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加速了清廷的灭亡呢？
一个朝代的加速衰败，绝对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责任都归结到官员、军人，或者是帝王的身上，那绝对是不客观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走在一个健康的航道上，而仅仅依靠自律来实现所谓的“无为而治”，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也就是说，当现行制度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政策制度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地舍本逐末。
下面，我们就一起拆解一下清廷加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北洋水师 剧照
首先是朝廷昏聩
据史籍记载，在嘉庆、道光年间，朝廷的奢靡贪腐之风就十分严重了，在《北京条约》签订后，逃亡在外的咸丰皇帝还不忘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因为他有每日喝鹿血的习惯。
在慈禧掌权之后，嘴上说的是“惟念海军关系重大，固非寻常庶政可比”，但在实际行动中，她却满心想着的都是个人的奢华生活，数次挪用海军的经费去修建圆明园，这也就是直接导致很多海军所用的炮弹内没有火药而只有沙子的原因所在。
还有海军大臣奕環，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位海军大臣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平安安永远当个“儿皇帝”，所以对慈禧极尽阿谀献媚、刻意逢迎，只要是慈禧想要的，他都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实现，包括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另外就是李鸿章这位深受慈禧信任的重臣，他为了获得更多的官场庇护和政治算计，竟也加入到了损害由他亲自缔造的海军的行列之中，先后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折合白银90余万两），之后又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260万两，作为颐和园万寿山工程的基本经费。
可见，当时的清廷早已把掌权者个人的享乐放在了第一位，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就曾暗讽慈禧“以昆明易渤海”，意思是宁肯要休闲娱乐的的颐和园，也不要渤海湾的生力军。
这样的朝廷，岂有不败之理？
李鸿章 剧照
其次是吏治腐败
那个时候，各级官员不论是饮食服装，还是日常所用的器具物件，既奢华又讲究，相互的攀比之风与日俱增。各个衙门每天都在包堂会，邀请各类名角来演戏，有时一场宴会一连三天都不散场。当时在财政支出中有一个治河的项目，是一笔很大的银子，但每年真正用在治河上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绝大多数都被朝廷的各级官员所挥霍。
可以说，这种直接威胁朝廷生命的不正之风已经渗透到了晚清政府的骨髓里根子上，而文恬武嬉的顶峰时期也恰恰就出在那个时候。
另外，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和内耗也十分严重，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是否与国家有利，而是在相互斗法中来体现个人的地位和权威。
作为曾经还在讽刺慈禧只要颐和园不要生力军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不但没有设法节俭朝廷的开支，反而也同样借助自己手中的权力挪用海军军费，甚至将海军的装备购置费停支了两年，而翁同龢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与主管海军的李鸿章有着一些宿怨。李鸿章作为一个汉臣，被很多中央贵族所排斥，而打击海军则成为了打击李鸿章最为直接的方式。
所以，朝廷的官员们之间在斗来斗去，最后吃亏的也只能是夹在其中的海军，这也直接导致了谁也不愿意把精力投到海军的身上，避免惹火上身，这也就直接成为了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内因。
定远舰手绘图
第三是军备松弛
当然，把甲午海战的失败全部归结到朝廷的身上对一支军队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因为即便是朝廷再怎么把海军当成彼此争斗的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清廷的确在海军上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甚至一度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未能达到的数字。
可见，当时的清廷，对于军队的建设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抠抠搜搜地。据统计，从1868年到1894年，清政府给海军的投入已达到一亿白银，而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折合白银6,000多万两），相当于清廷的60%。在这种投入之下，北洋水师7000多吨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两舰，已经成为整个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另外，还有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逊色于日本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
可是，当战斗正式打响的时候，才发现不论是主管海军的李鸿章，还是北洋水师的各级将领，平日里的吹嘘和狂妄，都在实战中一个个被现实打得人仰马翻。
北洋水师指挥员 剧照
北洋水师平日操练的水平，蒙蔽了整个朝廷的眼睛，包括慈禧在内，都误认为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就可以所向披靡，不用担心任何来犯之敌，但却被现实狠狠打脸。
首先是指挥混乱。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犄角鱼贯之阵”，到了总兵刘步蟾那里，先是变为“一字雁行阵”，之后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可以说是列阵的时候，它还像一个足以唬人的水师，可一旦进入战斗，就瞬间变成了散兵游勇。在敌舰还没有进入射程范围时，“定远”舰就开始着急开炮，不但没有击中目标，还震塌了主炮上的飞桥，致使水师提督丁汝昌从桥上摔下来受伤。所以，北洋水师的第一炮就成功干掉了自己的主帅。而之后的战斗，几乎是没有了指挥，直到最后升起了一面收队旗，用于收拢残余战舰撤出战斗。
