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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草原文学月刊》 ，作者耿占春
小说中的声音
——读富恩特斯《我们的土地》
富恩特斯的同胞帕斯说过：拉丁美洲是欧洲历史中最浪漫主义的一章。这句断言可以有许多解释，或许其中之一就是它拥有“旧大陆”失去的美学灵感与近乎狂暴的想象力。在理性化或现代性的社会过程中，宗教神话以及伴随着宗教抽离出公共事务，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告别了神话思维，旧大陆重建了秩序，改变了历史的指向。
这一理性化过程无疑也失去了世界的魔魅之处，那些曾经带来苦难也使得世界显得神奇的事物也暗淡无光了，它们一部分被驱逐到文学艺术中暂时获得栖身之地，另一部分似乎仍然在遥远的地方，被放逐到别处。对失去了神话想象力的理性意识而言，拉丁美洲及其文学似乎就是这样一块失去事物的保留地。犹如它天然就是物质现实之外的一块巨型的超现实主义王国。
卡洛斯·富恩特斯
富恩特斯《我们的土地》犹如拉丁美洲本身那样深邃而神秘。这部雄心勃勃的“总体小说”可以说是一部拉丁美洲百科全书。它不仅具有物质意义上的厚重而且其叙事如神话—音乐一般无穷回旋环绕，让人望而生畏，但又充满巨大的阅读诱惑。对读者而言，无论心智层面还是艺术感觉领域，阅读《我们的土地》都意味着一场精彩纷呈的历险。而林一安先生将其译出，足以彰显出一位学者的高龄青春及其艺术活力。
阅读这部奇书的路径有很多，比如国王世系的更迭，人物谱系和乱伦故事，六指人或畸形人的故事，贯穿始终的数字奥秘等等，在此，我的阅读注意力仅仅是其中的几种“声音”和它所展现的观念。尽管作家的职责不是写出一部观念史，而是在观念之辩外书写人类生活“激情洋溢的历史”，但观念依然是漫游在“我们的土地”上的幽灵：美学灵感、魔魅的神话世界和现代社会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或倒错性的关系。富恩特斯的魔魅与心结或许亦在于此。
《我们的土地》就是这样一种人类历史依据美学原则回到“开端”的地方吗？“我们的土地”就是这样一种理性主义之外的飞地？或者说，在理性主义之外，这片土地仍然唱着欲望或自然本性之歌？显然，富恩特斯描述了这一图景，然而在诸多的叙述声音中，我们很难把作家自己的声音辨认出来。自称亚当的“影子”对作为征服者后裔的国王说：“你抵御不住驱使我们体验肉欲的勾魂的诱惑，正像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年所做的那样。性在前，罪在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全部完成人间的目标，以便永远摆脱负荷，成为天国灵魂，忘却尘世。你们代表的是死亡的原则，而我们代表的是生育的原则：你孕育死尸，我们孕育灵魂。我们看看，从今往后什么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是你的死亡还是我们的生命。你什么也不行。我们的自由精神将活在夜晚的彼岸，我们将在那儿宣告，罪孽仅仅是一种软弱的思想可以忘却的名称，而纯真无邪是亚当得知自己将死的时候，完成了他在人世间的目标所怀的愉悦。”（第56页）这是新大陆上原始亚当的思维，混合着旧大陆巴黎的时尚哲学思想。
“亚当”果然是“影子”，被征服者所使用的仍然是另一种征服者的神话，“影子”或“亚当”传递出的是被压迫、被征服的声音，然而却没有被压抑，他的流亡或自由之地是欲望。被征服者自觉逃亡到自己的肉体之中。在“我们的土地”上，在森林里，“影子”把欲望看作是权力压迫的对象进而也是反抗权力支配的力量，把欲望的反抗视为对虚伪的天主教以美德驱逐人的本性的一种抗议。他的声音中有宗教神话的挪用，有无产者的观念，有尼采、巴塔耶、德勒兹的声音，也有精神分析的声音，毫无疑问，我们的土地上“影子”的声音并不那么原始，其中显然潜在着当代西方以欲望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的声音。难以识别的是，这个声音的核心是一种历史真理还是政治幻觉？
