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沙玛：自由主义需要历史学家来捍卫
本文节选自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2018年在剑桥大学的讲座
收入《文明的碎片》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有删节
在我看来，历史学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种具有道德义务的职业，就像冷静的调查一样。因此，这个讲座的标题（《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与世界命运》）不免有些矫情。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对于一个历史学教授来说，他更应该满足于离散现象的原因和后果。对此，我只能说，这就是考验我们职业的其中一条，即学术的完整性规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宣传。
人们有时还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超越学术生活常规的要求。跨过他们，让那些无理性的狗用它们的谎言吠叫吧；让特朗普教授给我们讲讲罗伯特・E.李的职业生涯吧；让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任何提及卡廷森林的言论定罪吧；让勒庞把大屠杀降级为历史的脚注吧；让现任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米洛拉德・多迪克宣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几乎没发生过吧；让奈杰尔・法拉奇在爱尔兰观众面前宣称，英国脱欧相当于复活节起义吧。昨天，英国脱欧派人士丹尼尔・汉南发表了一篇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结果的荒谬片面描述；他说，在这场战役中，原本自由平等的撒克逊英格兰在诺曼人的封建统治下被消灭了。不管你喜不喜欢，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历史已经成为权力转动的支点。
也许它一直都是这样。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请出莱斯利・斯蒂芬，作为目击者，作为见证者。
1863年（即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那一年），在这次重要的美国之行前，莱斯利・斯蒂芬——三一堂的教员和牧师——已经到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的地步。他只能确定自己不想做什么。莱斯利在三一学院教了近十年的数学，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长跑和马拉松运动员，是“肌肉型基督教徒”的化身。但在1859年，他读了《物种起源》，开始对诺亚的洪水产生怀疑。在1861年，斯蒂芬告诉学院院长，他不能再凭良心参加礼拜，在这个时候，他被要求辞去导师职务，以免他的怀疑主义腐蚀了易受到影响的年轻人。
他要做什么？他要去哪里？他的父亲詹姆斯・斯蒂芬曾希望儿子能过上平凡的牧师生活。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莱斯利在1862年辞去了他的职位，完成了与三一学院的告别。当时还有法律可选，但他的弟弟菲茨杰姆已经是家族中不可或缺的大律师。
然而，所有这些个人问题最后都被搁置在了一边，莱斯利转而关注的是一项道德事业，这项事业在大洋两岸都已成为头等大事。
作为斯蒂芬家族的一员，莱斯利几乎无法回避奴隶制。斯蒂芬家族和麦考莱家族一样，都是克拉彭教区的福音派教徒，自18世纪末以来，他们的使命就是与威尔伯福斯、格兰维尔・夏普和克拉克森兄弟并肩作战，向令人憎恶的奴隶制宣战。在殖民地办公室，詹姆斯・斯蒂芬负责起草废除奴隶制草案的66个部分，这位副部长以比往常更大的热情，在1834年的一个星期六到星期一之间，光荣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因此，当奴隶制的扩张或遏制成为威胁美利坚共和国毁灭的关键问题时，莱斯利・斯蒂芬必定会全神贯注于此。1861年，随着敌对行动开始，英国宣布中立，这件事对斯蒂芬来说就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剑桥的大部分人，就像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大多数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一样，是南部联邦毫不含糊的坚定支持者。在斯蒂芬的传记中，伟大的剑桥大学中世纪史学家F.W.梅特兰（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报告说，他在三一学院的学生们通过吹嘘自己对南方的同情心来煽动他。北方的激进分子则是例外，特别是约翰・布莱特，以及兰开夏郡的棉花工人，他们是供应链短缺的最直接经济受害者。尽管表面上中立，帕默斯顿的政府和约翰・拉塞尔勋爵却对南方持同情态度，最让斯蒂芬感到震惊的是，道德弹性系数很高的威廉・厄瓦特・格拉德斯通也是如此，而他的家族财富是在奴隶盛行的加勒比地区赚来的。
最让斯蒂芬感到生气的是，那些南部联邦的英国朋友们（如今是向星条旗摇摆的墙头草）坚持认为，比起战争的主要原因，奴隶制和种族不过是附带话题。他们曾声称（现在也是如此），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各州的权利，这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堪比当初创建了美国的那场革命（尽管《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三款明确承认奴隶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斯蒂芬从英国人的抗议中嗅到了极度伪善的味道：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包括地主和制造业阶级，都在用自由主义的辞令欺骗自己。他肯定注意到了，林肯在1860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特意向奴隶主保证，联邦政府并不是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只是阻止奴隶制州在新领土上的扩张，而在他随后的声明中，林肯又表明自己是一个废奴主义者的狂热分子。即使当斯蒂芬得知1862年起草的《解放宣言》时，他也认为这更多的是出于摧毁南方经济的战略意图，而不是出于善意的道德主义。最后一篇论文发表于1863年1月，当时他对美国历史和文学还不甚了解（他后来成为这两者的伟大拥护者，甚至写了第一篇关于“美国幽默”的论文），斯蒂芬起航出发（时值1863年夏天，维克斯堡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开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事实调查的任务。
