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的人一起拍电影

今年冬天，一部叫《最后的告别》的电影上映了，三年前它获得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以诗性的影像，电影描摹逝去的乡村和生活其中人们的苦痛。而在影像之外，这部电影同样特别，它的主创人员大多非科班出身，而是出身底层，来自五湖四海，最后汇聚到北京电影学院保安队。

十三四年前，包括导演张中臣在内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在电影学院当保安，蹭课学电影，报考继续教育学院，后来各自在行业里漂迫，做过场记、杂工、花絮摄影师、现场剪辑、纪录片、网大编剧、广告制片……

对于终将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理解世界的人来说，命运自有时刻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可能是个“平常的有点俗套的励志故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希望他们心想事成。如果电影是一座梦想之城，多少年轻人曾眺望城头幻想荣誉、声名，而那里是他们栖身活命之所。

三年前《最后的告别》刚刚获奖时，我就听他们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当时他们正憧憬着公映。三年后，电影终于上映了，我又听他们谈起电影带给他们的，多过他们付出的，给我的感受是：

在变动不居的环境和人头攒动的争先恐后中，勋章可以让人坚持下去，挺住意味着一切。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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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洋

编辑 |张瑞

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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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课

十多年后，张中臣说：“如果不能用电影表达自己，我可能会选择死亡。”当时，他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刚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

十三年前，2011年，他跟在哥哥身后，走出北京西站，在21路公交车上晃悠了20站，在蓟门桥北下了车，之后，他踏进了西土城路四号院——北京电影学院。

哥哥张中玉当时在那里做保安，学习电影快两年，做着电影梦，觉得把弟弟带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水域。而张中臣，刚从芜湖美的空调厂的流水线下来，只想在哥哥的保安宿舍好好睡一觉。

那不是张中臣第一次投奔哥哥，2008年高考结束，考了三百多分——对于一个皖北乡村青年，这分数不算太糟——他到北京大兴的一个工厂和哥哥一起打工，做肯德基外卖包，剪线头、做杂活。西安的大专开学了，他学机电工程模具制造，上网、睡觉，每个假期还是打工，在天津郊区一家工厂，他们生产叶片，再用大卡车把它们拉到世界各地，装上大风扇发电。一下班，一群防尘服从挨挨挤挤的楼里涌出来，满身粉尘等班车。毕业后，他换到美的空调厂的胀管车间，负责把一个个过滤网大铁块插进胀管下面特别小的夹缝里，一天12个小时，一千多件，身体半侧弯，形成了肌肉记忆。“就是个机器人，像卓别林的电影。”他后来说。

像大多无所依傍的年轻人，得过且过，生活似乎由一堆杂乱无章的枝节构成。从工厂到出租房，每天要走很长的路，张中臣经常走着走着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嘛”。直到有一天，一个资深的电工修线路时触了电，头朝下扎在车间的硬塑胶地上。他决定离开，必须，马上。

哥哥把他安置在保安队宿舍——电影学院C楼教学楼旁的一间小平房，自己就去蹭导演系的课了。张中臣晃进C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114，在第四排最左边坐下，那堂课叫“大师研究”，老师在拉片李安的《喜宴》，机位图里一家人在吃饭。他想起过年时一家人坐一起、一桌子菜，他觉得没看过离自己这么近的电影，脑子里好像一下亮堂起来，竟然听进去一堂电影课！那年他20岁，此前还没听进去过任何一堂课，父母早都放弃他了。

“他被电影击中了。”张中玉那时觉得电影可以拯救一切迷茫的人，看到弟弟眼睛里透露出“愿望之光”，知道电影在他身上起作用了。那晚哥哥在动画楼值夜班，张中臣在他床上睡了个好觉。

张中玉在电影学院边上的西土城公园

张中臣入职了保安队，拿到本科所有公共课的课表，巡逻站岗之余去蹭所有的课。“有一个东西拯救了我的命，什么都不重要，活着还有点意义最重要。”

