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应丁文江之邀来华，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自此开始他在中国长期的任教生涯。他在北大培养了一批古生物学家，如孙云铸、赵亚曾、杨钟健、张席禔、尹赞勋、斯行健、黄汲清等，他们均成为20 世纪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中国古生物学从无到有，并为世瞩目，很大程度上是葛利普的功劳，他当之无愧是“中国古生物学之父”。北大燕园校区西门附近，仍然安放着他的墓碑。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孙承晟近期推出新著《葛利普与中国古生物学》，回顾了葛利普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在此推送他的《“他乡桃李发新枝”：葛利普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一文。本文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他乡桃李发新枝”
葛利普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文 / 孙承晟
孙承晟
《葛利普与中国古生物学》
科学出版社，2024年
作为“百日维新”的成果之一，京师大学堂自1898年创立以来，因倡导科学教育，便不断聘任洋教习授课。1916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更有“兼容并包”之理念，此举愈得大力提倡。据统计，1924年北大共有西方教职人员19人，1925年为18人，1926年16人。早期的洋教习以日本人为主，如服部宇之吉（1867~1939）、氏家谦曹、矢部吉祯、杉荣三郎、严谷孙藏等，另有“西学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和德国人梭尔格（Friedrich Solger，1877～1965)；后来以欧美人士居多，如毕善功（Louis Ｒ．O．Bevan，1874～1975)、葛利普(Amadeus W．Grabau，1870～1946)、柯劳文(Grover Clark，1891～1938)夫妇、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1877～1937)、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等，他们均为当时北大乃至中国的现代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葛利普的贡献尤为显著。
葛利普1870 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锡达堡（Cedarburg）一个德国血统的新教家庭，189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地质系学士学位，1900年以《纺锤螺及其同源动物之系统演化》 （Phylogeny of Fusus and Its Allies）一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01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19年因故被校方解聘。受丁文江邀请，1920 年来到中国，出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1937年因腿疾未随北大南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囚禁于东交民巷集中营。抗战胜利后获释，1946年3月20日因病逝世于北京。
1930年葛利普60寿辰时，章鸿钊曾撰有“葛利普教授六秩之庆”一诗，云：“老眼看从开辟时，小周花甲似婴儿。藏山事业书千卷，望古情怀酒一卮。故国莼鲈添晚思，他乡桃李发新枝。东西地史因君重，灿烂勋名奕叶期。”第一句表明葛氏之六十寿辰，第二句说其著作等身，第三句说他后半生在中国桃李满天下，最后一句则表达了他在中西方地质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概括了葛利普传奇的一生。
葛利普
纵观葛利普一生的活动，他在中国长达 26 年的生活可能更具传奇色彩，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科学研究都较他在美国时更受人瞩目。中国近代的古生物学事业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葛氏之功。因此，翁文灏说：“近数十年来世界知名的外籍科学家，在中国服务最久而贡献最多的，要算一位地质学大师葛利普（Amadeus W．Grabau）先生了。”本文以葛利普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教育活动为中心，分析他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从中亦可窥见民国科学教育的一个侧面。
1、中国古生物学之父
京师大学堂于1904年设立地质学门，这是中国地质教育的开端。但当时人们对于何为地质几无认知，极少有人报考，地质学门遂于1913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停办。时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的丁文江因觉得训练地质人才和地质调查之重要，于 1913 年创立了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均隶矿政司。其中地质研究所乃是假北京大学地质门停办的机会，借用北大的校舍、图书和标本，甚至延聘了北大地质门的德籍教授梭尔格。后从比利时留学回来的翁文灏则在研究所担任专任教授。丁文江一方面在研究所教古生物学，同时还肩负调查所之职前往正太铁路、西南地区进行了开创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地质研究所1916年共毕业学生22名，其中大多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基石。
