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之前，红军在江西瑞金的日子，非常难过。没有钱，没有粮，没有盐，还消耗巨大。
当时的苏区，总共有10 万人，巅峰时期有 12 万人。
就这还不够，还在不断扩红，号称要吸纳 100 万人加入红军。可是当时苏区的青壮年已经没有了，于是就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十多岁的孩子也来扛枪。其中最著名的是就萧华，16岁就当了少共国际师的师长，封上将的时候，才 36 岁，却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了。
100 万人入伍的目标，最终没有实现，是因为眼前这 10 多万人都养活不起。
打仗要用钱。十多万人，每天都要打仗，连基本的武器，药物，以及粮食，都是难题，人吃马喂，消耗的钱粮是非常巨大的。可是，当时苏区所辖的20多个县，全在深山沟，都是贫困落后地区，财政收入非常低，难以维持红军日常的生活消费。
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苏区赤字亏空已经很久，无奈在江西20多个县发行公债，借了400多万元，仍然不够支撑，当然这些钱也都是有借无还。
苏区群众倾尽一切支持红军的热忱有目共睹，但是他们也没有钱，都是苦出身，爱莫能助。
就在这种危急的时候，老蒋发起了第五次反“围剿”，集中优势兵力，砸下50万兵士，铁了心把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灭掉。
这一次，老蒋吸取教训， 采纳了高级智囊杨永泰的计谋：“正治剿匪”。
杨永泰认为，红军既然是靠正治起家的，那就要对症下药，来个“三分军事，四分正治，三分经济”。
这个计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学红军的样，不要把江西的老百姓都惹毛，而是跟他们交朋友。比如劝说土豪劣绅立地成佛，在乱世散尽家产，多救济穷人，多为自己和子孙积德；同时要给足老百姓好处，让他们安居乐业，个个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还给老百姓修房子，修路，让他们深刻感觉生活的比在红军那边要好。这样就不会揭竿而起跟国军对着干。
文化方面，要组织通讯社，只发对国军有利的新闻；组织剧团和文艺社，下乡普及国民党的文化；同时实行严厉的保甲制、连坐制；全方位对苏区民众“软化、分化、感化”，拉拢人心。
然后再对苏区实行实行铁桶式的经济封锁，截断红军的必需品（盐、生活用品、工业用品）的采供渠道，与红军打一场正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的立体战。
老蒋当时已经被红军逼得气急攻心，采纳了杨永泰的建议，很快就出了成果。
杨的这个计谋确实高明，虽然也有不现实的地方，但大体来说，扼住了红军的咽喉。
苏区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来源完全被切断，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时机已到，蒋介石这才开始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调集了50多万兵力，要彻底消灭红军。
而这时的苏区，还完全不知道老蒋的计谋，还在苦苦支撑。
1934 年 9 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参加了会议，他同时还是赣北剿共保安司令，实际上是一名隐藏在国军高层的地下党。
莫雄找到同为地下党的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委托他将《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全部交给苏区的高层。
项与年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然后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充乞丐，历尽艰辛，混过了国军的层层哨卡，历时一个月，从德安到了瑞金的红军司令部，把老蒋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交给了周恩来。
项与年，就是福建省委一把手项南的父亲。
毛泽东谈到第五次反“围剿”，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根本打不过，只能跑路。
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东征、突围转移的决定。一周后，8.6万中央红军主力连夜从瑞金悄然出发，正式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但是，要往哪里去呢？这时还没有答案。
长征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探索的结果。
在这之前，苏区已经派了两支部队出去谋求新出路。
第一支部队，是由乐少华、粟裕率领的抗日北上先遣队。
1934年7月，这支部队从江西出发，在浙江、安徽，跟赣东北的方志敏会合。随后打算往北去，主要是因为那边是交通发达的富庶地区，但它同时也是国军占区，结果就是方志敏的红十军团全军覆没，方志敏被俘，随后牺牲。
这边的粟裕带着几百人突围进入了山区，艰难地孤身奋斗。
这一支探路兵，失败了。
第二支队伍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来自井冈山的红六军团。
他们奉命向西，经过广西、进入贵州，试图与贺龙会合。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到达贵州，胜利与贺龙会师。
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为中央红军探明了一条出路。
他们所走的路线，就是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走的路。
