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
关于范文澜的印象，可以追溯到1978年我上大学的头一年。那时候读书风气蔚然，老师们口中流传着一副对联，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那是老师们谆谆教导我们要把它作为座右铭的。相传这副对联是范文澜先生所写。为此我曾去查过范文澜的著述讲演和其他材料，只查到范先生有"二冷"的说法：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头肉。好像不是讲严谨治学的意思，而是鼓励学者要自信，要耐得住寂寞，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会被以后的人们所承认，配得上古代大儒享用人们的祭祀。"吃冷猪头肉"之说多少含有一点自我嘲讽，但自嘲背后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孤傲，确是大学者的傲世风骨。这"二冷"的说法对我的影响更大，也更强烈。然而那副流传人口、被我们当作座右铭的对联，未必是范文澜所作。奇怪的是，那时我们都相信对联是出自范文澜之手。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与我们那一代人心中建构的范文澜的形象有关。在那个时代，甘于坐冷板凳、潜心做扎实学问，这样的榜样，非范文澜先生莫属。
范文澜的形象，不是通过社会新闻，或者坊间八卦塑造起来的；他的名字是与他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以及修订本《中国通史》前四册联系在一起，给以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刻印象。我初读范著通史的时间比上大学还早几年，上世纪70年代，家里藏有一本《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一册，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读物，繁体字竖排本，只讲到先秦时代。这本书里有个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按照那时的通行说法，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春秋时期，依据是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左传》记载的"初税亩"。郭沫若持这个观点。范文澜也注意到"初税亩"标志了土地私有合法化的问题，但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更加广泛一点，他把土地所有制、农民私有经济的形成以及西周上层建筑实行分封制度等方方面面综合起来考察，推测是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先进与腐朽的社会制度冲突，周武王伐商，代表了先进的封建社会制度战胜腐朽的奴隶社会制度，他倾向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西周初期的说法。据说这个观点是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先生提出来的，范文澜支持了"西周封建说"，并以历史学家的深邃学识，把它写进中国通史，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观点。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特殊时期，主流观点又回到了"春秋封建说"。本来作为学术争鸣，古代社会历史分期众说纷纭，远不止楚汉两家，也没有什么足以一锤定音的新材料，争争吵吵都属正常，但是学术一旦被过度政治解读，就有点不正常了。范文澜在1969年患心脏病去世，之后他的"西周封建说"以及褒扬儒家的史学观点没有受到公开批判，但是有关"范老是尊孔派""中国通史应重写"之类的风声一直不绝于耳。我就是在那个风声雨声中阅读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范文澜正气凛然、如歌如泣的历史叙事，立场观点鲜明，文辞朗朗上口。这是我阅读的第一种中国历史著作，一下子就迷进去了。后来陆续买到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二、三、四分册，还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我都认真读过。说真话，对范文澜的学术观点我不一定赞同，尤其是他对佛教文化、对曾国藩的怒斥和批判，我觉得过于情绪化了，但我还是喜欢读他那种爱憎分明的叙述文字。我感受到，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传统读书人进入现代革命时代，所力求表现的炽热真诚。
范文澜一生走了两条道路。早年他追随名师，传承国学，经史子集均有研究，而且写得一手好古文。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进入北京大学，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大师，与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同列青年才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风云际会，成为一时潮流，范文澜不为所动，甚至怀疑他的同乡鲁迅是否走错路了；但是到五卅运动以后，反帝意识促使了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他一边埋首教学，著书立说，盛誉学林；一边逐步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其间还两度被捕入狱，尝到了铁窗滋味。抗战爆发，范文澜义无反顾投入社会实际工作，从培训人才、宣传抗战到参加游击战争，还编写过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1939年，范文澜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到延安，参与领导了延安边区的文化建设。他接受中共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开山大师，令人尊重。范文澜的一生，在老辈的学术传统传承上，在历史转折中的创新上，两个方面均得其所哉，各有著述传世。这是极不容易的。