1916 年后北大重新以丁文江的理念开办地质系。毕业生则可供地质调查所用人之需。但早期的学生到地质调查所求职，面试的结果令丁文江很不满意。丁文江拿着许多带有零分的成绩单找到胡适，两人一同前往蔡元培处反映。蔡元培虚心听取了丁文江的意见，并委托他物色地质人才到北大任教。1919 年丁文江等陪同梁启超赴欧参加巴黎和会，会后丁又前往美国，得以聘请葛利普来华工作；同时得知李四光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获硕士学位，遂向蔡元培推荐。因葛利普和李四光的加入，北大地质系才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仅成为国内地质教育的翘楚，在世界上也颇为引人瞩目。
1.1 授课
虽然丁文江早在1914年即在地质研究所开设古生物学课程，成为中国第一个教古生物学的人。但中国真正的古生物学教育，却是始于葛利普。1920年10月底葛利普从美国抵达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1月3日即发布通告，他将于该日为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开设古生物学实验课，并于每周二、三下午讲授高等地史学和地层学课程。这是中国报刊最早介绍葛利普行程的记载。
随后，葛利普在北大开设了系统全面的古生物学课程。据 1926 年的北京大学外籍教员档案，葛利普在北大地质系共开设过8门课程，每门课程每周1～8学时不等，计有：进化论（1个学时）、高等地层学（2个学时）、高等地层学实验（3个学时）、古生物及标准化石（2个学时）、古生物及标准化石实验（3个学时）、地史学（2个学时）、地史学实习（2个学时）、中国古生物学实验（8个学时），如图1所示。授课门数与课时与洪涛生相当，均属最多之列。
葛利普开设课程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除进化论外，葛利普的这些课程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历年的课程指导书或课程表中均有反映，因此进化论一科当指他1920～1921年在北大开设的系列演讲（详下）。按葛利普的设计，这些课程的进阶顺序如下：地史学及实习、古生物及实验、高等地层学及实习、中国古生物学。地史学及实习的内容为：地史概论、地史之分段（太古界、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灵生界）、生物进化与地层年代之关系、地质图之用法、地层年代之鉴别法、中国地史概论，教科书则为其所著《地质学教科书》（Text Book of Geology，part II）。古生物学及实验一科首先介绍化石之由来及其保护法、古今生物界之比较，接着讲授无脊椎动物化石、脊椎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均涉及相应的分类、年代、鉴别和兴替。高等地层学及实习为一门更高阶的课程，在地层学概论的基础之上，重点讲授美洲、欧洲和亚洲（注重中国）古生界地层之对比，参考书为其所著《地层学原理》（Principle of Stratigraphy）。中国古生物学专论中国各年代尤其是寒武纪和奥陶纪之化石，是一门专题研究课程，参考资料多采自《中国古生物志》和《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的论著。第四学年，还要指导古生物学门的学生撰写古生物学论文。除了葛利普之外，尚有孙云铸、赵亚曾、徐光熙、杨钟健等人或协助或独立开设相应的古生物学课程。
葛利普在课堂中
《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4期，1930年
葛利普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如他1921年的古生物学课有50名学，地史学40名，比较地层学60名），并赢得了广泛赞誉，被认为可与欧美大学地质系相比美。如黄汲清说：
第三年的主课是中国地层学、古生物学、光性岩石学及岩石分析和中国矿床，分别由葛利普、李学清、谢家荣担任，中国地层学是按葛老师主编的 Stratigraphy of China（书名曾译为《中国地质史》）讲授，内容大半取材于中国，讲了两年，我们受益最多。葛老师是古生物学专家，教的古生物学也多取材于中国，而且有讲师孙云铸先生辅导，学生们真正学到好东西。
总起来讲，北大地质系水平可以和当时外国大学之地质系比美，特别是葛利普的讲课最为突出。
胡伯素亦有过生动的评论：
综观上表，知北大地质系课程之完备，固足顾盼自豪，而各教授又皆硕学鸿儒，一时上选，尤令人啧啧称道，至其经验宏富，教法优良，更有足纪者: 如葛利普先生胸藏万卷，每发为议论，必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山洪暴发，溃堤决岸，莫可收拾，至得意之处且眉飞色舞，声重如擂鼓，此时学生子而不为此老引入胜景者，未之有也。……
为利于教学，葛利普还编写了翔实的《北京大学理本科三年级古生物学》、《北京大学理本科三年级古生物学实习》、《北京大学地质系三四年级高等古生物学实习》等讲义，均为英文。翻阅这些厚重且已发黄的讲义（部分现仍存于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我们可感受到葛氏当年所付出的心血。
葛利普不仅教学有方，特殊情况下还将课堂搬到家中。1920～1930年，北平教育经费不稳定，欠薪时有发生，因而导致罢课、教员离校等情形，但葛利普总是请学生到他家上课研讨。黄汲清说：“当有的时候，北平各大学教授普遍欠薪罢课时，葛先生不罢课，还把学生带到自己家里上课。真是好样的！”
丁文江说，在北大为教潮罢课之际，作为一个外国人，葛利普非但没有抱怨薪水拖欠，反而还请学生到家中去授课，其精神可感！还说：“他不但是工作极勤，而且是热心教育青年的人。当北京大学屡次索薪罢课的时候，他总是把地质系的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上课。他因为‘风湿’病的原故，两腿不能走动，手指也肿胀，然而他的工作比任何人要多。”
蒋梦麟后来亦回忆道：“这个外聘的洋教授（指葛利普）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葛利普和燕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班同学合照
1936年