亚当和夏娃 图
在自称亚当的“影子”的政治哲学里，肉欲建造了一个身体乌托邦，一个“感性革命”的乌托邦，然而只能处在所谓的“自然状态”而非在社会之中。这种反抗最多短暂地沉湎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状态”，而无法建构出社会性的自由。富恩特斯或许将这一批判隐藏得太深了，以至于读者听到的是欲望的雄辩，而非能够导向智性思考的历史思想。
当国王质疑他的高傲时，影子对国王说：“我拥有乌有，这就是一切，因为贫穷是罪孽的赦免。只有穷人才能在赦免状态下私通。相反，贪婪是真正的腐败和不能上诉的判刑。没有贫穷这一条件，我对你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这就是基督的训诫。”（第57页）这是一种“革命”加宗教的修辞—逻辑：贫穷的一切罪都被贫穷自身预先赦免了，而财富的贪婪—腐败则是不能上诉的刑期。“影子”的哲学在区分出贫与富之时就同时完成了指控与判决。除了身体与欲望，他几乎无需更多的行动。
“革命”的历史逻辑消失了，反抗者从穷人的暴力革命逻辑转向了穷人的肉体—欲望逻辑。赤贫的人只剩下肉欲，并且，因为贫穷获得了一切罪的赦免，就像曾经的暴力犯罪或非法行为获得了革命的赦免一样，现在是穷人的自然欲望得到了赦免。被起诉被判刑的是权力，然而对权力的不能上诉的判刑又悖谬地依据了某种道德—宗教想象。
对此，国王回答说：“教堂用两件武器回答了你和你的人：方济各会的贫穷和多明我会的纪律。”国王强调了后者提供的秩序，因为没有对秩序的追求，“你的梦想与你的行动很不协调。”或许因为“国王”这一人物的符号化，一般历史语境中的读者会自觉忽略它的真理性内涵，但小说家的思想并非仅仅体现在单一的人物身上。作家的思考是分散的，只是在散落中有着一些不易察觉的隐秘联系，它隐含在人物的关系、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之中。
影子对答说：“我的行动就是我的贫穷：我与多明我会相悖；我的梦想就是我的高傲：我与方济各会相左。”他说他追求的是“绝对自由”，像欲望一样自由，欲望渴望着绝对自由，他要到“绝对自由的地方去”：“一个根据他所有的推动力而无须分清上帝和他本人生活的人。一个不朝后看也不向前看的人，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灵魂来说，没有以前和以后。”这颗自由的灵魂好像不是栖息在肉体里，后者本身就是自由灵魂的肉身化，他再次重申了他的易名：“无名氏野蛮人。”（第57页）影子或许不去想象，与他对话的国王似乎拥有更大的“推动力”不去区分上帝与他本人。以欲望反抗权力的影子所说的或许也是国王所想的。
亚当也好，无名氏野蛮人也罢，二者的“影子”附身在“我们的土地”上许多人的灵魂里，“影子”就是许多拉美人的内在自我，不仅仅是穷人，富人乃至国王身上也潜伏着这个高傲的影子。这是一颗自然意义上的“自由的灵魂”，而非政治与法律层面的自由精神，欲望的无政府主义难免投射到社会层面；这是一个非社会化、非政治化的自由灵魂，难以规训却又纠缠在一起，在必不可免地进入人类社会组织之后， 沦为相互伤害的“自由灵魂”；这是一种非历史的永恒灵魂，因此它给“我们的土地”带来的是社会—自然状态的“永恒轮回”。
这颗“自由的灵魂”拒绝进入社会，或只能被动地卷入社会，也就不可能重建一个关系性的自由社会，在影子灵魂看来，社会组织当然就是自由的反义词，它似乎将自主的社会组织与取缔了一切自主性社会组织的权力结构等同起来了。对这样的灵魂来说，除了肉身关系之外，也不可能思考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世俗问题；贫穷似乎也无须急于改变，因为贫穷自有其赦免权，贫穷几乎与“绝对的自由”同义。
影子是想象的“自然状态”里自由的幽灵而非社会化的自由精神。它反抗国王的人马而又与王国的自然状态保持一致。
《我们的土地》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作家出版社
是的，如果权力本身就是最极端的欲望之体现呢？如果穷人仅仅剩下的肉欲，而国王拥有包含肉欲的一切欲望呢？
