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十九年七闰法”，其实一种阴阳合历，指每十九个阴历年中加入七个闰月，就基本等于19个回归年，如此就可以调和太阳历和阴历。以今天的天文与数学认知来看，“十九年七闰法”不算什么，但在古代却是一次重大突破。
其中，阴历就是只考虑月亮圆缺，圆缺12次为一年，即354天或355天；阳历只考虑回归年（太阳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1回归年为365.2422日），不考虑月相变化，平年365天，闰年366天，每四年一闰。如今，国际上通常使用阳历，中国还使用属于阴阳历的农历。
问题在于：西方认为巴比伦人与古希腊人先后通过天文学观测和计算得知十九年七闰，那么中国如何得知“十九年七闰”的呢？对此，中国史书记载的得知过程，与西方的大不相同。
首先，中国古人如何测算回归年？
阴历根据月亮变化而来，没有什么观测难度，但阴历一年只有354天或355天，十年就相差大约111天，根本无法指导农业。因此，对中国这样四季分明的农耕社会来说，必须要有阳历。那么，中国古人如何测出回归年长度呢？
其实，最初使用的办法比较简单，但也比较有效，就是立表测影，通过正午日影长度判断，首先知道的是“二分二至”。河南西水坡遗址龙虎大墓，距今6500年，其中已有“分至四神”，说明当时应该已有一年365天的认知。
当然，史书上说帝尧时测算出一年365.25天（西汉四分历的年长也是如此），真假不知，但一年相差0.25天，长年累月误差变大，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自然就会引起注意。或，后人根据天象测算出一年365.25天，然后将之推到帝尧头上。
与中国不同，据说古埃及人发现每年尼罗河泛滥前，天狼星会与太阳一同升起，然后就发现一个回归年约为365.25天。得到一年365天可以理解，但精确“看”出后面的0.25天，笔者实在难以想象。在这个问题上，巴比伦、古希腊都让人不解，其中巴比伦是算出比中国还精确的回归年长度，究竟怎么算出来的不知道，中国是实测出来的。
其次，中国如何发现“十九年七闰”？
正常来说，大致搞清楚回归年长度，基本可以指导农时了，但月亮对古人意义非凡，而且月相也利于计时，于是才有阴阳合历需求。
根据史记记载，早在神农时代，古人已经意识到日月运行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没能掌握，直到黄帝时代才掌握。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西汉时期，公孙卿发现“朔旦冬至”周期“与黄帝时等”，即19个回归年为一个“朔旦冬至”再次出现的周期，中国古称此周期为一章。
更为重要的是，黄帝是“迎日推策”，然后“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即黄帝观测记录了20次，历经380年才完全确定下阴阳合历的一个完整周期。其实，在立表测影测年时，需要天气配合，没有阳光就没法观测，因此想要在实测中确认“十九年七闰”，实际需要的观测时间可能更长。
当然，黄帝肯定不可能活380年，但史料反映的是古人长期对日月运行的观测与记录，由此才会发现“十九年七闰”。文献记载，先秦时代有不少天文世家，积累了大量观测资料。同时现代考古表明，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确是长期的、连续的。
也就是说，在长期天文观测中，中国发现了“十九年七闰”。历法是一门科学，具有循序渐进的逻辑关系，需要长期观测与积累，中国古代天文符合显然这一逻辑关系。
搞清楚中国“十九年七闰”的发现过程，再去看西方的，就会发现其中实在过于“神奇”，也很让人不解。
首先，巴比伦人通过观测，发现月亮周期与季节更替的不一致，然后测算出回归年长度（不知道用什么观测，如何计算的），接着就发现了“十九年七闰”。
其中，阴历阳历相差11天，而季节更迭有时并不明显，比如立春之后11天依然很冷，立冬之后11天依然很暖，那么巴比伦人如何知道季节更迭与月亮周期不一致？搞不清回归年长度，如何知道“十九年七闰”？
其次，2400年前，希腊天文学家默冬，通过观察月亮和太阳的运动周期，发现19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和235个朔望月几乎相同，因此提出了19年7闰的置闰方法，后被称为“默冬章”。
据说，古希腊通过古埃及知道回归年长度，这一点暂且不谈，但默冬一生有限，且还受制于天气影响，有些天象一年只有一次，那么能完整观测几个19年的天象？如果只观测到一两次，如何能确认“十九年七闰”？
总之，无论巴比伦，还是古希腊，对“十九年七闰”似乎信手拈来，短暂观测就能确定，毫无积累可言，毫无难度可言，与中国记载的最少实测20次才确认完全不同。那么，这是真实的奇迹，还是编造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