当然，除了葛利普之外，北京大学的地质系还拥有何杰、王烈、丁文江、李四光、王绍瀛、朱家骅等名家，也不断增添谭锡畴、谢家荣、孙云铸、赵亚曾、何作霖、杨钟健、徐光熙、斯行健等新生力量，还从外面邀请翁文灏、钟观光、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1890～1977）等来给学生开课。这使得北大地质系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独占鳌头。据章鸿钊统计，至1936年，全国各高校地质系共有毕业生264人，北大即占188人。
1.2 中国的阿加西
在1921年给美国的朋友巴斯勒（Ray Bassler，1878～1961）的一封长信中，葛利普详细叙述了他刚到中国一年所开展的地质调查、教育与研究活动，是了解他早期在华活动的难得史料。其中很大篇幅用来说明当时中国的地质学教育状况，并希望美国的科学家努力帮助训练中国的年轻学生，以使中国的地质学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巩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信中说：
我们在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更多的中国学生，以使他们能探寻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地质结构和历史，这些学生需要接受全面的训练。美国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能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人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心存感激，这同时也能极大地加强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中国人对美国和美国人极为钦慕，他们需要美国科学家的帮助以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尽管这里正遭受动荡和不安，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有着伟大的未来，我们必须尽可能以最合适的方法来训练这些为未来而工作的学生。就我个人而言，我需要所有美国朋友们的同情、建议和帮助。从这些朋友的积极回应来看，我对此目标的实现怀有极大的信心。……
葛利普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其境界之崇高和人格之伟大亦罕有人能及，信中我们还能深切感受到他对中国怀有的特殊情感。他常在不同场合强调科学是无国界的，并号召中国人要自强，努力发展科学。这与 1949 年后几十年间很多中国人所说的外国科学家形象大相径庭。
在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信念下，葛利普不遗余力在北大开展古生物学教育，每周花去大量的时间。面对与美国不一样的学生和文化，他采取“阿加西法”（Agassiz method）来训练中国学生：
因中国学生崇尚权威，偏好书本，因此对他们的训练必须采取与美国学生不一样的方式，至少在最开始应该如此。阿加西法将是最有效的方式。我给每位学生一些各种各样的标本，让他们将所有的书本知识抛诸脑后，分类出有共同特征的标本，并指出这些特征。尽管这种训练很耗时间，但确是最为成功的方式。……他们必须学会观察、推理，进而形成独立判断和依靠自我的能力，而不是过度诉诸权威。
路易·阿加西
可见，葛利普对中国地质学教育不仅怀有满腔的热忱，同时亦有清醒的认识。所谓 “阿加西法”，就是瑞士籍美国著名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1807～1873）创立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即将学生置于实验室或野外，阅读“自然之书”，方法就是不带任何成见地观察、比较，从而得出结论。这个方法在当时的哈佛大学影响很大，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很多科学家都在波士顿接受阿加西的训练。
正是在葛利普的努力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尤其是北大地质系在古生物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早期的古生物学家及地质学家，大部分都受到他的直接影响，如孙云铸、赵亚曾、杨钟健、黄汲清、斯行健、计荣森、许杰、尹赞勋、赵金科、田奇、乐森璕、俞建章、朱森、陈旭、张席禔、丁道衡、卢衍豪、王鸿祯等。秉志的《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李四光《中国北部之䗴科》也都是在他的鼓励下完成的。
因此丁文江1930年这样评价葛利普：
作为一个教师，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讲课采用英语，学生则基本都未留过洋，但他的课堂还是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善于启发式的教学、勤奋不辍的研究和清晰的讲授深深地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在为《中国古生物志》撰写专论的25位中国学者中，有19位直接受教于他，这雄辩地说明了他为中国地质学教育所作的卓越贡献。
葛利普致Ray Bassler 书信
史密森学会档案馆藏
葛利普还认为要尽可能地选派优秀的年轻学子到欧美学习，但亦强调这些学生需要在国内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 1923 年他推荐杨钟健（北大地质系当年毕业）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师从布罗里（Ferdinand Broili，1874～1946）和施洛塞（Max Schlosser，1854～ 1932)；1926 年，又推荐北大的年轻教师孙云铸赴德国哈勒大学，师从他的老朋友瓦尔特（Johannes Walther，1860～1937）教授，二人均于1927年获博士学位。也许是葛利普认为欧洲的地质学实际训练要比美国的扎实（尽管美国的地质学教育有更好的理论视野），他都将学生推荐到欧洲留学。
