调兵慢的《部调纸上有兵疏》，不但不就事论事，还莫名地要骂上一片。
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身担兵饷重担，皆图全躯保妻子，莫有肯为皇上拼死力争上紧干办者，何况各省镇督抚诸臣。
这么搞怎么会不被群起而攻？所以熊廷弼经辽的靠山万历驾崩后，各路官员就开始集火弹劾熊廷弼。其实这时候熊廷弼不见得要下岗，因为他的盟友们也纷纷出面跟他的敌人们斗得有来有回。
但天启登基后，有拥立之功的杨涟很聪明地捅了熊廷弼一记“软刀”。
刚烈男子一刀两断，端不宜效近来顽钝行径，既不认作，又不肯去，使麻木不仁之症受之国家 ……
《言边事三疏》
杨涟明面上建议熊廷弼配合调查弹劾的问题，实际暗骂熊廷弼婆婆妈妈、不敢担当。耿直的熊廷弼哪里受得了这种阴阳怪气，不待朱童蒙的查勘结果，就直接上疏天启请辞。就这样熊廷弼刚收拾好辽东残局就自己申请下岗了。
而朱童蒙提交朝廷的报告对熊廷弼的评价很高，“臣入辽阳，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代之鸣，谓数万生灵皆廷弼一城之所留”。但熊廷弼的意气用事，也让年轻的皇帝认为他遇事就撂挑子，所以也不提让他复职的事情。这才有了后面辽沈失陷，朝廷被迫复召熊廷弼的事情。
天启二年广宁惨败后，朝廷开始议处王化贞、熊廷弼之罪。兵部左侍郎王在晋第一个站出来保熊廷弼，请求皇帝允许熊廷弼出关收复宁（宁远）前（广宁前屯卫）将功赎罪。
御史江秉谦和兵部给事中刘化弘，也不包庇自己的“同党”王化贞，上疏为熊廷弼喊冤。他们指出熊廷弼的经略之权被王化贞伙同兵部尚书张鹤鸣、职方司郎中耿如杞架空了，不当背负战败主责。
接着礼科给事中周朝瑞上奏朝廷，恳请给熊廷弼戴罪立功的机会。内阁叶向高在这份奏疏上票拟“留着用”。天启询问为何如此票拟时，叶向高的答复是“熊廷弼似胜王化贞”，须知叶向高是王化贞的老师。
在他们的影响下，朝廷舆论一度认为熊廷弼会被轻判，但是天启早已决定处死熊廷弼了。除了之前约定的熊廷弼和王化贞“同功同罪”，熊廷弼自己的行为也让皇帝有了必杀之心。
使广宁告急之日，廷弼肯仗义誓师，或卷甲疾趋广宁，提一剑以勘祸乱，或坚垒固守右屯，收余烬以图恢复，反败为功，且不朽。计不出此，一闻大兵既败，疾呼不救，先奔榆関，尚书平日何等威风，一旦作此举动，岂不负国恩而遗笑于天下乎？即有盖世之气，料事之明，亦不足以赎丧师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 ……
首先，熊廷弼在知晓王化贞战败后，既不尝试夺回广宁也不组织防守，而是直接弃守关外（王化贞没跟他一起返回山海关）。这在天启和朝廷部分官员看来，就是能为而故意不为，其心可诛。
我祖宗特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尚方，宠极人臣，义当尽瘁。然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则托病卸担，举荐袁应泰而辽阳亡；既则刚愎不仁，广宁败后，不发援兵，望风先逃，而使辽河以西尽失……
其次，天启觉得自己和先皇（万历）都厚待熊廷弼，但他每到关键时刻就“撂挑子”，天启觉得不杀不足以平愤。所以熊廷弼被判死刑后，虽然叶向高、孙承宗多次出面为熊廷弼缓死（推迟执行）并谋求大赦，但天启最终还是下令将其斩首并传首九边。
编者附：通过熊廷弼的经历不难看出，他这个“楚党”颇受一些东林骨干的看重。并不是东林想挖楚党墙角，而是明朝的“党派”跟现今的“党派”不是一个概念。东林、阉党、楚党、浙党等等组织都非常松散，均是因一时利益、志向、欲求而抱团形成。各派系并不能严格区分，经常性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