我想，范文澜之所以能够走通两端，又能善始善终，一生很少被人诟病，除了他为人正直正派，待人对己都能立其诚以外，还应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修炼于其中，值得后人认真思索。当然这不是编这本《范文澜读本》的任务，一本小册子也无法探根究底弄清这个深奥道理。只是为了编选工作，我藉此机会浏览了《范文澜全集》的第六卷和第十卷，重温《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涉略到他早期国学著作，还参考了几种有关范文澜的研究著述。读其书思其人，不觉神往，由此生发出两点体会，愿意例举出来与读者分享：
其一，人物关系，即社会关系。范文澜出生于绍兴，算是名门大姓，祖上可以追踪到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中国士大夫文化中最积极的基因，深深烙入范文澜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他的人生基本导航。他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所作的几次选择，尤其是抗战期间他在河南的活动中，这方面影响表现得非常鲜明。童年时期，他亲眼目睹了革命先烈秋瑾的被捕和牺牲；青年时期，他与鲁迅相过从，虽然一度有过误解，但很快觉悟过来，交往如初；北大毕业后，他做过蔡元培先生的秘书，后来两次被捕入狱，都有赖蔡先生的营救。会稽人杰地灵，秋瑾、鲁迅、蔡元培三位绍兴乡贤，各以其伟大人格，对青年范文澜的成长施以影响。范文澜一生推崇英雄，撰写过一本普及历史知识的小册子曰《大丈夫》，介绍了古代张骞、班超等20余位出将入相的历史人物，而在他身边的乡贤榜样，均是当代伟丈夫也。见贤思齐，是中国传统士人自我修炼的基本路径，范文澜在这方面是真正做到了的。
其二，学脉传承，守正创新。范文澜早年负笈北大，从预科到国学门，孜孜不倦攻读旧学经典，天资聪慧加名师指点，被称作"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北大学习传统国学的最后一班学生，而且是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蔡美彪语）他所处的时代，是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新旧政治也迅速转换的年代，非此即彼，弃旧标新或抱残守缺是两种最常见的治学态度和人生选择。当年北大精英荟萃，新旧文化大师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北大的学人们至少经历了两次大分化，一次是新旧学术的分化，另一次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范文澜是北大知识精英培养出来的高材生，他早期的著述，如《群经概论》与《文心雕龙》注疏，都大量引用了北大守旧派学人的学术观点。他在《文心雕龙注》例言申明："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其余友人则称某君，前辈则称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识不忘。"这样就把黄季刚、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大师的讲义、讲课内容保留了下来，得以传世。他著《正史考略》，除了考辨评价"二十四史"以外，特意把北大老辈学者柯劭忞著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并且收录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柯氏博士学位的《新元史》审查报告原文，以示对老师的尊重，全然不受新旧文化冲突的影响。说他是北大国学的传承者，当之无愧。
范文澜后半生毅然走出书斋以后，没有投向所谓"正统"的国民党政府，而是转向延安边区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服膺马克思主义。他是以北大知识精英集团培养的国学名家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的，自然得到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和委以重任。他的任务，主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重新编写中国通史，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历史逻辑性和合法性。1940年秋天，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连续做了三场关于中国经学史演变的学术讲座，他对此有一段开场白说："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著述以敷赞圣旨为贵，派别繁杂，训解浩瀚，我对这门学问，既所知有限，借以批判经学的马克思主义，更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我们如果避开作者的自谦，可以窥见范文澜的治学精义恰恰是融通了两端：一是传统经学，二是马克思主义。他精通旧学，深知经学作为封建时代帝王学的要义，但又能融合新知，勇于创新，及时推动了新旧时代文化范式的转型。范文澜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时代作为治国意识形态的经学，现在只能成为学习历史知识的材料了，而新的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范文澜先生。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者：陈思和
文：陈思和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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