同为客居他国的科学家，葛利普与路易·阿加西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阿加西1807年生于瑞士，1829年获慕尼黑大学和埃尔朗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30年获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32年任新成立的瑞士纳沙泰尔（Neuchâtel）学院教授。1846年应邀前往美国，先在波士顿罗威尔学院（Lowell Institute）任教，次年担任哈佛大学劳伦斯科学学院（Lawrence Scientific School）教授，直至1873年逝世，在美国生活了27年。阿加西自认为是一名博物学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他主要在鱼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处于进化论和自然史研究的转折点，他属于传统描述式的博物学家，并极力反对达尔文进化论。他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采取“阿加西法”（事实上属于欧洲传统的方法）培养了美国第一、二代博物学家，尤为重要者如赖康忒（Joseph Le Conte，1823～1901）、斯廷普森（William Stimpson，1832～1872）、斯卡德（Samuel Hubbard Scudder，1837～1911）、海厄特（Alpheus Hyatt，1838～1902）、艾伦（Joel Asaph Allen，1838～1921）、 摩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帕卡德（Alpheus Spring Packard，1839～1905）、普特南（ Frederick Ward Putnam，1839～1915） 、维里尔（Addison Emery Verrill，1839～1926） 、谢勒（Nathaniel Southgate Shaler，1841～1906）、韦尔德（Burt Green Wilder，1841～1925）、布鲁克斯（William Keith Brooks，1848～1908）、古德（George Brown Goode，1851～1896）、约旦（David Starr Jordan，1851～1931）等，其子亚历山大·阿加西（Alexander Agassiz，1835～1910）亦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他于 1859 年在哈佛大学建立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并使之成为集教育、研究、野外考察、出版为一体的研究机构；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仍坚持自己的方式在彭尼基斯（Penikese）岛建立安德森自然史学院，作为学生的暑期学校和海洋生物学研究站。尽管他对理论的排斥以及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对遭到不少后人的诟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欧洲尤其美国科学的重要影响。
从学术谱系而言，葛利普是在阿加西学生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是阿加西的继承者。葛利普对阿加西极为钦慕，常宣扬其事迹，来华后信手拈来地以“阿加西法”训练中国学生。更为重要的是，以葛利普的生平和科学活动来看，他不仅在美国有重要影响，在华26年亦培养了中国第一、二代的古生物学家，称其为“中国的阿加西”实当之无愧。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与阿加西不同，葛利普对科学理论十分重视，对进化论极力支持。或者说，阿加西尚只是传统的博物学家，而葛利普已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了。这是科学发展的结果。
正在演讲的路易·阿加西
1807年
1.3 “研究教授”
1931 年，蒋梦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他先因北大处境之艰难而婉拒。后在胡适、傅斯年、顾临（Roger S．Greene) 等人的筹措与帮助下，尤其是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的资助，蒋梦麟才重返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实现了北大的“中兴”。
胡适等人的倡议在中基会1931年1月9日的第五次常会上获得通过，即同意中基会和北大从1931到 1935年每年提供国币20万元作为合作研究特款（即5年各100万，一共200万元) ，用于：（一）设立北京大学研究教授；（二）扩大北大图书仪器及其他相关设备；（三）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
此一合作特款直至1937年方告终止，设立北京大学研究教授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研究教授最多限35名，“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经顾问委员会审定，由北大校长聘任。”年薪自4800元至7200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每年应有 1500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授课至少六小时，并需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的工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北大的地质馆和新图书馆亦是在这个合作特款的支持下于1935年建成的。
1935年建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1931～1932年度首次聘任了16席研究教授：汤用彤（哲学）、陈受颐（史学）、周作人（文学）、刘復（文学）、徐志摩（西洋文学）、冯祖荀（数学）、王守竞（物理）、刘树杞（化学）、曾昭抡（化学）、许骧（植物）、汪敬熙（心理）、丁文江（地质）、李四光（地质）、赵迺抟（经济）、（法律）、葛利普（古生物学）。