看看“宫殿”里国王们的大理石塑像吧，他们“都联系着唯一的思想：罪与悔，罪与死，他没有做他想做的好事，倒做了不想做的坏事。他肉体的行动是通奸、卑鄙、纵欲，这都表现出来了……他在他的肢体里，看到了与理性法则抗争的另一条法则，那是在他的肢体的罪孽法则的俘虏。他是那种人，把所有的幸福都寄托在音乐、轻浮淫荡的歌曲上，在游艇上，在玩乐上，在狩猎上，在服饰上，在财富上，在统治上，在复仇上，在别人对他的敬重上；看看他现在这副样子：那阵短暂的愉快已经化成了永恒的、不可抑制的怒火，难以平息的尘埃。”（第109页）差异在于，穷人的欲望是自然法则，是生命，是生产，是繁殖；宫殿里的欲望是罪，仅仅与懊悔、死亡联系在一起。由此，宫殿被认为是不能生产的，没有子嗣的，犹如教会。这是真实的区分还是一种自慰性想象？
“我们的土地”上，不断建立不断摧毁的是权力组织，而社会的自我组织一直付诸阙如。少数人挤进权力宫殿，更多的“自由灵魂”逃亡到自然或流亡到自我满足的欲望里。似乎这就是几个世纪里这片土地的历史命运。
《我们的土地》有许多声音—形象。我暂且无法区分哪些声音属于富恩特斯，一种可能是，每一种声音都属于一个群体，而非简单地隶属于作家本人。一个侍童的声音说：“我和我父亲住在一座林子里。……但愿空间庇护我们。他，还有在他之前的父辈，我父亲告诉我，都从世上逃跑了，因为世界就是瘟疫、贫穷、夭亡、战争。……在我祖先的记忆里（我只保留了那些形象，它们渗透到我自己的记忆里，还被我父亲的回忆渗透着），那些瘟疫盛行的城市，那些战争，那些乱糟糟的散兵游勇，那些纪律严明的队伍，奴隶和饥饿，仿佛白昼幽灵似的徘徊着。我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明白过，只给我留下了，我对你说，一些形象，所有这些形象都向我诉说着一个残酷的世界的崩溃，以及在它的地盘上另一个同样残酷的世界的缓慢建立。”（第165页）此外，侍童还拥有一个受其伤害又仿佛与世隔绝的世界，她的确拥有一个月亮与太阳支配的树林间弥散着香味的自然世界。侍童不理解的世界就这样被她清晰地言说了。
每个人，每个形象，都是这个帝国的形象。这是相互冲突的形象，也是相互佐证的形象。“而在王后陛下的瞳孔里，暗暗映出的只有事件，但不是连续的。这一事件是一种乐趣，连续性是胡利安强加于她的一种责任。她看到，在无限的空间里，那躺在海滩上的小伙子化成的成倍成倍的形象；而在小伙子的大腿之间，她隐约看到欢乐的种子，可她不知道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能发芽。”（第185页）王后的形象里潜伏着“影子”，她几乎就是影子的肉欲化身，一个夏娃，一个有着“自由灵魂”的“野蛮人”。
而修士兼袖珍画家的胡利安看到的是帝国的另一副形象，“通过鲜血和战争、床底和断头台的所有一切的变故，在他的瞳孔里映照出的是一个永恒、更新和不朽的帝国的形象”。（第185页）这个帝国的形象有具体的人与生活世界构成，有“油画”对个别人与物的记忆和再现，也有“镜子”般的对影子的成倍增加和无限复制。犹如置身于不同镜面的镜像，小说中的六趾人不断增多，其他扑朔迷离的形象与事件也自我复制变形，这是富恩特斯的写作方法，更意味着“我们的土地”上历史的循环与轮回。但即使是肖像画也有无限性和不确定性，肖像画不是稳定的现实，“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形象？”（第283页）更真实的或许是无限的瞬间形象。
《我们的土地》剧照
在一个普遍强调单一身份的地方，因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而相互致命冲突的地方，一个负伤濒死的年轻人对编年史家说：“我们创造了这片土地，我们用花园、清真寺和清澈的水泉美化了这片土地。原先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所有的种族都一起居住在那里。你看看我的黑眼睛，老人家，我金黄的头发。我拥有所有的血统。为什么我要只为其中一种而死呢？”（第304页）权力阶级习惯于将某些人群归于一种单一族群身份，以便于进行征伐与统治，而事实上，一个人常常就是混血的存在，他分别属于不同的族群。除了黑眼睛与黄头发的混血，更多的是融入内心的文化价值的多元性，认同绝非单一的。