这有种近乎滑稽的认真，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贝祖霍夫在博罗季诺战役前夕头顶白色大礼帽出现，他的朋友安德烈王子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战争就是相互谋杀，然后和你一起离开。托尔斯泰会完全理解莱斯利・斯蒂芬的美国之行。可以预料的是，他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开始了自由主义的大好时光，在那里，他遇到了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查尔斯・艾略特・诺顿（他将在哈佛大学定义人文科学研究）、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以及激进的废奴老战士文德尔・菲利普斯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斯蒂芬给他的母亲写了回信，一旦她消化了信的内容，这些信就会被送到亨利・福塞特那里，让人大声读给这位盲人政治经济学教授听。其中一封描述了一个团的黑人联邦士兵，这只能是著名的马萨诸塞州第54步兵团，由上尉罗伯特・古尔德・肖指挥，在波士顿街道上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斯蒂芬还讲述了一个军官的故事，鉴于杰斐逊・戴维斯发誓要绞死任何带领黑人部队的白人军官，他问他的母亲，她对他的行为是否满意。斯蒂芬记录道，她的回答是，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如果她的儿子在战斗中中枪，她会更为他感到骄傲。我想，这也是一种母爱。
他的旅途越来越远，他曾在火车和蒸汽船上过夜，有一晚还和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者米德将军的部队一起宿营。他也越来越觉得荒谬，因为许多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并不完全是基于奴隶制的巨大罪恶。《泰晤士报》在编辑约翰・萨迪厄斯・德兰的领导下，发表了明星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的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不仅离谱地支持南部联邦，而且蔑视北方联盟战胜南方的任何实际可能性。甚至在谢尔曼将军开始向佐治亚州进军时，拉塞尔还将其与拿破仑在俄罗斯的狂妄行为相提并论。这是经过篡改的新闻（如果并非完全的假新闻），旨在加强《泰晤士报》读者的反洋基（北方人）的偏见，并毫不掩饰地对美国新兴民主试验的失败幸灾乐祸。
回到英国后，斯蒂芬决心纠正这段历史，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激进自由主义者的使命所在。1865年，他出版了一本30页的、之后引起论战的小册子，题为《南北战争中的〈泰晤士报〉》，毫不留情地记录了《泰晤士报》对真相的肆意歪曲，对奴隶制和自由这一重大问题的无原则的逃避。毫无疑问，无论南部邦联的辩护者如何口灿莲花，这都是造成50多万人死亡的原因。至于那些声称分裂应该被理解为自由斗争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此外，斯蒂芬明白，在英国，站在南方的立场与国内对民主制的恐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讲这个长故事的时候，我或许考验了不少人的耐心，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它包含了从教师生涯跨入政治生涯的转变，还因为在我看来，它象征着当代自由民主的许多挑战，其中必然牵涉到历史学的完整性，这需要历史学家来捍卫它。
19 世纪末的美国政治运动，最初自称为人民党，并在短时间内被称为民粹主义。在文化上，民粹主义包含了你现在认识到的、困扰我们的 特征：对大都市生活的不信任，对大规模移民的憎恨（尽管它的许多追随者都来自移民家庭；哪个美国人不是这样呢？）。其最具魅力的领导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对田纳西州的一位教师提出了著名的起诉，这位教师胆敢向学生们传授进化论（目前约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不过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汤姆 ・ 沃森也是狂热的民粹主义领袖，他通过在农村贫困的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联盟，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但在 20 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他的政治言论变成了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和反黑人主义。
在 1915 年和 1916 年，人们见证了三 K 党的重组。D. W. 格里菲斯对三 K 党的颂歌——《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放映，其中对瞪着大眼、自高自大的黑人重建主义者着重进行了讽刺；在佐治亚州对利奥・弗兰克处以的私刑， 这位犹太工厂经理因谋杀一名天主教女工而被定罪，最后被一群响应沃森煽动的人所杀害；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出版，这是一部尖锐的反移民论著，认为大规模移民（尤其是犹太人）给美国带来了犯罪、疾病、政治暴力和宗教污染，并开始了美国“文明” 不可逆转的衰落。其推论是，“真正的、文明的美国”正处于被外来者入侵的危险之中，这个邪恶又堕落的组合，包括大城市的金融家、满身酒气和虱子的非英语移民，以及那些永恒的世界主义者——犹太人。
当我第一次了解这些民粹主义者时，是在 20 世纪 60 年 代的剑桥大学，由我的美国犹太历史导师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所讲授。他们似乎是不合时宜 的遗物、一个过时的遗迹， 与 20 世纪 30 年代在欧洲大行其道的威权主义仇外者一样。不仅仅是纳粹红衫军，还有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军和其他欧洲军团，他们迅速将民主自由主义推到一边，拥抱民族纯洁性、暴力民兵和声称代表人民意愿的魅力独裁者，当然还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者，约涅斯库的罗马尼亚铁卫队或恩格尔伯特・多尔法斯的奥地利祖国阵线（该阵线取缔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政党）。
第三帝国的失败显然将这些 “毒素”从欧洲的血液中冲走了，然而在美国，这些“毒素”以一种奇怪而自相矛盾的方式继续一代又一代地变异。充满创新性的美国生活，不仅没能消除狂热的神话与恶魔论，反而在每 一波新技术浪潮到来时，毒素再次迭代，以作为回应。如果你是亨利・福特，你可能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和一个更伟大的反犹太主义者，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公开承认的灵感来源。这也许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自相矛盾。福特毕竟痴迷于统一性，无论是汽车还是那些在他的生产线上制造汽车的人。新媒体也可以成为你种族仇外情绪的导火索和武器。希特勒有莱尼・里芬斯塔尔领导的庞大队伍为他精心编排电影；反犹太主义的考夫林神父是一个狂躁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他们的野心最终被挫败了，但他们比你们想象中的更接近成功——1938 年，即水晶之夜和舒尔茨之年，《每日邮报》的头版打出了“为黑衫军欢呼”的口号。
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