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1月8日，是我国所有记者的节日。全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是“长江韬奋奖”。
这些奖项和节日都是为了纪念我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范长江。范长江是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记者。
西安事变后，范长江闪电式访问延安，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与毛主席秉烛夜谈。通过谈话，范长江顿悟：“中国的出路彻底找到了！”
不过，当他决定在延安多停留几天时，毛主席却说：“莫停留，速回上海！”
范长江果然不负重托，为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范长江
西北考察，声名鹊起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1927年7月，18岁的范长江投笔从戎，加入了北伐军。一个月后，范长江跟随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范长江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他决定去“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求学。凭着坚实的基础，范长江如愿考进了北大哲学系。
1934年底，范长江应聘成为《北平晨报》的特约通讯员，正式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范长江使用“长江”这个笔名，围绕“北大军训风潮”连续撰写了多篇报道，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范长江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
因为文章内容过于犀利，当局还曾派人前来报社交涉。
范长江
此时天津《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慕名而来，经过面谈后，认为范长江的才华出众，当场拍板以双倍的稿酬约请范长江为《大公报》独家供稿。
《大公报》当时是国内最大的非官方媒体，在民众中威望较高。范长江不安份的性格很快显露出来，他向胡政之提出了徒步考察西北的计划。
与其他热衷考察西北的记者不同，范长江倾向于重点采访红军长征的前线。他对红军的兴趣要远超“西北开发计划”。
范长江对西北的地理特征和红军的长征路线作过充分的研究，他通过各种途径阅读了1600多本苏区文件，对共产党的结构及土地、经济政策进行研究了解。
他认为红军绝不是国民党控制的媒体所报道的“赤匪、流寇”，而是一支有目标、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
长征
1935年7月，范长江带上纸笔，骑着一匹马踏上了征程。他想要用主动和求实的态度去报道红军的长征。
范长江的考察路线紧随红军的长征线路。有时红军刚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成功突围，范长江后脚就赶到了战场。
他不仅报道了战场实况，还结合时局分析，为读者预测红军的行军路线以及下一场战斗的时间、地点。
他的西北通讯因此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只要有范长江的文章刊登，报纸总是一抢而空。
范长江在通讯中直称“红军”，实在没办法时，也对共匪、剿匪的提法加上引号，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红军剧照
他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中，客观地报道了红军如何在陕北赢得民心的事情。他大胆地提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势力，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共发表了69篇通讯，后来收录于《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
其中有5篇共计2万余字的文章是专门报道红军的。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影响极为深远。范长江是主流媒体中首位称红军不是流寇，而是北上抗日队伍的记者。他也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人。
一年后，周恩来初次见到范长江时，对他说道：“虽然你和红军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对于红军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感到很惊异。”
范长江用了10个月的时间，行程近万里路，几乎沿着半个中国兜了一个圈，让普通百姓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周总理
访问延安，凤凰山下顿悟
西北考察回来后，范长江成功转正，成为《大公报》的正式记者。他跑到绥远抗战前线，成为了著名的战地记者。他发回的报道及时、有深度，读者的关注度在同行中遥遥领先。范长江在新闻界声名鹊起。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当时相关的报道十分混乱：“蒋委员长”西安被抓，后又被“叛将”张学良送回南京，而“死对头”共产党却主张释放蒋介石……范长江也被这些信息弄得不知所措。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西安一趟，以寻找真相。
范长江从包头辗转来到西安，1937年2月3日，范长江化装成菜农通过层层关卡进入了西安城，成为第一个到达西安的外地记者。
张学良
2月5日，他在杨虎城公馆发出了第一份报道，登上了《大公报》的。经朋友介绍，范长江在杨公馆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之前他久闻周恩来的大名，但从来没有见过真人。
出现在范长江面前的周恩来身灰布棉衣，脚扎着绑腿，十分质朴，一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范长江激动地提出了采访要求。第二天，两人如约见面进行了长谈。