这种混血不仅属于个体也是“我们的土地”的属性。或许这位编年史官眼里投射出富恩特斯的目光：他“瞧了瞧伊斯兰人撕裂的旗帜，新月，战败的星星，他感到自己也战败了，因为他是为了反对自己并不仇恨的事情而战斗的，因为他不理解阿拉伯和以色列先知的子孙们之间互相杀害的仇恨，因为他热爱、感谢、区别、挽救各种文化的成果；可是，对于权力的残酷，他就不是这种态度了。他熟悉并热爱穆斯林安达鲁西亚的水泉、花园、庭院和高塔，那是人为人的娱乐创新创造的自然风光。”（第305页）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富恩特斯有如这片大陆有着崭新目光的编年史家，他眼里所见不只是权力的符号，而是人为愉悦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水泉，花园，庭院，高塔，由此他祈祷“三种宗教”的人们相互承认，遵奉同一个或许是匿名的上帝：“这上帝，只是我们愿望总和的贞洁名称；这上帝，只是一切智慧、快乐、心智与身体的创造力汇合和兄弟情义的标记。”（第305页）最高的符号应该是不可实体化的，最高的文化符号应该是“兄弟情义的标记”而非相互仇杀的指令。
三种宗教的相互仇杀带来的迷惑亦投射到国王的无意识里，国王从噩梦里醒来对王后说：“梦见我原来是三个人。”（第311页）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种被意识忽略了的文化分裂感或多重性，隐含着拉丁美洲的命运。在另外的意义上，在自然属性上，他亦深感无法拥有统一的主体和命运，生命躲不开怪异的变形，从青春到衰老，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到肉体分离成尘土，他不知道肉体属于哪一个分离的时刻，灵魂又属于哪一个分离的时刻。人原本置身于历史与自然之间。死亡一直参与着生活的协商，自然—欲望参与着政治和法律的协商，我们的多重身份或无身份参与身份的协商。
《我们的土地》就像巨幅画像，远距离看它是一幅统一的画卷，然而走进它时，每个局部都是差异极大的生活世界的形象。众多的形象—声音似乎让“我们的土地”或让帝国模糊了自己的面孔，或者，它有了更多的“伪装”和“假面”。但每一个声音—形象，每一个人都携带着某种“真相”。“没有形象，人什么也不会理解。而形象就是幽灵。”（第697页）富恩特斯的小说人物既是一种生活形象，又是各种观念的幽灵。是的，形象就是幽灵。幽灵比活人古老。
《我们的土地》剧照
与之同时，这又是一个拥有太多真相与真理的世界：自然的真理和超自然的真理，社会的真理与反社会的真理，历史的真理与非历史的真理。这里有太多相互冲突的真理又合成一种喧哗的声音。
从神话到历史，人类社会需要时间性的真理，那就是历史中的真理。“天不需要时间，因为那里的一切从来都一模一样。为了出生、生长和死亡，土地需要时间。”换句话说，天（神）是非历史的，土地（人）则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曾经或一直为神灵做出牺牲，而现在，或许，就像基督教历史的重现那样：需要让一个神灵为人们牺牲了（参见第253页）。是否可以将此视为富恩特斯在洋溢着神话激情的书写中反思神话的声音？“我们的土地”亦需要符合人的命运的时间性真理，需要一种植根于生活土壤—肉身之上的灵魂秩序。
一个老人对朝圣者说：“一定得有另一片更好的土地，一片自由和幸福的土地，那是上帝真正的形象，因为被我们落在后面的那片土地，我觉得只是一个地狱的映照。”（第438页）它不是“无名氏野蛮人”心中的自然状态，它并不是一个肉体乌托邦。
瘸腿的王子说：“你们看看垮台的创造者吧，告诉我从醉酒和乱伦的深井里，爱情、和平和劳动能不能显示出来。你们去吧，信使和哨兵们，带着新的信息走吧：梦已经做完，神已经回来了，犯了罪，他满怀羞耻又要逃跑了，新的律法已经胜利，已经存在，并将延续。”（第572页）对“我们的土地”而言，什么是新的律法？是自由与秩序的协调？欲望与戒律的对话？是社会制度与人的自然属性之间的政治协商？富恩特斯的小说充满了基于此的各种对话与争吵。