此后直至1937年共聘任了6次研究教授，每次的聘任均会有所变化，最多的为1932～1933年度的22 人。葛利普是极少数一直获得聘任的，这表明了他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北大的贡献。
事实上，稍早于北京大学的研究教授制度，中基会自1930 年起即特设“科学研究教授席”，在全国范围内，聘任著名学者。此举主要是配合中基会对各研究机构与大学的补助而设置的。由于经费有限，且中基会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故 1930 年以来获任该研究教席的仅有 8 人：
翁文灏：1930～1933，地质学，地质调查所；
李济：1930～1948，考古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秉志：1932～1948，动物学，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庄长恭：1935～1946，化学，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
陈焕镛：1935～1940，植物学，中山大学农林研究所；
葛利普：1938～1946，古生物学，地质调查所；
秦大钧：1939～1940，航空动力学，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
胡先骕：1946 ～ 1948，植物学，静生生物调查所。
我们可注意到，北京大学的研究教授制度1937年结束，葛利普旋于1938年以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身份被聘为为数甚少的中基会“科学研究教授”，直至1946年。逝世1937 年后北京大学南迁昆明，在此期间，因腿疾滞留在北京的葛利普拒绝与伪北大合作，薪水便全由中基会支付（虽然1941年以后可能因战争也无法兑现了）。抗战结束，中基会迅速接济葛利普的生活，葛氏 1946 年逝世后，中基会则协助处理其善后事宜。
葛利普1920年来华即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31～1937年一直被聘为北京大学的研究教授，1938年后又被聘为中基会的科学研究教授。这种特有的情形，再以他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就更显罕见了。回想1919年他因“政治不正确”被哥伦比亚大学解聘，后又申请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职位未果，以此巨大的反差，或许可以理解他对中国所怀有的特殊情感。
葛利普著作选示
1931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尤其是1933年自美国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返回中国后，葛利普除发表可观的古生物学著作之外，便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更受其重视的脉动和极控理论，终于1940年以《年代的节律：以脉动和极控理论看地球的历史》（The Rhythm of the Ages：Earth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Pulsation and Polar Control Theories）一书进行系统的总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囚禁于东交民巷集中营，期间不顾身体每况愈下，犹笔耕不辍，完成最后的著作《我们生活的世界：地球历史新论》 （The World We Live In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arth History），进一步申论其脉动和极控理论。因此，他担任北大和中基会研究教授期间，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便是其脉动和极控理论，或者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15年间，以北大和中基会研究教授的名义，完成了他一生的理论总结。
2、传播进化论和遗传学
2.1 “持续一年的演讲”
民国以后，因获取新知需求之高涨，西方学者来华演说络绎不绝，其中尤以杜威、罗素、泰戈尔最为引人瞩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影响最大的当属葛利普来华不久开设的一个关于“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的系列演讲。其所讲内容之丰富和前沿，引起巨大的反响，以致《申报》在1921年元旦曾有这样记载：“在北京之外国名人讲演，以罗素、葛利普为最著。”
罗素于1920年10 月12日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近一年的巡回访问与演讲，至1921年7月11日返回英国，期间的访问与演说由赵元任担任翻译。葛利普于1920年10月底抵达北京，随即于1920年 12月至1921年12月举行了长达16次的系列演讲。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上经常能同时看到两人的演讲公告或演讲录，可见到他们演讲在那时风行之情形。
1920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葛利普将于12月起举行的关于地球及生物之进化的演讲，分作12次，并列出每次演讲的题目和纲要。演讲始于12月5日，中间因1921年3～10月的教潮和10～11月译者龚安庆的出差，至1921年12月 19日方告结束，正好一年稍余，演讲内容亦从12次扩为16次。
表1 葛利普演讲（1920-1921）