红军长征一开始，要想走出江西，必须通过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地区，进入广西。
然而这里有四道封锁线，怎么过？
周恩来派人跟“南天王”、广东军阀陈济棠谈了一笔交易：互相给面子，你过路，我发财。
陈济棠是反蒋派，不会为蒋卖命。再加上他之前一直和苏区有密切的生意往来：毛泽民挖出钨矿石，翻山越岭到广州卖给陈济棠，陈济棠做中间商，把钨矿石出口卖到德国。
这是陈济棠的一大经济来源。
潘汉年、何长工带队夜行军，顺利通过了四道封锁线，拿了钱的陈济棠则默契地朝天开枪。
红军轻松地从江西走出来，在一个月内，连续突破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西。随即就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湘江战役。
蒋介石调集了整整30万大军，在湘江周围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眼见中央红军跑了，暴怒，命令中央军的三个纵队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急追；此外还有广西的白崇禧带着广西军在南边追；湖南军队在北边围堵。
三路夹击，一定要把红军消灭。
这一消息被红军截获。
此时的红军主力兵分两路：作为先锋部队的红2军团和红6军团抵达湘西，其余部队要过潇水，与先头部队会合。
毛泽东大胆建议：改变路线，沿潇水北上，通过零陵地区，重返江西根据地。
洋顾问李德否决了毛的提议，命令红军向西推进。
于是，在界首的湘江渡口，爆发了惨烈的“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中央纵队带着辎重，走不动，每天只能走20里，迟迟到不了约定地点。
等到四天后，中央纵队终于到了湘江边上，等着他们的是白崇禧的7架飞机，疯狂往下扔炸弹。
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8.6万人的红军队伍渡过湘江之后，只剩下不足3万人，其中一部分是新兵和挑夫属于溃逃，战斗牺牲的人员难以计数。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过了湘江的部队，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不得不改变既定方向，决定不去湖南，转向贵州。
当时的贵州，地广人稀非常穷。
从贵阳到遵义，只有一条公路，此外都是土路了，行军全靠两条腿走路。
红军往哪里去？成了大问题。
长征有两个三人团，一个是公开的：博古、周恩来和李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
毛、王、张没有军权，只能跟随行动。尤其是毛，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到现在整整两年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说：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红军的生存问题，先谈怎么挽救红军？研究下一步红军往哪儿走？
他提议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首长都要参与，叫林彪、彭德怀、杨尚昆都来，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票，这样毛这边就有多数票。
王稼祥和张闻天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博古、周恩来也同意了。
1935年1月中，遵义会议在柏辉章的公馆二楼举行。
毛泽东和张闻天相继发言，猛批博古和李德，说他们两个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断送了苏区。各路的红军将领站起来猛批博古和李德。
周恩来彻底和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立场，促进了遵义会议的成功，毛泽东成为第三把手。但实际上，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成为最后决策者。
毛泽东利用“边缘战略”求生。赤水河是云南、贵州、四川的分界，他就依据所破获的敌军的布兵情报，四渡赤水，带着红军在赤水河上绕，在川军、滇军、黔军、中央军的夹缝里求生存。
蒋介石下令让川军追，川军师长吃不了这个苦，懒得和士兵一样伸腿爬山，就作假应付老蒋。
滇军追红军到了山顶，眼瞅红军在河谷里睡觉，但真要追上去，至少一天时间。地理环境导致敌军追不上红军，也是红军活下来的主要原因。
此外，老蒋所谓剿共，还有一部分心思是要把大西南的三个省掌握在自己手里。
各路军阀不甘心被老蒋臣服，为了保住血本，也没有真的和红军死拼，都是把红军赶走为止，不下狠手。这也是红军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的一大因素。
但是总这么跑也不是事。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据说张国焘率领着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到了川西北，等待着中央红军到来。
红一方面军一致同意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随后，经历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胜利之后，1935年5月底，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两河口会师。
李先念和徐向前热情欢迎走了一万多里地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中央红军，给他们送干粮、皮袄、毛衣。
本以为从此可以安逸的红军，却又要面对张国焘与中央的分裂。