有这么一个反复出现的情境，不同身份的人说出自己的愿景，有时简略，有时详尽。“在海岸上，大家都说了自己的愿望，唯独费利佩没有说。佩德罗：一个没有奴隶的世界；西蒙：一个没有疾病的世界；塞莱斯蒂娜：一个没有罪孽的世界；路德维科：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第636页）（另在作品的前述部分、见诸139-155页有一种相似而详尽的描述）但人的愿景是一回事，人的属性又是一回事，理性层面的愿望和本能层面的欲望说着并不统一的话语，即将诞下一个婴儿又不知其父的塞莱斯蒂娜问与之私通的学者：“你难道会把天下所有的快乐换成天下所有的正义吗？”人们要的是快乐还是正义？人们心中渴望正义，但身体（影子）不是更渴望快乐？它们常常以冲突方式与自身相遇，学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难道会把知识换成复仇？”（第642页）他们的“快乐原则”或“死亡冲动”预先否定了他们的乌托邦想象。反过来说，更多的人幻想着美好正义的生活，却仍然留在非正义的快乐原则中。
学者路德维科与犹太教堂祈祷的老人对话、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交流，也渗透着这种普通人的困扰（参见第671页），“我们的土地”上的智者们，新的理性与旧的信仰，似乎一直在寻找着自由与秩序的协调，寻找着新与旧之间的平衡。在迷恋神秘数字“七”的修士们眼里，“由智慧孕育的完美对称永远也不会超越想象的理想境界，然而却抵御不住一种危险的、非理性的、不断扩张的侵袭。‘一’要求成为‘二’，以便达到完美；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三’这个份额，它要求成双的那部分用以平衡，就破坏了这种平衡。因为完美的秩序就是完美的恐怖的宣告，为自然界所拒绝。为了成长，它宁可要某种自由成双的无序。胡利安修士想起了他死去的朋友、那位编年史官。此刻，他想对他说：‘历史上的表面事件，你让别人去撰写吧：战役啊，条约啊，遗产争斗啊，当局的起落沉浮啊，议员派系的斗争啊，继续把我们引向兽性的领土野心啊。你是写故事的高手，你要写激情洋溢的历史，没有它，金钱、劳动和权力的历史就不可理解了。’”（第314页）或许，这就是富恩特斯赋予叙事的功能，或给予作家的告诫，当然，更是授予自身文学—历史写作的使命：书写激情洋溢的历史。是的，这就是躲在众多面具之下我们能够听到的富恩特斯自己的声音。
《我们的土地》剧照
阅读这部几乎不可能读完的汪洋恣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让人不免迷惑的是，富恩特斯书写了历史，却不在意是否提供了历史哲学，他描述了众多的人物、事件与声音，却不在意读者能否抓住他的叙事“总体性”。他在意的是“书写激情洋溢的历史”。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作家，而是在文学家看来，人类社会事关“金钱、劳动和权力的历史”无不隐含着一种驱动力，那就是人类与其个体无不怀着“激情洋溢的”欲望和理念，并由此导向在相互冲突中求索着秩序。或许可以借用一个说法，拉丁美洲或墨西哥即是一个历史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标记，一个民族的标记，由如下事物构成和维系的民族：口授法令，一套普遍原则，社会凝聚战略、社会抗议呼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审美理想，一个现代性比喻（如‘进步’‘机遇’‘新事物’），一个包容一切的符号学（‘熔炉’‘拼贴被子’‘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一个排他的符号学，不仅排除了旧世界和南、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一个被如此构思的民族性就是一个充满修辞色彩的战场。”（《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萨克文·伯克维奇主编，李增主译，序言第三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年）在富恩特斯《我们的土地》上，有画家的象征图示，占星术家的符号学，编年史家的纪事，修士的寓言，侍童的话语，奴才的辩词，国王、学者和魔法师的修辞……这是“旧大陆”的符号，这是“新大陆”的声音，这是“另一个大陆”对一切符号的混合修辞。这另一个大陆因此也就有多重秩序的渴望：数学的秩序，艺术的秩序，国王的秩序，自然的秩序，神的秩序……作家以人类学家未曾抵达的深度“深描”这个奇异、悲伤而缤纷的世界，而不是审判这个世界。