通过表1，我们可想见当时演讲之情形。葛利普的这个系列演讲乃是由众多学者合作完成的结果，翻译、笔记者中既有王烈、李四光、谭熙鸿、龚安庆等资深学者，亦有赵国宾、赵亚曾、田奇、杨钟健这样的青年才俊。大部分演讲录曾在《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镌》上刊登过，最后经赵国宾、杨钟健整理成《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一书。上文所述的葛利普所开“进化论”课程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个系列演讲。
关于《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一书，上海泰东书局先有前七讲的稿子，因 1921 年教潮未获新稿，误以为已讲完，遂于 1921 年出版前七讲的书稿。后北大新知书社刊行了全稿，并加入一些图像。但据赵国宾所说，由于他当时未在北京，疏于校阅，错误较多。有鉴于此，他后对全稿作了重新审阅，并配以葛利普《地质学教科书》（A Textbook of Geology）和《历史地质学》（Historical Geology）两书中图片 40 余幅，1924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是为该讲稿的定本。
《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扉页
1924
此外，葛利普还多次在北京大学之外作过进化论的演讲。如1922年2月12日，适值达尔文诞辰 113 周年及南北统一纪念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召开达尔文诞辰 113 周年纪念大会，“来宾数千人”，下午即有葛利普关于“达尔文天然淘汰说”的演讲。1924年7月1～5日，中国科学社在南京举行第九次年会。葛利普赴南京参会，并于3日晚演讲进化论，历时三小时，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4日下午翁文灏推荐葛利普为中国科学社特社员，全场一致通过。
2.2 进化论和遗传学的传播
自严复所译《天演论》1898 年正式出版后，进化论便迅速风行于世，成为近代国人的坚实信仰。然而，严复的译介主要着眼于进化论对社会的影响，而关于进化论的理论本身并未太多涉及。
较早介绍生物进化论的是1903年国民丛书社的《动物进化论》，虽内容已比较系统，但似乎影响不大。1907 年，鲁迅译撰《人间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人类起源及系统即种族发生学之一元挐究诠解》一文，介绍了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 ～ 1919）的进化论学说，但或是因在日本刊行，影响较为有限。作为“中国赫胥黎”的丁文江在其1914 年编纂的《动物学教科书》中对进化论和魏斯曼的遗传学亦有介绍，但极为简略。1919 年，马君武翻译出版《达尔文物种原始》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尤其是 1930 年后，关于进化论的译述层出不穷。关于遗传学，最早系统介绍现代遗传学及染色体知识的当属李积新编著的《遗传学》（商务印书馆，1923） 和陈桢编译的《普通生物学》（商务印书馆，1924）。此外，《科学》、《民铎》等杂志对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亦陆续有介绍。
葛利普和丁文江（左二）等学者合照
葛利普的系列演讲在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的传播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1920年前后，对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进行系统阐述的当属这个演讲。葛利普对进化论的历史和原理极为熟稔，而且还结合了古生物学、遗传学理论进行讲论，因此他的演讲既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古生物发展史和遗传学原理，亦可说是以古生物学和遗传学例子来理解进化论，是三者的有机结合。此外，葛利普虽以古生物学见长，但其着眼点却是整个地球的历史，终其一生均以此为念。这在当时进化论思想的传播中是别具一格的。
通观葛利普的16次演讲，前10次为地球和各地质时代生物演化的历史，即古生物学部分，最后6讲集中阐述进化论和遗传学，分别为：生物进化的问题和原则、天然的变异（上下）、环境与适宜性（上下）、遗传性。
在“生物进化的问题和原则”中，葛利普以一些浅显的例子，阐述了“天择”（Natural Selection）、“人择”（Artificial Selection）和“性择”（Sexual Selection）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天然的变异”中，他指出变异有两种：先天的和后天的，前者由前代遗传继承，后者由环境变化引起。“不平等是所有生物特有的一个性质”，有不平等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进化；变化的地方越多，竞争愈盛，进化愈快。他以腹足类动物化石为例说明变异是有方向的，即正系的变异（Orthogenetic variation）；并指出达尔文派认为变异的偶然性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注意了现在的生物，并未留心古代的生物，但变异的动因仍不清楚。
葛利普鉴定并命名的“香港菊石”
在“环境的适宜性”中，他主要讲了动植物所依赖的有机环境和无机环境，以赫胥黎实验和澳洲兔子增长为例子，说明动植物与环境形成相互影响的食物链的关系，最后指出适者生存是铁的自然律，聪明的人类则能通过认识自然律以谋生存，主动面对环境的局限。
最后一讲综合魏司曼（August Weismann，1834 ～ 1914）学说，孟德尔（Gregor Mendel， 1822 ～ 1884）定律，荷兰德弗里斯（ Hugo de Vries，1848 ～ 1935）、德国柯伦斯（Carl Cor- rens，1864 ～ 1933）、奥地利柴马克（Erich von Tschermark，1871 ～ 1962） 等人的实验，以及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 ～ 1945）理论，集中讲述遗传学的历史和理论；并通过古生物学如头足类不同时期化石的研究，指出获得性遗传的正确性。
