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谈家头村, 有一座20米高的土墩,土墩上苍松翠柏之中,矗立着一座高约6米正方柱形的纪念碑,碑正面镌刻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题写“胡发坚烈士纪念碑”八个苍劲大字。纪念碑背面记述着烈士的生平事迹。
胡发坚,1906年出生江西吉安县(今为青原区)富田镇陂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勉强读了两年书,后就在家放牛,不久,又拜师学做裁缝,父母指望他学一门手艺为长大后谋生打基础。就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在他的老家东固建立了革命根据,当时的红军攻打吉安,便有“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著名诗句,当地乡苏维埃政府紧急动员,各村都要组织赤卫队,还有少先队,支援红军攻打吉安城。
吉安,古称庐陵。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地区的中心城市,水路交通发达,溯江而上可到赣南重镇赣州,沿江而下可达江西省会南昌,是连接江西南北的交通枢纽。更重要的是这里全被红军建立的根据地包围,西面是井冈山,东边是东固山,南临神岗山与禾水,北踞螺子山、真君山。是个山水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地,且扼南北交通要道,更是当年中央苏区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攻下吉安,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军用物资支持革命战争,更重要的是扩大影响力。
攻打吉安战役打响之后,吉安城周边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组织各种支前和战斗队伍,这些虽然不是正规部队,农民出身的赤卫队、少队员,抱着禾草,提着柴刀,扛起木板,搭上楼梯,在土坦克(用棉絮裹装的独轮车)掩护下,冲到铁丝下,双方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鏖战,终于突破守敌防线,红军终于攻入吉安。
红军攻打吉安的胜利,不仅扩大红色根据地,削弱敌军的实力,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创造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江西建立根据地以来武装夺取区域最大的中心城市,极大地鼓舞了斗志,根据地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各县、区青年争先报名积极参加红军、支援前线,涌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当红军的感人事例,在革命潮流的感召下,小小年纪的胡发坚便和同村胡发鑫等六名年轻人一起参加了红军队伍。
胡发坚加入了红军这个大家庭后,由于读了几年书有一定的文化功底,人又长得高大,特别是在战场上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作战任务,在红军队伍中成长很快,刚当上红军不到一年时间,就由班长、排长提拔到连长。特别是在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九寸岭、观音崖作战中,根据上级指示,他率领的这支连队负责抢占制高点,最后经过反复拼杀,全歼敌人一个旅,为此立下大功。
九寸岭,位于青原区东固与富田的交界处,离富田街七公里。九寸岭既是富田与东固的分水岭,又是富田通往东固的必经之路。此山雄伟峻拔,连绵起伏,纵横四十余里,当时,发现遭到红军的伏击后,敌人凭借优于红军的武器装备进行顽抗,还梦想一举突围,此时,连长胡发坚一手举枪,一手攀扶峭石杂树,带领连队攀岩石,穿荆棘,跳窜奔腾,像猛虎一样向敌人扑去。一个个分队奋起冲锋,抢占了山头的有利地形。任凭敌人炮火猛烈,弹片横飞,硝烟滚滚,一直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向敌展开反复拼杀,终于在红十一师迫击炮集中射击的火力支援下,火速攻上山顶。接着,他又率部朝山下溃军猛扑,800多名国民党军士兵全部当了俘虏。不多一会功夫,敌人就全军覆没,红军取得了全面胜利。
至今在东固还流传一首《九寸岭》的红色歌谣:七上八下九寸岭,好似铁铸大障屏;上山好比上楼梯,九寸一级难数清;当年红军岭上驻,不怕敌人十万兵。屡建战功的胡发坚由连长升任营长,几个月后又升任红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政委。长征前夕,调红一团任参谋长,这个团的团长便是后来授予开国上将的杨得志。
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期间,胡发坚和团长杨得志一起,指挥这支英雄的红军部队,在突破乌江天险,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都立下了卓越功勋。后来其老搭档杨得志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较大篇幅回这位亲密战友胡发坚,其中的杨得志写这位老战友的情形非常感人,其高大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第一段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他们率红一团从松藩毛儿盖出发,向草地进军。茫茫草地,一望无际,没有树林,没有人烟,到处是黑油油的野草浸泡在黑黝黝的水地里。这天拂晓,参谋长胡发坚跑来报告,昨晚有一个班的同志全部牺牲在草地上!赶过去,只见一处稍高的草地上,这些战士整整齐齐的两人一组,背靠背地坐在地上,怀里抱着枪像熟睡的样子。胡发坚难过地向杨得志说:“同志们太疲劳了,已经全部牺牲了。”两人挥泪掩埋牺牲的战友,在草地上竟找不到一块做墓碑的石头,胡发坚想到这些战友将长眠于这荒无人烟的草地,连名字也不能留下,一时心如刀绞,这时他找来一只烈士留下的拐棍,一字一字地刻上烈士的名字,立在墓前。