当现实主义叙事结构在福楼拜晚期作品中崩塌的时候，或者他在《布瓦尔与佩居谢》中以抄书人的思维方式构建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的时候，似乎他已经预示了富恩特斯“总体小说”的出现。闪烁在每个人心中的过往历史时期的内心独白，他们对话中暗含的引文，无论是宗教经文还是哲学片段，神话片段，小说与诗歌片段，似乎都让人觉察到，所谓的现实均由过去时代的文本碎片所组建，而这些文本的固有逻辑却消失了。叙事的连续性断裂为一部百科全书的词条。一部博学的又充满激情的小说。
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一种求知方式，一种现代知识分类之外的总体认知方式。现代小说需要新的读者。智性的懒惰无法阅读这个时代最奇异的文本。或许，在富恩特斯这里，诗歌—文学超越了真理的逻辑：“……联合就是诗歌，而诗歌就是一切事物的石灰、沙子和水，诗歌就是逻辑的认知……”（第377页）富恩特斯的“联合”，或许与惠特曼的“并置”相似，它是一个大陆的清单或“目录”，并非由事物的特质完全一致组成。惠特曼早期诗作《图画》，将个人的家族史和旧大陆、新大陆的各种历史碎片，建构在一幅图像之中，除了“反叛的奴隶”，“手铐，脚镣”和“血迹斑斑的牛皮鞭”之外，在农场主的庄园和哼着小曲的乞丐之外——
还有历史碎片——你看，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
坐在那里读卢梭，读瑞士，
并且起草《独立宣言》。编撰美国法律；
还有新英格兰又高又瘦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在讲坛上做讲演，
还有我的国会正在国会大厦开会——
两个议院同时出席。
尽管这幅关涉新大陆政治的图像在“我们的土地”上不甚清晰，拉丁美洲的作家们毕竟提供了宽阔的历史视野，对复杂人性的感知和激越的生命热情，尤其是，提供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并置起来的诗歌感受力，将旧大陆、新大陆和另一个大陆“联合”起来的想象力。尽管人类今天的生活世界，既非处在开端，亦不能肯定处于末世，而是在不断的转型中依然处于庸常的“中间阶段”。尽管这片土地一直徘徊在政治腐败与军政府噩梦般的轮回中，但就像富恩特斯的作品所昭示的，拉美作家业已为它的未来提供了可能性。小说中分化的身份相互抵牾、众多的声音纷纷扰扰，充满激烈的争辩，或许可以视为在文学话语层面走向共和的前奏。而且，在“我们的土地”上，蓬勃的历史意识、自由欲望和超额的生命感觉正在醒来，它让读者一如亚当，置身于拉丁美洲世界的早晨。
—— 刊于《草原》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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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土地》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作家出版社
内容来源：《草原文学月刊》
作者：耿占春
排版：邓 宁
编辑：刘 林
一审：刘岂凡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
作家出版社官方媒体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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