其次就是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北洋水师打出了炮弹要么是击之不中，要么是中之不沉，一场海战，日舰的中弹平均数是11.17发，而北洋水师的中弹平均数则是107.71发。日本火炮的命中率竟然是北洋水师的9倍以上，难道这也要怪到朝廷的腐败吗？
本来，北洋水师有着严格的军纪军规，比如《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实际是“琅威理去，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擎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大部分海军军官都没有遵守海军军官，甚至就连士兵也离船去寻欢作乐。再比如，军国规定“不得酗酒聚赌”，但实际情况是，就连丁汝昌也参与其中乐此不疲，这样的军队又何来战斗力呢？
所以在正式开战的时候，仓促应战、不战而逃、谎报军情，各类有损军威的奇葩事层出不穷。
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到了烟台以后，先是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之后又谎称威海已丢失。由此，陆军便根据从王平所谎报的军情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这也就成为了威海防卫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军纪败坏到如此地步，北洋水师岂有不白之理？
戊戌变法“另类”众生相 油画
归根结底是体制的落后
在晚清时期，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整个国家建设已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飞速发展，而晚清政府则仍然坚守的是君主专制，依靠着旧的封建制度固步自封。
为了摆脱国家的衰亡，中国近代实际也历尽各种选择。其中，有林则徐所主张的禁烟运动，实际也是一种对国家制度层面的最浅表的尝试，还有就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以上帝为“天父”，以耶稣为“天兄”，而这些“洋玩意”在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国土之上实在是“水土不服”，尤其是在后期获得政权之后，又复辟了之前所反对的封建体制，所以早早也就破产了。
之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清廷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器不如人”，于是又推出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只要把国家的机器制造、科学技术搞上去了，国家也就强大了。
领导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于是，1861年，在同治皇帝的支持下，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工厂、办学校，铸大炮、造轮船，这项运动持续了30年，终于打造出了一个亚洲第一的强大海军。李鸿章等人原本以为自己的复兴梦想马上就要圆了，可这场美梦却被一场甲午海战击得稀碎。
此时，痛彻心扉的中国人才终于找到了失败的根源，那就是体制的落后，当列强国家已经在新型资本主义制度下昂首阔步的时候，我国的清廷还在死守着过去的封建制度龟缩不前。
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而失败的原因，在梁启超看来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既然是体制出现了问题，就应该要改体制，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康有为更是向光绪皇帝上书：“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其核心就有变现行了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而且还进一步说到：“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所以“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于是便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可惜的是，思想保守且权力欲望太强的慈禧太后，宁愿做出幽禁光绪皇帝之事，也不愿手中的权力有损分毫。
由于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并非来自革命实践，所以其中包含了很多具有主观色彩，而且扭曲了唯物史观的东西，既不严谨，也无科学可言，或者说它仅仅是一个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现状的形而上学的，亦或是唯心主义的治国理论，而这样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被以慈禧太后，以及李鸿章等一大批掌握实权，并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王公大臣们所接受。
不过，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没有把病看准，而是没有把药用对。
当然，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不会一蹴而就，必然有前赴后继者，前赴者为梁启超、康有为，后继者为孙中山。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没有成功，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可喜的是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政体建立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自此，多灾多难的中国逐步走上了属于它的强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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