第二段是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了整编,红军右路军整编为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杨得志任一纵队一大队大队长,照理说胡发坚为大队参谋长较合适,但却被任命为一名参谋,已经不带“长”了,拿现在的话说,就是“降职使用”了,这位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已经担任团政委的胡发坚,面对上级对他的职务安排,没有丝毫怨言,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宣布的领导跟他说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他十分坦然地说:我要是不参加红军,顶破天不过是个蹩脚的裁缝。现在部队扩大,任务更重了。作战参谋这个工作对我比较合适。
正是由于胡发坚对工作从不挑拣,上级领导看在眼里。他担任这个不带长的参谋只二个多月时间,便又晋升为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成为一名红军中的师级干部,他的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征、西征战役。胡发坚指挥这支红军部队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一举消灭宁夏军阀马鸿逵的两个骑兵连;之后,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尾随二、四方面军的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立下赫赫战功。
左一为胡发坚
1937年春,他奉命随红一军团60多位高级干部,从三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深造。学业完成后,胡发坚奔赴抗战一线,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开辟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第一支队,这支部队初期编制的四支主力部队之一,他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被人称为一支队的“三驾马车”。
胡发坚担任一支队参谋长期间,在陈毅直接领导下,既能严密地组织指挥战斗,又能骁勇机智地驾驭战争局面,成为不可多得的有力助手,人称“文武双全”,他根据陈毅“一定要把地方武装统统拉过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亲自草拟以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公告。在公告中强调愿同“江南父老昆季共同生死,以期军民合作,开展广泛游击战争,打击日、顽,影响战局,保卫东南”。第一支队很快团结和争取了当地社会名流和地方实力派,建立起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日总会,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地方政权的基础。
胡发坚领导一支队广泛开展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多种形式抗日游击战,多次沉重地打击敌人,在竹子岗设伏战,共击毁日军汽车6辆,毙伤日军20余人,俘日军特务机关经理官明弦政男。有一天深夜,胡发坚率二团一营隐蔽接近新丰车站,指挥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受惊醒来的10多名日军窜出房内,企图突围,被新四军全部击毙。余下的30多名日军,据屋顽抗,企图逃脱。胡发坚当机立断,即令部队采用火攻战术,将敌全部歼灭。他出色的军事才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大大鼓舞了苏南军民共同抗战的必胜信心。
由于胡发坚工作出色,上级任命他担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副司令员,主持全面工作,之所以担任副司令员,是因为正司令是由当地的实力派人物梅光迪是争取过来。这个梅光迪是江阴人,他有本事,也是个很复杂的人,此人早先参加过先进组织,还担任过重要职务,在革命低潮时被捕后叛变,化名梅郎,成了国民党的一名特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梅光迪拉起队伍抗日,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此时抗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我军领导人对其要既往不咎,只要抗日的力量都是自己人。因此,梅光迪被新四军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简称江抗3路)番号,梅光迪依然担任司令员。
不过,这梅光迪与我军的确不是同路人,此人对副副司令员胡发坚处处刁难,但但胡发坚始终是高姿态,他并没有高调反驳,而是处处包容,以柔克刚。他不显山不露水,潜移默化地影响部队,让梅光迪无话可说,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江抗3路这支部队走上了正轨。可是这时候,新的挑战来了。
原来,武进有一个名叫“大刀会”的民间武装团体,其头目侯人雄,江湖人称侯三爷,是梅光迪的徒弟,此人当过兵,枪法好,讲义气,不过抗战时期却不打日军,专干一些敲诈勒索,欺男霸女的勾当。此时,新四军多次要求侯人雄以民族大义为重,痛改前非,枪口一致对外,与新四军携手抗战,并答应如果同意改编部队,就像他师傅一样委任他当任司令员,然而这侯三爷油盐不进,依然我行我素。
鉴于侯三爷与梅光迪有师徒这一层关系,上级决定叫梅光迪去说服这个徒弟,口是心非的梅光迪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背地里却对侯人雄说:“你先不要急着加入新四军,看看风向再说。”胡发坚调来这里当副司令员之后,多次要求梅光迪出面劝说一下徒弟。时间一长,梅光迪终于给胡发坚一个明确的交代,声称侯人雄愿意就加入新四军与胡发坚进行谈判。
1939 年3 月15 日, 一个看似平常的春日,武进洛阳镇谈家头村,却笼罩在一种异常的紧张气氛中。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身穿便装的大刀会成员正在来回巡视。村中心的一座青砖大院里大刀会据点,院内正厅摆放着几张方桌,桌上放着茶壶和几碟花生瓜子,大刀会的骨干成员陆续到场,他们都带着武器,有的腰间别着手枪,有的背着大刀,即将举行一场关系到苏南抗日局势的重要会谈。
