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罗斯福和胡适是大学同学，这个错误的传闻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抗日战争期间就有了，胡适在日记中有过明确记载。二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不假，但胡适于1915年入校，那时候罗斯福已经是海军部长助理了。
国民政府选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不仅是因为胡适是美国通，而且因为他在1936年就预测到德意日三国会结盟，美国和日本将在太平洋上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这虽然是个成功的预判，但预判成为现实，却是中国促成的，是中美友好合作的结果，胡适只是中国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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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胡适到达美国，第二年正式出任驻美大使。蒋介石给胡适的任务是，关注美国中立法案松动的可能性；争取美国对华财政援助；游说美国禁售军用品给日本。
完成这几项任务，只游说罗斯福是绝对不行的，还要到民众中去。我们今天说当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其实就是美国人不愿意打仗，他们甚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被骗参加的。不但人们感情上厌恶战争，而且国会已经通过中立法，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发生战争，则美国总统宣布那个地区为冲突区，美国人不许前往，美国船只不许驶入，更不要说经济援助甚至军队介入了。
所以要想影响美国政府，先要说服美国民众。
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说，日本是世界的头号公敌，听众问二号公敌是谁呢？胡适说是美国，因为“不履行责任的责任，恰好与犯罪一样大[1]”。
美国人喜欢演讲，喜欢听演讲，胡适恰好是个一流的演讲家。在一次演讲中他举例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的军队受困于福奇山谷，这支军队只剩2898人，他们没有衣服，打着赤脚，很多人被冻死。就在此时，英国政府提出和议，愿意无条件废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一切法律，英国将永久放弃在美洲征税的权利。但“那时美国的开国诸公，毅然拒绝1778年的和平条件，继续的再奋斗了四年，终于1781年10月在约克城得到最后的胜利[2]。”
他说，中国的抗日战争，相当于美国独立战争，我们绝不会和日本议和！
然后他把自己代入了美国历史中，他说：非常巧合，华盛顿被困福奇山谷的12月17日，是我的生日。这个巧合，是他前一天晚上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发现的。
听众中有一个叫布拉泽尔的老人，也是12月17生日，后来他寄给胡适一百美元，请胡适捐给中国人民。第二年十月，胡适听说这位老人死了，他写信给她夫人吊唁，老太太又寄了一百元来，信中说：“对我来说，12月17日将永远是一个突出的日子。故此我可以再一次请您把这张支票捐赠给贵国苦难的人们，以减轻他们一点痛苦吗[3]？”
1941年9月18日，是纽约时报九十周年纪念日。胡适发去贺信：“在它充满活力的九十年中，毫无疑问的，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1915年10月起，我一向是贵报的忠实读者。我唯一的遗憾，是它九十周年和日本侵略东三省同一个日期，但不管这件令人不愉快的回忆，我仍致上我最诚恳的贺意。”
祝贺是真的祝贺，不过九·一八这个日子才是要害。飞花摘叶，俱可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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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给胡适写信，建议他在美国“多多加火”，其实就是影响美国民众，胡适回信说，我只是替中国留下了一点文明人的印象。
中国是文明人，野蛮人当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了。
这让日本舆论很紧张，《日本评论》认为，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以抵挡胡适的攻势，分别是文学家、法律专家和雄辩家。最终果然是三对一的格局。
因为《中立法案》的限制，中国和罗斯福政府采取了民间借款的方式，由中国政府设立一个“复兴商业公司”，在国内购买桐油，售与美国的世界贸易公司，这就是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
这时候武汉刚刚陷落，这笔借款显示出美国已由道义上的同情而开始转变到实质的援助中国。1940年2月，又达成2000万滇锡借款，后来又有第三次2500万借款，以钨做抵押。
胡适和操作借款的陈光甫拜谒罗斯福，罗斯福说，“我是最看重外交部与大使馆的，但我想，我的办法似乎比较便捷一点吧[4]”。三个人全都笑了。
可见此事完全是罗斯福拍板的事。
1941年1月，罗斯福第三次就任美国总统，在一次宴会场合，胡适坐在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之间，这样的位次，本身就说明了苦撑三年多的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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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法不改，美国就无法在战争中出场。1939年7月19日，美国两院讨论修改中立法问题，最终的决定是搁置此案，制裁日本的提案也没有通过。参众两院认为军火开禁是存心偏袒英法，是违反中立原则，足以使美国卷入战争。政府的主张在参众两院均告失败。
但日本在此时却迈出了愚蠢的步伐，美国给予中国借款后，日本立即报复，对在华美国人诸多迫害，对美国在华机构诸多限制和打击。这种战略误判，让美国立即决定废止“美日商约”，这对中国是绝大利好。