葛利普的演讲旁征博引，对各派学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尤其与摩尔根有着相似的学科背景，又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多年，对他的研究应该十分熟悉。为照顾中国的听众，他常举中国的例子加以说明。他特别强调进化学说并非达尔文的发明，达尔文只不过是对进化论的方法和理论加了事实上的解释和理性的概括。在其演讲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讲解遗传学，既有历史的叙述，更注重当时刚获得发展的新遗传学知识，多次提到了染色体（Chromosome）的重要性。
葛利普和他的老对手乌尔里希交谈
左：地质学家奥古斯特·福斯特
民国以来关于进化论的著述首以此书最为全面。正如赵国宾所说，此书“在自然科学上，在中国的自然科学界，自然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还借此机会对其同乡陕西人民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生活在 20 世纪的陕西人，不应再沉迷于孔孟之道，而都应该看看此书，以获得正确的科学观念，“不然便非堕落到十八层地狱不可！”从演讲的角度看，因有临场感和互动的效果，葛利普的系列演讲从科学的意义上对进化论的澄清和普及无疑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从成书的角度而言，因有些部分翻译起来较有难度，且口语化明显，这对其传播和影响应该会有一些折扣。
3、结语
章鸿钊1930年在葛利普六十寿辰时赞誉其“东西地史因君重，灿烂勋名奕叶期”，表明了葛氏在中西地质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同时亦以“他乡桃李发新枝”表达了葛氏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的独特贡献。自 1920年来华，葛利普在北大地质学系所开设的系统而全面的古生物学课程，与当时欧美地质系相当；他因材施教对中国学生采取“阿加西法”训练，使学生深受影响；学生有相当基础后，他又积极推荐到国外留学。1937年，北京大学南迁，葛利普因腿疾，未能前往，滞留北京。自1920年来华至1937年，除在地质调查所进行研究外，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耕耘了17年。若以孙云铸、杨钟健 1928年留学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算起，葛利普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精神在北大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大致以1917～1927年间在学为界，如孙云铸、杨钟健、赵亚曾、尹赞勋、田奇、张席禔、乐森璕、俞建章、陈旭、许杰、徐光熙、斯行健、黄汲清、朱森、计荣森等）和第二代（大致以 1928 ～ 1937 年间在学为界，如高振西、赵金科、王钰、崔克信、阮维周、卢衍豪、王鸿祯等）古生物学家，奠定了中国的古生物学基础，堪称中国古生物学之父。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作的独特贡献与路易·阿加西之于美国科学十分相似，因此亦可称为“中国的阿加西”。自 1931 年起，他相继连续被聘为北京大学和中基会研究教授，直至 1946 年逝世，这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绝无仅有的情形，反映了其崇高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
除了讲授系统的古生物学课程，葛利普还于1920～1921年在北大开设了“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的系列演讲，不仅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提供了古生物学的一个概貌，而且以古生物发展演化为背景，系统介绍了当时最新的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理论，是关于古生物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在中国的最新综合传播。这对当时古生物学尚属启蒙、进化论和遗传学亦只有浅显介绍的中国来说，无异于一场知识盛宴，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了科学的一面，其影响与罗素在中国的文化之旅相比肩。
本文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葛利普与中国古生物学》
孙承晟编著
ISBN 978-7-03-079441-3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 .11
葛利普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1920年他应丁文江之邀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和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葛利普以其卓越的才华和过人的勤奋，不仅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著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古生物学家，使中国古生物学从无到有，并为世所瞩目，堪称“中国古生物学之父”。
本书共分三部分：上编为中外学者不同时期为葛利普所撰写的传记或纪念性文字，下编为葛利普撰写的纪念中外学者的文章及相关科普作品，附编则是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关于葛利普的三篇学术论文。本书勾勒出一个丰富、立体的葛利普形象，并呈现了民国时期活跃的中西方科学交流和学术生态。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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