气宇轩昂的胡发坚带着两名警卫人员,迈着自信的步伐来到大院,由于这里大刀会的地盘,不敢大意。为防不测,他在附近部署了4个连的兵力,潜伏在周围作为后盾。胡发坚判断,侯人雄届时肯定会把部队带过去,他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谈不拢,就来硬的,解除“大刀会”的武装。一旦发出暗号,这几个连的战士就会采取行动,将大刀会扫平。毕竟新四军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能征善战,大刀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谈判开始后,胡发坚对坐在地面上的大刀会会员训话,告诫他们大敌当前,枪口应该对着日伪军,不应该残害同胞。劝说他们投降,改邪归正。当他命令会员们就地放下武器,各自回家务农时,会员们仍在迟疑观望。这时,胡发坚朝天鸣枪,以示警告。不料一些会员跳起来持刀狂奔,我军马上予以拦阻。此时,一名彪形大汉,身手敏捷,几步就来到胡发坚的面前,举刀便砍。由于事发突然,其中一名警卫人员有点惊慌,情急之下,手中的枪支走火了,子弹不偏不倚,击中胡发坚头部。这名年轻的指挥员,没有牺牲在战场,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年仅33岁。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新四军其他指战员临机应变,迅速控制了局面,将胡发坚遗体抬走,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大刀会进行全面清剿,先后捣毁了大刀会在苏南地区的二十多个据点,缴获了大量武器。一些零散的大刀会成员逃入山区,但很快就失去了活动能力。后在常熟附近的一个村庄将侯人雄抓获。经审讯,他承认了大刀会收取保护费、欺压百姓的事实,但对胡发坚遇害一事始终称是意外事件,后经查实,的确是警卫员枪支走火所致,但警卫员是无心的,组织上后来没有过度追究。但他为此十分内疚,一度痛不欲生,后来该警卫员员命运未见记载。
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我国工业极度的落后,枪支生产不规范,在战场生存的战士,为了手中能有一把武器,更是七拼八凑,因此炸膛、走火的问题时常出现,因此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牺牲和伤亡,单说因枪支走火牺牲,能在建国后授予将军级别的就有不少人,比如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教导队大队长吕赤,这位黄埔四期的高材生,他率领教导队攻克了湖南酃县,在打扫战场时,副队长陈伯钧意外地发现了一把生锈的美制勃朗宁手枪。由于红军当时非常缺少武器,陈伯钧便兴冲冲地拿去跟好友吕赤炫耀。没想到,在吕赤开玩笑说这把枪没办法用了之后,年轻气盛的陈伯钧为了证明自己的“手艺”,竟然修好了手枪并对着吕赤比划。不幸的是,这把原本已经报废的枪里竟然还有子弹,而且竟然真的发射了出去,击中了吕赤的要害部位,吕赤将军就这样不幸牺牲,年仅20多岁。
另一位是同样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十三军分区十二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欧阳波平,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神枪手,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教官。他培养的射击骨干遍布各个连队,为部队培养了大批神枪手。他还总结出了几条重要的战术原则:第一,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找到最佳射击位置;第二,要耐心等待最佳射击时机;第三,击毙一个目标后立即转移,决不在同一位置多做停留。1942年在一次对日作战中,欧阳波平仅凭手中一杆三八式步枪,就封锁了敌人进攻,击毙了30多名敌人,结果很不幸的是,在战争结束后,其警卫员缴获一把手枪,在交给欧阳波平的时候,不慎枪支走火,欧阳波平随即牺牲,享年30岁。
还有一位是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冀中六分区政委康万聚,他在抗战的战场上屡建功勋,由于本身书卷气质浓厚,被人称为康班长,由于组织能力出众,康万聚在抗战末期升任冀中六分区政委,下属八个连队,负责对日作战。1945年春,二大队进入赵县活动。6月12日上午,康万聚在赵县永安村外区队部的生产基地,顶着烈日和大家一块推水车浇地,中午满头大汗回到住处,派卫生员到城朗村(赵县)通知四大队的干部下午来开会。
就在这时,康万聚的警卫员赵成惠拿窗台上的东西,因够不着,跳了一下,不慎手枪落地走火,子弹击中了正在院中洗脸的康万聚,事情发生得太意外、太突然,警卫员被吓得傻傻地站在原地。听见枪声的同志们迅速赶过来抢救康万聚同志。康政委知道自己伤势过重,无法挽救,就叮嘱身边的人们:“今天开会的目的,主要是研究攻打前大章据点的问题,我不行了,你们马上找王(先臣)司令员汇报,警卫员小赵不是故意的,千万不要为难他……”次日拂晓,八路军冀中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王先臣赶到时,康万聚同志已停止呼吸,时年29岁。
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的进步,如今,枪支走火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因为枪支走火而意外牺牲的出色军事指挥家,他们的英年早逝,令全军上下无不痛惜。后来在全军大授军衔时,他的战友们都说,倘若能活到此时,他们军衔都是将军级别。的确令后人惋惜不已。
在这里顺便一提的是,这名间接使胡发坚牺牲的梅光迪,名义是当上司令员,历史可谓是给了他某种成功的机遇,但其人生性浪荡,好权势,欲将部队置于个人掌控之中,常与同事争执。没有信仰和气节,有奶便是娘,只有权势、金钱,一味追逐之下,不择手段获取,在敌、我、顽、伪之间游走,最后折戬沉沙,1941年新四军北撤澄西地区时,他借故擅自离开部队开了小差,后来在汪伪中担任伪职,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汉奸。谁知抗战胜利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少将参议”,1949年又想在上海打算起义,发现后被枪杀,结束了他反复倒戈的一生,赔了自己的小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灰飞烟灭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