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认为，毕业生有一个知名学校学历，可以让人从成堆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不过，现在在美国，想以一张好大学的文凭拿到工作，可能愈来愈不容易了。在学贷压得许多美国人喘不过气、甚至放弃升学的同时，当地也有愈来愈多企业不再像过去以学历为重，导致有时过于顶尖的学历，还可能反被公司给“嫌弃”。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就推文指出，美国当选副总统万斯和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都毕业于藤校，也都是藤校批评者。同样，在企业界的某些角落，藤校出身反而对求职者不利，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特摘编如下：
如果你大学选错了——比如去了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就很难在查理・吉普尔（Charlie Gipple）的财务咨询公司找到工作。
吉普尔是总部位于爱荷华州约翰斯顿的CG Financial Group的执行长。他说，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看重学历。原先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和荷兰国际集团担任副总裁的时候，他曾与许多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一起共事。他说，这些人总是喜欢套用教科书上的案例研究来解决客户遇到的挑战，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现实世界的问题来对待。
“如果今天我要给自己雇一名得力助手，那绝不可能是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吉普尔说。他自己毕业于北爱荷华大学，管理着一个大约500人的顾问团队。
名校文凭历来是让简历从一众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的利器，但现在，它可能引发人们对其价值的质疑，甚至可能对求职者不利。
极端情况下，它甚至会让你丧失应聘资格。今年5月，13名联邦法官在一封信上签名，表示鉴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处理校园抗议活动的方式，他们不会雇用今年秋季入学的该院学生作为书记官。哥伦比亚大学的发言人让我参考这封信被公布时该校发表的一份声明。声明称，该法学院的毕业生“一直受到包括司法部门在内的私营和公共部门主要雇主的青睐”。
名校文凭可能引发人们对其价值的质疑，甚至可能对求职者不利。
更常见的情况是，曾就读于常春藤盟校及斯坦福、杜克和芝加哥大学等类似精英学校的人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人们对其母校觉醒文化或精英主义的嘲讽言论。
去年，这种怀疑情绪进一步加剧，因为最高法院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揭露了精英大学招生过程中的黑箱操作并推翻了平权行动。该案提供的证据显示，哈佛录取的白人申请者当中有43%是专门招募的运动员或者是校友、捐赠者和教职员工的子女。
总部位于达拉斯的Rigg Wealth Management的总裁布赖恩・马克・里格表示，他的藤校学位曾为他赢得客户和同事的普遍尊重。
“读耶鲁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他说。
他说，现在，当人们得知他的耶鲁出身时，反应不尽相同。在他看来，校园里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举措已经做得太过火了。里格是犹太人，虽然他表示他在学生时代从未感受到一丝反犹太主义的气息，但他认为反犹太偏见现在是顶尖高校里的一个大问题，引以为例的就是多所高校爆发了针对以色列在加萨所作所为的校园抗议活动。
“有些人会对我说，‘你会把你的孩子送到常春藤盟校吗？这些学校已经迷失了方向，’”53岁的里格说。“我不得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美国人对精英大学看法的转变在此次竞选过程中显而易见。当选总统特朗普本人也拥有常春藤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位，他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作为竞选搭档，尽管后者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却一直抨击精英大学。
到别处寻找英才
卡伦・伯曼（Karen Berman）在一个工人家庭长大，高中时失去了父亲，然后进入哈佛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又在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说，她的常春藤血统代表了坚忍不拔的毅力。
这位非营利机构的顾问越来越担心，在她热爱的校园故地，现在的学生是否正在养成批判性思维，因这些学校的言论自由排名一直垫底。哈佛大学10月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大约一半的教授和学生不敢就有争议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
伯曼表示，她觉得公开对话和公民辩论的消失让她的学历有些失色。
当我追问她作为这类学校的校友和批评者有何感想时，她问道，“我该怎么办——把这个文凭从我的简历中删除吗？”她用了一个反问句，因为说实话，名校文凭带来的好处通常大于弊端。
想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看蓬勃发展的大学录取服务市场就知道了，选择这项服务每年可能要花费数万美元。就连常春藤盟校尖锐的批评者（比如对冲基金行业的亿万富翁比尔・艾克曼（Bill Ackman））也承认校友网络的价值，而且出色的银行和咨询公司仍然很看重招聘人员所说的目标院校的毕业生。
贝恩公司依然从这些名校毕业生中招聘员工，但来自这些学校的新员工比例正在缩小，该公司的顾问招聘主管基思・贝文斯（Keith Bevans）表示。
比例缩小的部分原因是，这二三十所学校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高品质毕业生来满足贝恩公司的人员需求。而且，他补充说，该公司在进行Zoom面试的时候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做法：面试官不知道求职者毕业于什么大学。
“对求职者的评价纯粹是基于面试中的表现，而不是根据先入为主的好感度来决定我应该看好某所学校的多少学生，”贝文斯说。
麦肯锡公司利用一个解决问题游戏来淘汰能力与学历不符的求职者，并找出在过去有可能已经被忽略掉的人才。该公司最新一批商业分析师就包括爱荷华州格林内尔学院这样的小型大学的毕业生，也有招生录取率几乎为50%的圣克拉拉大学的毕业生。
鉴于一些精英大学的做法使得成绩和SAT分数的重要性降低，该公司扩大招聘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做法作出的回应，麦肯锡的合伙人、招聘负责人之一布莱尔・赛斯尔（Blair Ciesil）表示。她说，成绩虚高使名牌大学耀眼的GPA分数变得不再那么有意义。（比如说，根据一份大学报告，近年来耶鲁毕业生的成绩有80%都是A或A减。）由于很多顶尖大学不再要求申请者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麦肯锡有时候找不到以往为招聘决策提供依据的数据。
我告诉赛斯尔，麦肯锡这个名为“解决（Solve）”的游戏听起来很像电影《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 里面那块黑板的现代版本。在这部电影当中，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名清洁工在黑板上解出数学难题，出人意料地展现出比学生更强的天赋。
“我盗用了这个类比，”她说。“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测试找到我们的麦特・戴蒙（影片中天才清洁工的扮演者），那不是很幸运吗？”
纽约房地产律师亚当・莱特曼・贝利（Adam Leitman Bailey）根本不去费事搞这种游戏。他干脆拒绝雇用最近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靠关系混进去的，而不是靠天赋和毅力考进去的。
他指出，包括哈佛和耶鲁在内的一些顶级法学院不会对学生进行排名或给出字母等级分数。贝利的法律学位获自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他说，他宁愿聘用那些在普通学校努力拔尖的学生做助理，因为他认为经历过竞争的洗礼才能为法律斗争做好准备。
“我们拥有像哈佛和耶鲁这样杰出的大学，培养出了很多总统、领导人和大思想家，这很好，”他说。“但我谋生靠的不是这个，我也不需要这种类型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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