北京电影学院保安队四五十人，每天三班倒，每班8小时，巡逻、站岗、守夜、保卫治安、查监控、一两个小时打个卡……如果说有什么特别，就是其中有那么几个人爱电影，比如张中臣的哥哥张中玉。在这几个莫名聚在一起梦游的人里，张中臣遇到了未来自己电影的制片人、未来的副导演、未来的现场剪辑、未来的男主角，以及未来电影的出资人：曾经的保安哥们一起凑了些钱，这就是电影的启动资金。

后来，其中一位给队里单纯来做保安的同事们拍过一个纪录片，“拍着拍着就发现，他们一天乐呵乐呵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坐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悲剧，而且都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挥之不去。”张中臣给那部纪录片起名《浮草》。“小津安二郎一个电影也叫《浮草》，很多保安的状态就像浮草，飘浮的草一样，就是无法选择，这个时代将他们推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

当时，包括张中臣在内，这个蹭课自学的保安小团伙，不知道未来他们真的会一起拍一部院线电影。

2024年12月18日，保安队的朋友们在《最后的告别》北京首映礼。左起，李想、王耀德（男主角）、陈坤阳（制片人）、张中臣（导演/编剧）、陈崇理（出品人）、赵国栋（现场剪辑）、赵朗、张中玉（剧本策划）

穿了制服就没人赶你走了

陈坤阳那时刚从平顶山职业学校经管系毕业，念职校的三年里，几乎都在看电影。“我们在小地方，生活环境只有两件事，名和利。你父亲总会告诉你应该去上班，成为一个领导，母亲经常会讲，你随便当个官，总比打工强。他们说的没错，但是我不认同他们这些东西。”

留在平顶山，还是出去？他经常做梦，半夜里惊醒，觉得很虚度。妈妈给他在自来水公司找了个子弟工的位置，他一边应付着，一边想什么力量曾经推动自己往前走——是电影，自从7岁家里有了DVD机就一直吸引自己的东西，《指环王》《教父》《天堂电影院》《可可西里的美丽传说》《感官世界》……物质匮乏时期价格低廉的、唯一的精神生活。

陈坤阳坐300路公交车到北京电影学院下车时，身上只有点零钱，很快发现了最妥帖的学习电影之道，保安队管吃管住，还有每月1500的工资拿。

很快的，陈坤阳和张中臣在蹭课的时候撞见了彼此，接上了头。

他们发现两个特别好的岗位，一个是监控室值班，一个是夜间巡逻，不影响白天上课。C楼中控室隔壁就是114阶梯教室，换了班，制服一脱，出门就钻进去听课。只有一种时候需要在课堂穿制服，就是那种最受欢迎、人满为患的课，科班生已经把教室塞满了，他们只能以维持秩序的名义穿着保安制服站在门口听，“穿了制服就没人赶你走了”。

陈坤阳生日，张中臣知道他喜欢伍迪·艾伦，送他的短袖

所有的门类，编导创作、视听语言、后期制作、图片摄影、动画制作、电影理论、文化研究，听得懂的、听不懂的，热门的、冷门的，他们照单全收，以及，每天都在看电影，光驱看坏了好几个。刚开始，也会有那种过度饥饿时疯狂吃进几个大馒头、噎到了再狂喝水，馒头在胃里膨胀的痛苦。他们几乎不出校门，时间好像停了，支配他们的不是荷尔蒙，而是在电影世界里无休无止的精神漫游。

如果有什么曾牵动过张中臣的现实感，那就是和制服有关的自卑，尽管当然有其便利之处，校门口的阿明发廊，给电影学院的保安们打五折，他每次去剪头发都坚称自己是学生，即便要为此多花20块钱。

“其实，我们都是什么人，都是从哪儿来的，自己都很清楚自己是谁”，陈坤阳显得更平常心，“现实就是现实。”

老王

那时，把制服穿得最旧的是老王。队里每天三个集合，为了蹭课需要换班时，中臣和坤阳常常去找老王，老王总是把敞着襟的制服往后一甩：“换！”在光线里抖出一片微尘，制服布料上磨薄拉丝的小洞里透出光。“像个大侠。”