周恩来介绍了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立场和作用，并详细阐述了共产党提出了关于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这是范长江第一次从中共高级领导人口中得到如此真实的信息。
范长江预感到中国政局将要发生历史性的大变化。而中国共产党必将强势登上大舞台，成为这场革命中的主角。
张学良与杨虎城
他深感之前对共产党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竟日长谈即将结束时，意犹未尽的范长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向周恩来提出了去延安采访毛主席的请求。
智慧超人的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让外界了解延安的大好机会，毕竟《大公报》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是有口皆碑的。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通知范长江：“延安同意你去采访。”
范长江由此成为第一个由白区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中国记者，也是继斯诺之后，第二个访问延安的记者。
1937年2月7日一早，在罗瑞卿和博古的陪同下，范长江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程。看到前来迎接的两辆大卡车都悬挂着东北军车牌时，范长江顿时明白了“西安事变”非一日之寒。
西安事变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黄土高原上缓慢行，范长江在路上反复地思考着要采访的话题，脑海中不停地在想象着见面时的情景，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激动。
车队终于在2月9日下午抵达了延安，300公里的路程竟然用了近三天时间。
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安排了欢迎晚宴。红军总司令朱德、军政大学校长林彪、总书记张闻天等高级领导都前来会见，由此可见中央对范长江来访的重视。
这些领导人真实面貌与国民党媒体宣传的凶神恶煞之徒大相径庭。朱德身体健壮，像一个朴实的老农民；林彪和红大的师生们一起搞活动，没有任何架子。
当毛主席出现时，范长江激动地站起来，迎了上去。
毛主席等人
范长江想象中的毛主席应是那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但眼前的毛主席虽然身材高大，但整体气质却像是一个诸葛亮式的儒雅书生。除了头发稍微有点长以外，与一个温和的乡村教师无异。
毛主席一开口，范长江顿时感受到了那股领袖气质和高远的格局。
晚宴的气氛比较热烈，毛主席邀请范长江饭后去他所住的窑洞交谈。范长江当然是求之不得，他来到陕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采访毛主席。
毛主席的住处位于延安城中心的凤凰山下。凤凰山为延安城的制高点，因“叶生吹箫引凤”的典故而得名。
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在此居住了近两年，1938年11月，日军对凤凰山进行了重点轰炸，他们才搬迁至杨家岭居住、办公。
毛主席
晚上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主席所住的窑洞。窑洞里面极为简朴，一个大炕旁边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堆书籍，门口生起了一盆炭火。毛主席让人点燃了油烛，对范长江说：“我们就来个秉烛夜谈吧！”
一个通宵聊下来，范长江的收获远远超出了想象。毛主席不仅回答了范长江提出的关于长征的一些问题，以及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政策和态度。还谈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出路这些宏大问题。
毛主席的话题涵盖了中国当时面临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详细阐述了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以及对抗日战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看法。
谈话结束后，天色已经微明。
范长江虽然舟车劳顿，但彻夜长谈下来，竟没有丝毫倦意。他的心中豁然开朗，就好像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了光明，原来困惑已久的问题瞬间迎刃而解。
毛主席与范长江
范长江后来在回忆中提到了这次谈话，认为毛主席解决了他摸索了十余年都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出路所在。他的思想已经顿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听了毛主席的谈话后，范长江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他意犹未尽地提出请求，希望自己能在延安多停留一些时间，以便采写更多有关共产党的报道。
不料，毛主席却回复他：“莫停留，速回上海！”
见范长江有些迷惑，毛主席解释道：“请你尽快回去，将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宣传出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范长江恍然大悟，2月10日清晨，范长江结束了对延安的闪电式访问，他吃过早饭，就匆匆踏上了归途。
范长江
后来有人曾经说过，范长江如果当时能够留在延安，也许能超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出比《西行漫记》更加优秀的作品。可惜，历史是不能重来的。
因为时局紧张，《大公报》已经迁往上海分社办公。四天之后，范长江一路风尘，来到了上海。
胡政之听完范长江的汇报后，也是十分兴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次采访的新闻价值。
但同时也知道有些内容极为敏感，要求范长江写得隐晦一些。但范长江早在路上就将题为《动荡之西北大局》的文章写好了。
胡政之看完后，决定不顾当局的新闻检查，冒险将原文发表。
范长江等人
范长江在文章中描述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分析了其发生的原因，为共产党洗清了预谋参与“西安事变”的谣言。强调共产党是事后介入，力主和平解决的。
