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4日、15日，中央军委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联合主持召开了讨论军衔的军委座谈会，军委座谈会经过两天的综合讨论，与会军委委员在关于大将人选上一致通过了两个方案，第一个初评大将方案为15人，第二个方案为22人。其实在军委座谈会召开以前，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也曾上报中央军委拟评大将的两个方案。军委座谈会上通过的两个大将方案，正是在罗荣桓上报的两个大将方案的基础上讨论并研究决定的。关于军委座谈会上通过的大将两个方案，近期历史文献已解密，而总干部部上报的拟评大将名单却仍庐山未献真面目，本文将为您揭示其中详情，在总干部部上报的拟评大将名单中，李克农与陈伯钧二人也曾入列上榜。
上图既为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与罗荣桓二人联合署名上报毛主席的军委座谈会研究通过的《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关于初评大将人选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为15人；第二个方案为22人。其实彭德怀和罗荣桓二人上报毛主席的初评大将的两个方案是在1955年1月上旬总干部部上报的拟评大将名单草案的基础上商论修改后产生的。1955年1月上旬总干部部上报的拟评大将名单草案中大将人选都有谁榜上有名呢？
1954年1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军队评衔工作于1955年完成。军衔评定工作在搁置一年多之后重新启动。军衔评定工作开始后，毛主席专门提议已从军队转业到中央和地方工作的人员暂不参加军队现役军衔的评定工作。根据毛主席的评衔指示，1954年以前原已参加评衔工作，现已从军队转业到中央或地方工作的人员将无缘1955年军队现役军衔的评定。在原初评大将15名人选中，1954年9月后有6人已从军队转业到中央政府工作中来，加上1954年11月底英年早逝的军委财务部长杨立三，共有七人无缘1955年军队现役军衔的评定。原初评15人大将中仅剩下中央认定的八名大将人选，这八名大将人选为：
粟裕（总参谋长），徐海东（红15军团代表），黄克诚（军委秘书长），陈赓（分工作战的副总长），谭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肖劲光（海军司令员），张云逸（红7军代表），罗瑞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原入选15位初评大将中的六人（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加上杨立三共七人因已转业或病逝而排除在55年大将评定名单。
在新一轮的大将评选中，由于已转业6人加上病逝的杨立三，原大将名额15人中有七名大将人选空缺。于是1955年1月初，总干部部对七名大将空缺名額进行了综合研究，因原红四方面军唯一大将代表李先念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业因转业而无缘参加军队评衔。总干部部经报军委后决定原李先念红四方面军的大将名额由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的王树声顶替。王树声加上原已评定为大将的八人共九人为内定大将人选。其他大将人选待经综合平衡，研究出合适人选后再报军委评定。
1955年1月上旬，总干部部经综合评议确定了拟评大将两个方案，在内定九人为拟评大将的基础上，第一个方案大将人数增加6人，大将名额为15人；第二个方案增加15人，大将名额为24人。
总干部部议定的第一大将方案中增加的六名大将人选为：张宗逊，宋任穷；许光达，肖克，王震；周纯全。六名大将人选分属原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张宗逊与宋任穷为红一方面军秋收起义代表，二人竞争原秋收起义杨立三空下的大将名额。许光达与肖克、王震三人为红二方面军代表，三人争夺红二方面军大将资格。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周纯全则做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红四方面军大将候选人代表。
为使大将人选具有代表性，总干部部还提出了第二个大将评选方案，第二大将方案为24人，在第一方案基础上又增加了9人，使得大将人选更具有代表性。总干部部提出的大将第二方案25人中，除第一方案中的15人外，其他9人为：
许世友（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代表），刘亚楼（空军司令员），邓华（东北军区代司令员），陈再道（中南军区第四副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代表），杨得志（志愿军司令员），彭绍辉（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克农（分工情报的副总长），陈伯钧（军事学院副院长）。
1955年1月14日以前，总干部部将拟定的大将两个方案上报中央军委。1955年1月15日至16日，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座谈会，在关于初评大将人选中，经两天讨论，对总干部部上报的大将两个方案进行了略微调整，总干部部上报的第一方案维持不动，第二方案中减少2人，将李克农与陈伯钧从第二方案名单中除名，大将人选为22人。
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与罗荣桓二人联合署名将军委座谈会通过的大将两个方案（一为15人，另一为22人）上报毛主席与党中央。后经中央几次研究与修改，大将人员最终确定为十人。1955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授衔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十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