老王早他们两三年来到电影学院，和张中玉同期，看片量极大，那会儿也许有上万部，只看片不上课，是他们眼里的“扫地僧”。

老王是初中时爱上电影的，无意中在学校旁边的旧书摊翻了本电影杂志，封二是吕克·贝松《尼基塔》的海报，“很酷很帅”，一篇篇看下去，那个黄昏，他脑子里忽然很丰富、很光彩。

那个黄昏前的几天，父亲刚去世，肝硬化，一个上门女婿和懒汉，几乎不管庄稼地里的杂草，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麻将，他的离世带走了儿子还未建立完整的最后一丝现实感——母亲再早六七年就已经走了，也是肝硬化。在西安南郊秦岭山脚下的农村，生老病死，是个世俗化的寻常过程，办完丧事一切就结束了，在少年老王内心甚至没激起什么波澜，日子还得过，姐姐已经嫁人，每周给他生活费。他只是忽然发现屋里没大人了，一下子很散漫，也没人再念叨你了。“缺心眼儿。”他平淡地说。

他开始白天看电影杂志、夜里去网吧包宿看电影，每天每夜，第一个震撼他的是《电锯惊魂》，后来是《七宗罪》，竟有编排那么精巧的故事……“可能孤独惯了，潜移默化的更偏向于黑暗、极端的故事。”

就这样到了高三，某天，他突然觉得脑子“崩掉了”，什么都学不进去，ABCD、数学公式都不认识了，面对初中水平的方程式也一片茫然。他知道自己整个人“飞掉了”，活在电影的平行世界里，每天幻想自己是大侠。

那年春节，姐姐回来过年，正说着“你300分考不出来，考个200分也行”，他挤出三个字：不念了。姐姐让他滚出去打工，别再浪费家里的粮食。在网吧、饭店干了一年杂工，青年老王觉得“应该背井离乡一下”。

在北京站下火车时，他20岁，还没出站，身份证就丢了。第一站当然要去天安门，转悠半天，坐在地下通道里休息的时候，有个人问他想不想干保安、在附近的地下通道执勤。他在那站了一个月的岗，因为保安公司的半军事化管理离开了——唯一的收获是在网吧包夜看电影时捡了个身份证，那个表面划痕交错的身份证，姓“王”。

于是“老王”诞生了。北京奥运会那年，年底放假，他坐公交车瞎转悠，路过北京电影学院，看到“电影”两个字就下了车。学校正在招生，门口还写着“招聘保安”，他立刻辞了饭店的工作折返回来。一进大门，迎面挂着大红条幅：梦开始的地方。

老王，在中臣、坤阳在北影小区租的房子

老家的二代身份证办下来了——赵朗，那是他真正的名字。但在电影学院保安队，中臣、坤阳他们喜欢叫他“老王”，有电影里的传奇意味，老王也不在意被叫什么，他觉得挺酷，显得很神秘。

那会儿老王唯一会拒绝的，是和大家一起看讲家庭与亲密关系的艺术电影，他想屏蔽，“当你看到开头的时候，你就知道完了，我要想到我父母了，不行不能看，必须得切掉，我知道这种东西是存在的，肯定存在的，你怎么可能不想念自己的父母，但是一旦某个电影开始勾起你回忆的时候，我必须隔绝掉这种电影。”

图书馆，监控室，

放映厅，岗亭里的哭声

在电影学院，保安可以去任何地方，除了图书馆，想进去看书要有学生证。张中臣和陈坤阳商量一起去考继续教育学院的专升本，他报考了导演系，陈坤阳考了摄影，又顺便帮老王填了高升专的报考资料。他们一边当保安挣学费，一边学习。

没多久，图书馆里的常驻人群，除了考研的和几个文学系的学生，又多了几个保安。

未来的男主角王耀德是在一个大暴雨天无意中走到电影学院门口的。刚进保安队时，他安静、失神，整夜整夜失眠，白天又突然在什么地方睡着了：地上，或者椅子上。刚来的一个月，他耳机里一直循环播放柴可夫斯基，循环了几百遍，听着《双人舞》大把大把掉头发。“那个时候我脑袋里其实没有什么，柔懦，很自我的一个世界。”没多久，他背着个超大包离开，去做了背包客，送外卖，在片场做摄影组跟机员，去工地推车，骑行……不知过了多久，他收到张中臣的短信：回来吧。王耀德回到保安队宿舍睡了长长一觉，睡醒后被张中臣带去吃饭，还被鼓励去考表演系。

