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曾任中国科协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被誉为“中国科技众帅之帅”。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国科协原调研室主任、研究员吴伟文同志撰写了文章，追忆了朱光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朱光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群团事业的贡献
吴伟文
1986年6月，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91年5月，另一位战略科学家朱光亚当选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两位主席在复杂和困难的外部环境下，牢记党建立群团的初心使命，坚持了科协的性质宗旨。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我们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党要“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在《决议》精神的鼓舞指引下，各级科协协助党委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5年1月，中国科协二届全委会主席周培源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谈谈“三科”的分工与协作》的文章，提出了“三科”（科委是科技工作行政机关，科学院是科学研究的国家队，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观点。虽然限于历史的局限，“三科”没有提到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和工程技术人员，但将科技工作者团体与行政机关科委和事业单位科学院并列为“三科”，还是高瞻远瞩，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决议》精神的。可是不久，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具体条件，上级明确科协仍在党群口，由国家科委主任分管、国家科委党组“代管”，“三科”实际上变成了“二科”，造成科协出现“重科技工作、轻群众工作”的不正常局面，更危及到在国际交往中代表中国科技界的NGO地位。钱老上任中国科协主席后，倡导开展“中国科协学”的研究。作为系统论和系统科学的权威学者，面对“代管”“助手”的不正常局面，他委婉地运用“科协学”研究的方式，希望大家弄明白科协的性质宗旨以及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在他的努力下，说自己也是科协会员的江泽民、李鹏同志（均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会见了出席中国科协三届五次全委会议的人员；中央指定温家宝同志联系科协；全国政协作出决议，恢复中国科协为政协组成单位。
1991年5月中国科协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届一次全委会议上，朱光亚当选为全委会主席。与他的前任钱老不同的是，朱光亚是在仍然担负国防科技领导和组织重任，不时要到地下核试验现场进行指挥的情况下接过科协主席担子的。虽然公务十分繁忙，但朱主席非常珍视党的重托和科技工作者的期望，仍然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履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不忘党建群团初心，牢记密切联系科技工作者使命
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路线是党团结人民、夺取政权的重要法宝。1949年，在党即将处于执政地位、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推动召开自然科学工作者全国代表大会，后来又成立了包括科协前身“全国科联”“全国科普”在内的许多群团，表明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仍然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决心。
朱光亚主席不忘党建立群团的初心，将密切联系科技工作者、突出科技工作者在团体中的主体地位放在履职的重要位置。1992年初举行的四届二次全委会议上，他首次代表常委会作年度工作报告，提出：“从团体性质出发，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作为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群众组织，能够最广泛地团结和联系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条战线、各类岗位、各种年龄的科技工作者，这是我们能够履行自己职责的根本基础和条件。我们应该无比珍视这一优势，把这一优势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光亚主席非常关注青年科技人才成长。1992年4月，中国科协举办首届青年学术年会，他为年会题写了主题词“科技增强国力 青年开创未来”，并在年会开幕式以此为题发表讲话，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希望当你们在21世纪采撷的时候，人们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荣最美好的时刻”。1995年，中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光亚主席在出席首次青年科学家论坛和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周培源、钱学森等前辈在组织开展学术交流中的精神和经验，更好地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成才。光亚主席对中国科协与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联合开展的中国青年科技奖评选表彰工作也十分关注。30多年过去了，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当年青年学术年会、青年科学家论坛的组织者、参与者，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获奖者，已经成长为我国科技事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正如光亚主席所说的那样，这21世纪的采撷季节，成为他们最光荣最美好的时刻。
在关注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同时，光亚先生对老一辈科学家十分尊重，1992年5月31日，为庆祝周培源教授九十寿辰，包括1901年出生的严济慈、1902年出生的赵忠尧在内的海内外老中青三代物理学家汇聚北京钓鱼台芳菲苑，举行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座谈会。光亚先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恩师吴大猷，代表主办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在晚宴上致辞，阐述了这次活动的深刻意义。
光亚主席对科技工作者的诉求十分关切。1994年3月，他代表中国科协界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针对有些地方政府为减少财政支出而造成农技推广工作“线断、网破、人散”局面，为农技推广人员发声。针对汪诚信等五位科技专家因宣传科学灭鼠而被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败诉，代表中国科协表示坚决支持五位专家上诉，有力地维护了科学尊严和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在科技界和司法界产生重大影响。
二、坚持系统观念，厘清政群关系，维护科协的性质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我国的治理体系中，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括，就是“党政军群”四大系统，其中党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将“群”——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群团组织放置于与“政”和“军”同等的地位，充分彰显了党对群团的高度信任、重视和期望。
在中国科协的历史上，遭遇过背离系统观念的不利局面，也有着从周培源、钱学森到朱光亚先后三任全国委员会主席坚持系统观念，应对和解决这种局面的成功案例。
在计划经济年代，出现过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情况。到1985年，这种大政府的触角甚至扩展到了政群关系方面，中国科协虽然仍然在“党群口”，但却由国家科委主任分管、国家科委党组“代管”。科委和科协虽然同处科技界这样一个复杂巨系统，但两者的性质不同，职责不同，分属于政府系统和群团系统。科协由科委“代管”，科委只能将科协当成科技工作行政系统中一个机构来管理，丢弃了群团系统对科协的职责规范和要求。在钱老和一批科学家的努力下，全国政协恢复了中国科协在政协中的界别地位。同时，中央书记处指派温家宝同志联系科协，加强了对科协工作的领导。