仅仅两个月后，1939年9月3日，欧洲大战爆发，英法自顾不暇，日本趁机胁迫英国关闭缅甸公路，胁迫法国关闭中印公路，这是中国仅有的对外通道，堪称抗战大动脉。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德国瓜分波兰。各国选边站队充满了变数，这时候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中国此时最害怕的，是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因为这时候的调停，弱势的中国必将做出巨大让步和牺牲。
果然，1939年9月8日，罗斯福对胡适说，他考虑斡旋中日和平，最困难的显然是东北问题。他的设想是，太平洋上两个岛屿，康登岛和恩德贝里岛，美国和英国都宣称主权，最近两国签订了一种新协定，这两个岛由英美共管。中日关于东北问题，也可以考虑签订一种类似的协议。
胡适对这两个岛一无所知，回到使馆一查，发现这两个岛屿加起来只有12英里长，居民44人，而中国东北，人民三千三百万，面积四十一万平方公里（民国行政区划与现在不同，现在东北三省80多万平方公里）！
事情一旦过去，成了历史，就会模糊细节，但历史藏在细节中。说服美国，谈何容易？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动摇，将是中国的灾难。胡适思来想去，采取了“躲”的方法，四十多天躲着罗斯福不见，让他没机会跟自己说话。然后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明确表示，欧洲大战表明，即使捷克做出了巨大领土牺牲之后，仍然无法保持国家独立，美国如果此时调节远东，同样不可能维护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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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罗斯福的动摇很短暂。1940年7月，白宫宣布废铁、非金属、汽油等列入禁运品，年底，罗斯福宣布，美国承担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责，英国飞机订单大增。美国国务卿赫尔说，“中国政府至今未曾订购飞机，最为失策[5]”。胡适立即给蒋介石发去密电，我国虽然无法直接向美国厂家订购，但可以夹在英国的飞机订单中。
1941年4月15日，胡适和宋子文拜会罗斯福，商讨军火租赁。5月，美国宣布放弃在华法外治权，随后英国也作出同样的决定。6月26日，德国进攻苏联；7月25日，美国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金，彻底实行石油禁运。
从1939年底开始，美国和日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不仅是美日问题，这中间横着一个中国。赫尔向胡适保证说：“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6]。”
日本遭到美国一系列制裁，很想改善日美关系。而美国一些政客认为，美国应该全力支持大西洋上的英国，放弃太平洋的远东。这两个方向，都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1941年11月21日，日本方面提出日美临时妥协方案，美国提前告知了中国、英国、澳洲。这个方案没有提到任何从中国撤军的事情，反而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道义和物资援助。
25日，胡适向赫尔提出严重抗议，同日与宋子文谒见罗斯福，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表达严正立场。罗斯福也接到了丘吉尔的电报，丘吉尔反对临时妥协，说如果中国崩溃，则会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
26日，赫尔约见胡适，美国决定不与日本妥协。
12月6日，胡适到纽约参加一个宴会，中国大使馆突然来电话，说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约见。胡适因无法即刻赶到华盛顿，于是约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到白宫。
第二天罗斯福见到胡适时，开口就叫“胡适！”——胡适是最早把英文的姓写在前面的人，即Hushi，学习西方又能坚守自己的传统，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文化自信。
罗斯福在胡适面前从来不拘形迹，连名带姓一起叫：“胡适！那两个家伙（指日本野村、来栖二人）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要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以即刻电告蒋先生。可此时太平洋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和关岛等处。
这件事清晰记载在胡适日记中，可见珍珠港事变，美国政府的确有所研判，也许真的有这种可能，即罗斯福希望，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把美国的孤立主义，炸个粉碎。
胡适回到大使馆，正在用午餐，白宫又来电话，是罗斯福亲自打来的：“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空军猛烈袭击珍珠港！”
胡适急电中国政府：“这使我们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7]。”
1942年1月1日，美中英苏等26国签署共同宣言，一致对抗德意日，决不单独媾和。罗斯福告诉胡适：可电告蒋先生，欢迎中国成为四强之一。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日本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但在战场上日本输了，外交上、文化上，也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因为我们争取到了盟友，我们影响了美国，争取了美国，这岂不是最大的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应该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算起，比欧洲大战整整早了两年，身为中国人，我们对这个时间轴应该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