张中臣拍摄的王耀德，王耀德睡在他对面上铺，在二号公寓宿舍

爱电影的人越聚越多。陈崇理和邵光，重庆大学和郑州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崇理不想那么早去工作，迷茫着，误打误撞到电影学院保安队看片蹭课的几个月，“是纯粹为自己生活”。而邵光，当时想考北大法学院，却意外地在北影保安队喜欢上了电影。每周末，几个人聚在一起，电影一部接一部放，喝酒，困了就横七竖八在一张床上睡倒。

大部分时候，陈坤阳觉得他们沉浸在象牙塔的状态里，很“安逸”。没有钱，工资只够买碟、买书、买烟和偶尔一起吃顿夜宵；没有时间，站岗、巡逻、上课，值夜时不能睡就一部一部看片；没有社交，在那个校园里没有太多人主动和他们交朋友。他们只有电影和彼此，一块块单纯、心无旁骛、疯狂吸收的海绵，有最好的学习状态。

中臣和耀德在宿舍

在中控室，一块块监控大屏前，如果有什么事是让人兴奋的，就是中放楼放映厅的门突然被打开，意味着要放“内部电影”了，他们就赶紧冲过去在门口站岗。

如果张中臣有什么私心，就是在监控镜头里等徐浩峰老师出现。他喜欢听徐浩峰的课，有干货、有风格、有拍电影的经验，并且每年的课都不重复，在监控屏里，他知道徐浩峰每天几点到学校，从走进大门开始一路追踪，经过一个路口，到了C楼，进楼后两三分钟就会走进教室，摄像头有的固定、有的可以摇。

两年下来，课可以越听越少了，图书馆和标放楼则是每天会去的。标放每天放电影，他们在门口检票，检完票就轮着去看电影。有大导演来，他们去做保镖，吕克·贝松、米哈尔科夫、金基德……有时候还要贴身保护。电影学院标放，是个梦幻空间，一个很大的影厅，后来每次在里面看电影，张中臣都会想，“啥时候我的电影能在上面放。”

2014年冬天的某个夜里，他在C楼值夜班，上了一白天的课很累，也忘了带电脑、看不了片。那晚风很大，也许有学生忘了关门，大风穿过弧形的大厅和楼道，呜咽着灌进他的耳朵里。他忽然哭起来，趴在岗亭的桌子上，哭了很久很久，超厚型军大衣的袖子湿透了，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哭。洗手间的自来水透心凉，他洗了把脸，在岗亭里呆坐着，心想：我以后要干嘛？

不需要对结果的承诺

“我要行动了，不能老是看电影、只是吸收了。”张中臣想。几个人在保安宿舍写下了一个“21宣言”，激励彼此去拍片，“就是要行动，偷偷拍，放暑假时整个学校都是我们的。”

在继续教育学院，他学会了剪辑，后来帮学校里导演科班的同学剪辑学生短片，也不收费。陈坤阳后来离开了保安队，在广告公司做广告制片，张中臣也给他剪商业广告。张中臣喜欢剪辑，一个人一台电脑，觉得慢慢地“更加认识一些影像本体的东西”，还能养活自己。在学校的时候他就默默告诉自己：剪辑足够多的片子，不管什么类型，就可以拍自己的电影了。他不停地剪，剪了二三十部长片。

2015年，他剪辑了纪录片《天坑人家》，那年电影学院的最佳纪录片，在电影学院标放展映。张中臣站在台上，作为主创望着台下窜动的人头，好像恍惚看到了不久前站在台下过道的自己，穿着保安制服。

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与剪辑了彭发导演监制的一部网络电影，那是他第一次剪电影。完成后期，彭发问他，“平时有工作吗？”“没有。”“你以后跟我剪片。”