对于毛泽东说，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此生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
张国焘是所有硬件、软件，都比毛泽东优越。
论学历，张国焘是北大法学系的毕业生，毛泽东是一名图书馆管理员。
论资历，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还是主持会议的代表，是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也是一大代表，但他的政治局委员曾经两次被撤职。
论实力，张国焘指挥着八万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
毛这边，他只是第三号人物，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要什么没什么。
两人的矛盾之一：谁来掌控时局？两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提出要统一组织、统一指挥。毛不同意，提出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大政方针。
矛盾之二：红军往哪里去？
张国焘先是说要割地称雄，在川西北建立苏维埃。后来又无奈南下，号称打到成都吃大米；
毛泽东提议要北上，要接近黄河，接近抗日前线，这样才能发动群众，才能得到人心，才能得到发展，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
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消耗。为此，两军十万多人在川西北整整耗了两个月，消耗尽了藏地所有的粮食，连喇嘛寺的酥油花都吃光了，因此招来了当地藏民的怨恨。用毛的话说就是“群众关系紧张”。所以后来再经过甘南藏区时，红军严格要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买公卖，绝不允许再出现糟糕的群众关系状况。
没有粮食和御寒衣物的红军，在过草地时遭遇了严重的死伤减员。
要想往北上，就要打下松潘城。
可是，松潘城就是打不下来，守城的胡宗南率领一个师死守，红军没有重武器，打不下来，只好走草地，忍受饥饿、严寒、高海拔的侵袭，开始了更加艰难的征途。走了七天，伤亡惨重，2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没有走出草地，永远留在了那里的沼泽地。
幸存的 ，走到了阿西巴西，重见天日。
此时的张国焘率部南下，将红四军带入深渊。
原本跟着中央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了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中央走。非但如此，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丢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没有带出来。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他在悲愤和痛心中召开了俄界会议，重新布局，北上寻找出路。
第一个障碍就是甘南通往岷县的关卡——腊子口。
打下腊子口，终于出了番民地界，到了富庶的哈达铺，从此一路坦途。
正是在哈达铺，毛泽东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建立的根据地，以及徐海东率领的鄂豫皖红二十五军。
徐海东把红二十五军的大部分家底（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红一军这才在陕北立住了脚。
此时，南下的张国焘吃尽了苦头，最终被迫联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红二军，重新走草地、翻雪山，前往陕北会合。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军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纵观人类战争史，何曾见过如此悲壮惨烈的远征？
这时，美国人斯诺秘密来到陕北，毛泽东发动红军干部写几篇长征回忆录，集结成书，让斯诺拿去帮红军募捐，解决经济问题。
斯诺把这些材料写进了他的《西行漫记》，我方则编辑成了《红军长征记》（1942 年，丁玲等主编），长征的故事，就此流传全球。
这之后，彭德怀东征，指挥红军进行了宁夏战役，主要目的是为了打通去苏联的通道。
红四方面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打通国际通道，建立根据地，接通远东。这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红军今后怎么办，毛泽东也一筹莫展。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无意中成了神助攻，红军方面做梦也想不到。
西安事变三天之后，共产国际坚持认为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要求红军联蒋抗日。
周恩来去见蒋介石，表示愿意听蒋的指挥，共同抗日。
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两党捐重新合作，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另一边的西路军却备受折磨，遭到了马步芳集结的民团的猛烈攻击。
西路军败局惨烈，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西路军的女战士饱受凌辱。徐向前和陈昌浩讨饭逃回陕北，李先念带着400多人逃到了新疆，受到陈云的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