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蒋介石不讲武德制造了皖南事变惨案，为刚刚重新开启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蒙上了浓厚阴影。
面对这一触目惊心的特大事件，蒋介石的策略是指使他所掌握的媒体贼喊捉贼，大量刊载和转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可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控制了国内的媒体，却左右不了各驻华记者。
于是，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很快就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蒋巨浪。
毛泽东与周恩来
首先是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的态度是：“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其次是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对日本的攻击。”
还有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之后，苏联大使潘友新又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灭亡。”
美、英、苏三国的反对立场实际上已经代表了国际社会，为此蒋介石深陷谴责舆论之中。
同时，蒋介石也得到了来自汪精卫的“表扬”。因为之前驻华日军一直都在制定着让新四军与国民党军火拼的计划，所以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带着调侃的语气说：“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
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则对蒋介石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汪精卫
而对此，态度最为强硬的当然是中共了。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霸气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党了。”
此时的蒋介石面对着国内外一片谴责之声压力山大，尤其是面对毛泽东强硬的态度和第二次国共合作随时可能中断的危险，蒋介石不能不收敛一下，并且想办法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了。
虽说皖南事变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极大极坏，但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他们都是段位很高的战略家。此时国共两党最大和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在这一点上是两党好不容易才达成的一致，所以他们懂得在此时最重要的是克制，而并非继续大打或者是大闹。
不过，没有军事上的冲突并不代表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偃旗息鼓。蒋介石为了给自己找台阶，坚持说是因为新四军“违抗军令”在先。而他的指责并没有扩大到八路军和整个中共，这说明蒋介石也是留有余地的。
周恩来
毛泽东在得知后致电周恩来：“蒋先生尚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军及中央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毛泽东还指示，要给蒋介石留点“面子”，也就是说既要解决问题，也不能因此继续加深矛盾。
毫无疑问，毛泽东为如何避免国共再一次大破裂画出了一条红线。
可就在此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抓住了国共两党正在打架的战机，命令日军将汤恩伯部15万人包围在了平汉铁路以东。
对于当前的战局，蒋介石意识到必须尽快解决皖南事变造成的影响，以及缓解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虽然此时双方都还板着脸瞪着眼，但周恩来已经捕捉到了蒋介石想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的讯息。于是重新将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提出的“十二条”重新摆上了桌面：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十二、逮捕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共和毛泽东自然知道蒋介石万不会同意这样的“十二条”，因为这仅仅是一种“政治攻势”，而且其中有些条目则是蒋介石不能反对，至少在表面上不能反对的，只要蒋介石接受了其中任何一条，这就相当于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撕开了口子。
毛泽东
就在国共两党的这种僵持之中，国民党蒋介石可算是尴尬人遇到了尴尬事。
因为在皖南事变前十天，国民政府就公布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其中中国的参政员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7个人，而且还同时公布了第二届参政会的召开时间就是转眼就到的3月1日。
毛泽东的策略是，既然“十二条”是政治攻势，还不如把事情闹得大一些，于是放出大招，让周恩来以中共七位参议员的名义把“十二条”交到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的手中，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如果不讨论，中共的参政员就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
对于中共打出的这一拳，蒋介石又气又闹又怕。因为虽说中共的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也就是为了装点装点门面，起不了多大实质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参政会举国关注，要是共产党的参议员一个不参加，这个参政会那就是一个笑话，不但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且还会留下不少的笑柄。所以说，中共这次也算是掐住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七寸。
毫无疑问，在这一次的较量中，中共已占据了主动位置。由于此时周恩来拒绝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便赶紧安排他的特使、周恩来的老朋友张冲来交涉。
左起：叶剑英、张冲、周恩来
张冲希望周恩来与蒋介石面谈，周恩来拒绝。张冲又带着恐吓的语气对周恩来说：“蒋吃软不吃硬，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回答：“反正已经半翻脸了。下一步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出什么结果。”
见到周恩来是这样的态度，张冲彻底慌了，因为参政会迫在眉睫，他也在蒋介石那里领受的是死命令，要是无功而返的话，那他的政治生命也许也就此到头了。
周恩来曾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坚决告诉他，七个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绝无让步可能。张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张之唯一的要求，就是出席参政会。
实际上，此时周恩来不松口，代表的是中共的态度，那么张冲要下跪，则代表的是国民党的态度。
毛泽东与蒋介石
在之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三次派张冲请周恩来，周恩来都拒绝与蒋见面！张冲提出能否让身在重庆的董必武和邓颖超两人参加会议？周恩来拒绝！张冲又问能否将毛泽东写入参政会主席团名单？周恩来说：“这岂不是单相思！”
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吞下这颗自己酿成的苦果，在因邀请不到中共代表而延期两天后召开的第二届参政会上，按周恩来的说法“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他不得不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一一做出正面答复。
蒋介石对“十二条”从“军事”“政治”和“党派”层面做出分析，尤其是在“党派”这一块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就党派来说现在国内党派，由于历史演进的结果，事实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以及各党大小与历史久暂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是在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之内，更应该人人平等。
蒋介石
自此，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口中，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共匪”了，而成为了“在野党”。对此，毛泽东表示欢迎，因为这就相当于国民党蒋介石完全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平等地位。
同时，被动透顶的蒋介石同时还公开声明：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
而此时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也并非非要揪着蒋介石的这个小辫子不放手，因为他心中真正的大局是抗日，只要能最终回归的抗日这个大局上来，其它所有战术上的问题都可以暂时放下，也可以认为是为最终的战略目标做出了应有的牺牲。
说到底，中国的革命，最终是在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战略辩证法的指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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