继续教育学院毕业后，大家先后离开电影学院，不做保安了。老王不知道自己该干嘛，飘着，继续打工。他觉得要放弃了，要回老家了，在北京西站排队安检的时候，接到了陈坤阳的电话：“老王你赶紧过来，咱们搞自媒体，几分钟讲一个电影。”“OK，马上来！”

后来，中臣和坤阳经常介绍他去片场干场记、杂工。有人找张中臣拍网络大电影，他对本子不满意，找老王帮忙改剧本。老王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写剧本，但知道那个本子类型元素不够强烈，他加强了那种类型表达，反派出场要改得好看，反转要亮眼，情节要改的紧张刺激。交稿后，中臣说“写的不错。”他将信将疑：“确定吗？”片方说年底要开拍，好像突然就开始往一个好的方向走了，制片方又没有下文了。但是，“这个事情对我激励很大，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实际行动起来其实是可以写东西的，行，我就试着先做编剧。”老王接着写下一个盗墓题材的网大剧本。

而王耀德去了北大，还是做保安，到中文系蹭课、听读诗会、在大礼堂看学生话剧。收发室的奶奶对他很好，每天推着小车给中文系的教授们送邮寄来的文件、报纸、样书，王耀德陪着她，觉得她像《肖申克救赎》里图书馆的布鲁克斯，推着小车“book，book”。他偶尔会和戴锦华教授站在中文系门口抽烟，戴锦华经常忘记带火。李零教授总是在经过收发室的时候对他讲：小伙子，你想看什么书的话你就去我办公室翻。他去翻了之后很惊讶，古文字研究这么枯燥的东西，在李零那里活灵活现。他也经常被钱理群教授劝慰：北大其实也没什么，非常枯燥，也没有更多可以体验的东西了，小伙子想去做什么就去外面做吧。

王耀德离开了，到湛江一个导演工作室做编剧，但发过来的项目他都不喜欢，头发也掉的差不多了。那个夏天，一个炎热的午后，他骑着摩托车，在蜿蜒的路上一直开，两边都是树，骑着骑着，他觉得自己整个人“不在了”，而车一直在走，冲进沟里，撞在了公里石上……“为什么是这样？”他又回到北京。张中臣一边在剧组干活，一边经常给他发一些组讯，比如一个男三号的机会，而且，开始给他讲自己准备写的剧本故事。

陈坤阳有点着急，“中臣写剧本也没法像别的一些导演，先什么都不做了就专注地去把剧本完成。他要剪辑，养活自己，哪天闲了、状态也可以，就写一写。我们也经常催，提醒他少接点剪辑的活儿。”

2018年，张中臣决定放下所有的工作，不再接活，全身心的做第一部长片。

他把剧本写完的时候，制片坤阳已经找了十多个资方，项目书托朋友发出去都没下文，偶尔有个回应，“你们那个体量太小了，我们都不值得上会”。眼看着剧本里的季节到了、爬拉猴在树上了，不能再等了。六七个曾经的保安朋友，每人十几万，把前期拍摄的预算凑了出来。

哥哥中玉做剧本顾问，耀德是男主角，副导演张秘密，现场制片陈波文、现场剪辑赵国栋也都是保安队知根知底的老哥们儿……男二号李志刚是科班出身，他是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和张中臣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相识。他有点社恐，曾为了发一条信息而斟酌、修改半年才能发出去，但是和中臣他们聊得来。接到出演的邀请时，李志刚跟室友说朋友拍电影找他去演个精神病，室友说“你不就是吗？”他就进组了。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直说要拍电影，一起喝酒吹牛逼的时候：我们要拍一部电影。只是这个过程变得很漫长。”原来的保安兄弟、如今的电影出资人之一陈崇理说，“有一天我们终于要把它拍出来的时候，做就好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需要剧本，不需要对结果的承诺。”

“最后的告别”

自从有了电影，张中臣更加没法回家了——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张庄村。刚刚靠近县城，他就想哭。

十岁之前，世界就是他的，他想让它是什么样，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子，“哪怕是我没有认知到真实，我也要认同这个欺骗，因为我那时是最开心的。”