范长江还详细介绍了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文章刊登出来后，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对共产党的看法大为改观，对共产党的主张深表赞同。
当时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报告中对西北形势做了描述。其内容与《大公报》通讯报道的截然不同，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在真相面前，蒋介石颜面尽失。他恼羞成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过去痛斥了一顿，严令报社对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进行检查。
范长江
毛主席在延安也看到了范长江的文章，这是国统区报纸首次对共产党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他的心里十分感激。
于是在1937年3月29日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看过了，深致谢意……”
毛主席在信中以谦称“弟 毛泽东”为落款。实际上毛主席要比范长江大16岁，由此可见，他对范长江是发自内心地敬佩的。
1938年2月15日，毛主席再次托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范长江转交了一封长达9页的长信，请他帮忙宣传共产党的方针、路线。
范长江果然不负重托，他相继发表了《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等文章，同时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署名为“长江”的文章已经成为了读者争相捧读的焦点。范长江的大名在新闻界中如日冲天。
毛主席
《大公报》也十分器重范长江，将他破格提拔为采访部主任，同时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入职仅两年的范长江进入了《大公报》接班人的序列。
职务的提升当然更加有助于范长江为共产党发声。不过报社也因此面临着当局的压力，张季鸾数次约谈范长江，希望他“必须以蒋先生的态度为文章态度。”
范长江自然不能服从，于是双方产生了裂痕。范长江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中主张各党派团结，批评了当局的独裁立场，从而引发了激烈争吵。
张季鸾专门发表社评《团结的增进》，声明“拥护政府，拥护领袖”，以消除影响。
范长江
1938年10月，范长江突然离开了《大公报》。两年后，范长江在为国际新闻社创办两周年撰文中提到了急流勇退的原因。
虽然《大公报》奉行“不党、不私”的办报方针，宣称自己是“为民喉舌”、“言论公正”，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报社不可能超脱社会的主导势力。
而范长江在延安与毛主席长谈后，本人的思想、立场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奉行自由主义的局外记者，变成了追随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者。
因此，他注定要与《大公报》分道扬镳。
范长江等人
不负重托，开拓新闻事业
1939年5月，范长江不顾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面见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申请。范长江经过四年的观察，终于做出了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选择。
抗战胜利后，范长江担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兼对外发言人，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国共谈判破裂后，范长江随代表团撤回延安，担任新华社总编辑。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范长江带队接管了国民党的新闻单位，并创办了《人民日报·北平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范长江奉命南下，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28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10月10日范长江回京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
范长江雕像
1950年1月，因毛主席认为范长江是主持中央机关报的最合适人选，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1951年，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接见了在范长江，两人进行了亲切交谈。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省确山不幸逝世，年仅61岁。
1991年，中宣部设立“范长江新闻奖”，成为全国中青年记者的最高荣誉，这应是对范长江一生最好的评价。
范长江一生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他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新闻工作者走上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
范长江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与他当年闪电式访问延安的举动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资料
董少东，《他是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人，从小就不“安分”》，京报网，2021年12月14日；
《范长江最早报道西安事变真相 毛泽东致信感谢》，凤凰卫视，2012年8月9日；
袁婧，《84年前 毛泽东为何给这位四川人写信》，四川日报，2021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