1991年5月，中国科协召开“四大”，朱光亚同志当选为四届全委会主席。在他的五年任内，中国科协遭遇困难局面。80年代“代管”以来，县科协成了政群不分的机构。几乎所有的县科协不是面向本县的科技人员尤其是农技推广人员开展工作，做好后盾，而是像县科委、县农技推广部门一样，将农民作为工作对象，将农村实用技术推广作为工作内容，造成职能高度重合。每逢机构改革，县科协就成了改革的目标靶子，不是被撤销，就是与县科委合署办公。这时，县科协往往请省科协下去“救火”，强调自己是群团，可是这种得不到本县科技工作者认可的辩解，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几次机构改革之后，科协受科委代管、职能与科委雷同的认识和判断，在机构编制主管部门系统形成了共识，甚至影响到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在事关科协事业的关头，光亚主席召开主席办公会议进行商议，取得共识，与党组书记高潮同志紧密联手，根据温家宝同志建议向江泽民、胡锦涛同志致函，力陈科协应继续留在“党群口”。1995年中央下发中国科协“三定”方案，明确中国科协由中央书记处领导，结束了长达10年的“代管”。1996年中国科协召开“五大”，将章程中“助手”的表述修改为科协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厘清了政群关系。在重大历史关头，光亚主席和高潮书记从科协性质的初心出发，坚守群团系统与政府系统的边界，在中央的支持下结束了政群不分的局面，对科协的归属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三、为群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有效探索
我国民事法律上对法人规定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等不同类型。各类法人包含许多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的机构和组织，它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也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中国科协章程规定，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从本质上讲，科协（以及所有群团）是党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部门，但实践中没有像组织部、宣传部那样在党委机关中挂“群众工作部”的牌子，而是采用了群众组织的组织形式，不属特别法人，而属非营利法人。这种性质上的双重性，导致了科协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复杂性。
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治理体系是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治理机制与所属学会相同，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办会。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体，治理体系是党组领导下的机关，治理机制是下级对上级负责，党组决策时少数服从多数。这两套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在实践中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实现相得益彰，是中国特色群团事业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如果群团机关将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治理体系和民主办会机制看作鸡肋，看作不得不走的工作程序，就会影响到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科协事务的积极性，把自己从团体的主人变成了客人，把所承担的责任变成一种荣誉性安排，使机关为使会议出席人数满足规定要求而犯愁。这种治理机制的失衡，导致群团出现机关化的不良倾向。朱光亚同志在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坚守党建群团的初心，为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和成长发声；与科协党组密切联手，运用自己作为战略科学家的声望和影响，在解决事关团体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观念，将坚持科协性质宗旨从具体工作层面上升到理念和文化建设的高度，为群团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首提“党的群众工作”命题，为正确理解把握科协的性质宗旨和职责任务树立了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原则和标准。做好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本来是作为群团的科协开展各项工作的应有之义、首要之义。可是在长达10年的“代管”时期，这项与群团初心须臾不可分割的重要使命和工作，却被置于可有可无甚至完全抛弃的危险境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光亚主席在中国科协“五大”工作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提出“党的群众工作”概念和命题，扬弃“重科技工作，轻群众工作”甚至“唯科技工作”的错误倾向，强调“群众观点是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中国科协的建立和发展，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在我国科技界的具体体现”，“要引导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工作人员不仅从科技工作的全局，更要从党的群众工作大局出发，全面认识和把握科协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增强人民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之家的特色和形象”。
对科协机关工作者提出“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与对科技工作者负责相统一”理念，为科协机关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石。在1992年初召开的四届二次全委会议上，他强调各级科协领导人和专职干部要牢固树立为所属团体和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把对党负责和对广大科技人员负责很好地统一起来，处理好科协机关逐级负责的运行机制与民主办会、搞好服务的关系。在四届三次全委会议上，他要求树立“搞好为科技团体和科技人员的服务也是为经济建设和学科发展服务”的观念。光亚主席这些充满辩证精神的告诫，为机关文化建设和干部培养注入清流，产生深远的影响。
提出“防止和克服行政化倾向”。在四届三次全委会议上，光亚主席引用方毅同志指出的“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在性质上它既不是党的组织，更不是行政职能部门……千万千万要注意，科协不要变成行政化、官僚化的机构”的告诫，要求科协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主体作用，使我们团体“牢固和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植根于广大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的信任和拥戴”。在“五大”工作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改进机关作风，防止和克服行政化倾向，竭诚为全委会、常委会服务，为学会、下级科协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接受批评和监督，努力创造群众化、社会化工作的新经验”。20世纪九十年代，群团机关化概念还未诞生，光亚主席提出“防止和克服行政化倾向”，在科协内部指突出科技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全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作用；在外部指防止和克服与行政机关职能雷同，甚至觊觎政府部门权力。
光亚主席五年任期已经过去近30年，他为坚持科协的性质宗旨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彪炳史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事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来源：“中国科协之声”公众号
作者：吴伟文
（中国科协原调研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