那时村子很热闹，农活干完了，大家聚在一起打牌，村里有很多聚集地，那里通常有一课巨大的梧桐或柳树。但梨树更大，枝繁叶茂，孩子们可以爬上去过家家，父亲会在田头或田尾支个账篷搭个床，夜里睡里面守着梨树，张中臣和哥哥、姐姐经常带上手电筒住在田里。邻居喜欢讲鬼故事，村里哪个老人去世了，上了谁的身，但他觉得那些故事是关于爱的，这个老人去世了，想念他的孩子，托在谁的身上回来跟孩子说说话。摘果子是最开心的，好多家庭互相帮着一起摘，在果树下铺上一个巨大的白色塑料布，摘下的果子都倒在白色塑料布上，如果下太阳雨，大家会躲在塑料布下面，树上果子的颜色透过树叶撒在白色塑料布上，朦胧又明亮。

十岁的夏天过后，一切都变了。

在中原地区的土地上，似乎每个村里都有那么一两个疯子，“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骑棍的那个”，或者犯病时会大喊着没人上心的乱语：我不姓张了，我姓麦子，我姓花草树木，我姓猪狗牛羊，我姓电线杆，我姓皇帝……全村的狗都叫了，全村的娃子都哭了。在张庄村，那个大家熟视无睹的疯子就是张中臣最好的发小大白鹏的父亲。

那天夜里，他发疯时不停念叨着：我的手表呢。他丢失了自己的时间，于是杀死了两个儿子。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把他从屋里打出来，然后绑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他手里握着着斧头，头上都是血。大白鹏就躺在屋子里，身体模糊了。少年张中臣就呆呆地站在大白鹏家的院子里。

从那之后，他觉得整个村、整个世界都变了，偷东西的、打架斗殴的、流血的事件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以前是真的没有，也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意识到这些东西了，我分不清，但我想回到对现实没有感知的童年。”后来，村里的梨不值钱了，卖不出去都扔在了沟里。1990年代以后，一批批男人出去打工了，接着是一批批女人，父亲出去干过工地，盖房子、修桥，母亲去新疆摘过棉花。再后来，富士康兴起，他的同学们还没毕业就纷纷辍学了。

父亲本来是乡村教师，每天在煤油灯下写东西，内向，不善交际，多少也因此而无法转正。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了，父亲每年暑假都外出打工。高等教育在乡村的失败，也导致父亲的失败。父亲所做的最后一次力所能及的挣扎，就是把张中臣送到镇上一所私立小学读书。而上了初中以后，张中臣就成了县城里的小混混，“像《小武》里一样”。父亲感到失望，但对他很温和，真生气了，父亲就去揍羊。

为了十岁以及十岁之后的乡村，张中臣闷头写出《最后的告别》的剧本。像烧起一场大火，当年让他惊愕的感官与感性的束缚已经松动，时间的距离足够长了，他可以让这把火在理性的王国里燃烧了。

后来他说，他也许是想用电影来对抗时间，只有行诸影像，他所度过的无忧的童年时光、痛苦的少年时光才没有白白流逝。

勘景的时候，陈坤阳意识到，《最后的告别》灵魂是张中臣的，而肉体是他的。拍摄地选在了平顶山郏县、他的家乡，从高速公路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尊巨大的佛叫“中原大佛”，旁边就是凋敝的村落。

电影里出现的工厂、街道、制服和各种道具，许多是靠父亲退伍转业后回到家乡的老战友们帮忙解决的。离开家乡十几年了，陈坤阳再次感受到已被淡忘的熟人社会的支持。片子里的母亲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是他二婶救场的。他发现似乎并不真的认识二婶，小时候只觉得她有农村妇女特有的爱占便宜，却不曾感受到她卖力的操持和辛苦。而小时候，他叫二婶“妈妈”。

作为计划生育时代的家庭次子，陈坤阳小时候被寄养在各种亲戚家，爷爷家，姥姥家，四姑家，大姑家，二婶家、舅爷家，大姑、二婶都叫“妈妈”。“中臣也好，崇理也好，耀德也好，我们都是因为自己的出生让家里被罚过款的人。”

当时村里经常普查，他不能在一个地方住太久。大半夜里，熟睡中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奶奶拉着他往另外一个村、另外一个亲戚家去走，走得好累好累好累，农村的夜是真黑啊。

外婆活到将近一百岁，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她的葬礼上，所有人围着村子转悠，转到村口河边时，张中臣拍了一张照片——《最后的告别》剧本封面，原名《牤》

早熟的孩子大都不快乐，陈坤阳那时候觉得，这世界不存在幸福，所有人都在争取幸福。6岁时，他第一次离家出走，是离开四姑家，那是一个比较明亮的夜晚，他觉得想离开这个家，于是走出大门，走到一个开阔地，就无处可去了。你是谁，你要去哪儿，你也不知道，然后只能嚎啕大哭。你嚎啕大哭的目的是引来他人的注意，但是那样的夜晚，很深的夜，没人答理你。

27岁的陈坤阳，觉得农村是一个失落的文明，他的家乡正在消失，《最后的告别》也许是对家乡的一种保留。“历史的车轮它在滚滚的前进，你又无法阻挡。”

电影马上要开拍了，车开到鲁山时，他们忽然看到山路上一棵榆荚树下有三头白牛，大牛站着，中牛半蹲着，小牛在吃着奶，阳光打在白牛身上，像莫奈的画。张中臣对陈坤阳说：“我想要这三个牛。”

30天，一天不差

开机的时候，是2019年，一年中最炎热的一个月，剧组不大，二十来人，很安静。哥哥张中玉到剧组帮忙，一来就发现很特别，拍的很慢，但是这种慢是很稳的推进，每天的分镜都如时完成，计划拍30天，就一天不差的杀青了。

张中臣信任这个剧组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信任他，几乎没有专业演员，也没有人怕镜头，镜头总是离人物很近，他觉得很舒服。

第二舒服的人是李志刚，每天晚上都能早早收工，好像被赠送了两个小时，大家一起去镇上吃东西，享受被赠送的时间。拍到最后几天，他想家了，因为家里的花没浇水大概快死了。他想家时，他的戏就拍完了。

那30天里，如果有人在专注地感受痛苦，就是王耀德，他一直住在男主角的精神里，一个被母亲遗弃、父亲疯狂又杀了人的聋哑青年。很多年前，他就听张中臣讲过自己发小的故事，“那种死亡，就跟我小时候出去看完电影回来路上看到我爸爸用推车拉着我哥哥的尸体送走一样。”

他在广东雷州半岛长大，那是最南边一个半岛。他是家里第四个儿子，从小被爸妈带着藏到庙里、藏到田里。他曾经有三个哥哥，现在只有一个了。被父亲用推车拉走的是二哥。二哥去世后，母亲就精神失常了，在夜里哭，或者突然唱歌。母亲虽然不识字，但雷剧唱得特别好，曾经很会讲故事，一群孩子围着听她讲《山海经》：一个人孤儿去闯关，什么也不懂，慢慢长大，然后变坏，当小偷，之后然后又变好了，还有魔法，可以把海分开。母亲老得很快，在耀德的记忆里她从来不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手一直有风湿、类风湿，变了形，每年都要住院，耀德就在医院里和她一起住。他上高一的时候，大哥也去世了，“大哥特别纯真，什么也没经历，没做什么坏事，没有谈恋爱，没离开过那个地方，也没有出去见更多的东西，他生命就结束了。”之后，耀德开始失眠，夜夜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他开始做坏学生、辍学，这样妹妹就有书念了。

26岁的王耀德，知道他在《最后的告别》里表演的是什么，“很像恶梦里面的东西，我从小到大会做的一个梦，一只小鸟从洞里走出来，洞里流水，黑白的画面，一直在闪。”

在剧组时，他一直在读阿巴斯的诗集《一只狼在放哨》。“当我回到出生地/一棵棵桑树/正被相识的人/砍掉”，“今天/我卖掉果园。/果树知道吗？/对某些人来说/山顶是一个用来征服的地方。/对那座山来说/它是下雪的地方”……

那30天过去，王耀德似乎开始平静了。

2021年冬天，他说“我前几年要死要活的很难受，现在很舒服，下雨也很开心，出太阳也很开心，没有想见到的人，一个人踏踏实实的，听两首曲子，前段时间在听贝多芬，我说贝多芬真好听。我只要能睡着，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时，《最后的告别》刚刚获得FIRST最佳长片奖，他想，“边缘的人拍边缘的电影，每个人都有这种边缘感。中臣有时候说，过去了就过去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成熟带动了我。我们都有认死理的东西，我们确实热爱，每个人是生活在电影这个事情里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把它当成工作。”

如果电影是一座梦想之城，多少年轻人曾眺望城头幻想荣誉、声名，而那里是他们栖身活命之所。

《最后的告别》片场

十年，夜路

这个冬天，2024年12月12日，在首都电影院，《最后的告别》第一场点映。王耀德留起了胡子。他向我解释说，快进组了，做副导演，没有胡子怕镇不住场子。女朋友也来看他的电影。我请他在映前明信片上写个to签给我，他静静地想了很久：一匹狼和一头牛的相遇。

前一天，李志刚告诉我：现在的志刚已经不是三年前的志刚了，现在的月亮还是之前的月亮。“杜甫有首《乐游原歌》，最后一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电影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个东西，是不是让我独立苍茫安身立命的东西？不知道。精神生活有多种可能性，可能是电影，也可能是别的。你得有相信的东西。但很多事情我还没有答案。”

张中玉也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筹拍过《青柿子》之后，之前的事情一下觉得很遥远，很多记不清了！一部电影隔开两个世纪。”他问我，三年前自己是不是说了许多“理想”“梦想”这样的话？我说“是”。“那时候，电影主要在脑子里，总会去提一些年轻气盛的词，务虚的理想化的多一点。拍完一部电影，你还是要面对现实，你会很清醒的看清楚这个世界，即便残酷，即便所谓势力，但是这地方你看的很清楚，你就不会踩空！理想很容易让人一腔热血的往前冲，忽略了去正视这个现实的环境，往往会摔得很痛、很惨。找好‘务实’和‘务虚’的平衡点吧。”

老王告诉我，“人生，我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我离不开那儿的，也没那个能力离开那儿。如果我没有成功，当然就回去了；如果我成功了，我回去是衣锦还乡，来去自如。——只是现在还没到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陈坤阳不久前回电影学院做了一场关于低成本电影制片的座谈分享。《最后的告别》终于要上映了，但他并没有觉得未来路会更容易走，疫情以来的行业并不让他乐观。但他还是平淡地说：“在我们这儿，其实也没有什么电影寒冬不寒冬，因为没经历过春天。”

三年前，2021年10月19日，凌晨1点43分，张中臣发了一条消息给我：

“因为崇理要准备离开北京，国庆前我们几个聚了一次，在北京郊外的农家院，深夜里，他们说要去《让子弹飞》的开场拍摄地，因为路被前两天下的雨水冲断，我们把车停在了断路牙子上，趿拉着拖鞋走在深夜的小道上，路上没怎么有路灯，很黑，特别像小时候上学的夜路。我比较胆小，总是走在他们身后，大概走了一公里多，我不太敢往前走了，假装说是累了想回去，他们说很快就到了，就继续往前走，就这样又走了一公里多，还是没有到，路也已经没有了出口，他们爬过阻挡路的土堆，绕到另一面继续走，我和坤阳停留在原地，直到他们的手机亮光和声音慢慢消失，我赶紧找话题聊天隐藏自己的恐惧，又和坤阳抽了根烟，远方有叫喊我们的声音，坤阳说过去吧，我们爬了过去，看到了《让子弹飞》里马拉火车的铁轨，轨道没有尽头，延伸到黑暗，旁边有河流声，我们几个躺在铁轨旁边，看着天空零散的星星，大家就这样躺着，沉默了很久……

现在崇理已经到了重庆创业，在北京的这十年，很像那一晚的夜路。”

三年过去，今年初冬，我请他再随便写点东西给我，让我知道这三年里的重要时刻。第二天他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