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5日至6日， 粟裕指挥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所属部队，共计5个团的兵力对淮安车桥地区日伪军发动进攻。
本次战役，采取了围点打援，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历经车桥攻坚、芦家滩打援等阶段。新四军官兵英勇奋战，成功击毙并生俘大量日伪军，取得车桥战役大捷。
这里只说，车桥战役，粟裕所冒的两个风险:
一、从我军纪律上看，面临接受处分，撤职甚至判刑风险
首先，车桥战役是粟裕基于战略考量提出的，这一提议得到了苏中区党委的同意和支持。
常规军事决策流程，重大军事行动通常经过与上级部门进行请示汇报才能决定。
粟裕将车桥战役作战方案上报华东局和军部，得到明确的反对意见，“不准打”。
当时 ，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陈毅，离开新四军去了延安参加“七大”，饶漱石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其次，粟裕发起车桥战役，事先并没有经过华东局和新四军总部同意和批准。这也是后来饶漱石发电报要求粟裕进行深刻检讨的原因。在饶漱石看来，这就是先斩后奏。
自然，粟裕敢于不顾饶漱石的反对坚持打车桥，主要是基于他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胜利的渴望。
就是说粟裕在上级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展开的军事行动。而且饶漱石代表的新四军总部已经表明了态度。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我军一直有坚定的政治纪律，严明的组织纪律，其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我军的纪律和准则，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制定。
其中一切行动听指挥，明确了使命和责任。军队严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的组织纪律，确保军队保持战斗力的高度统一。
应当说，当时如果粟裕不是瞒着饶漱石所代表的新四军总部，主动出击，就不会有车桥大捷，就不会有苏中乃至华中的大好局面。
粟裕的类似做法，也在后来和平时期表现出来，也为58年后挨整受批埋下了伏笔。
二、是毛主席的为首的党中央保护了粟裕。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粟裕打了胜仗，新四军军部即以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及代军长张云逸、参谋 长赖传珠的名义发电报批评说，批评他先斩后奏。给粟裕和叶飞发去电报，严肃指责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要他们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该电报还联系百团大战后的有关争论，“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将车桥之战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
对此，毛主席是这样表态的：“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延安发来贺电，新华社更是表扬文章。
正是来自高层的这一种声音，直接抑制了华东局对粟裕的批评及追究。所谓的追责便不了了之了。
其次，车桥战役是打赢了，如果是战役失利，粟裕想必一定会被华东局和新四军总部追究责任。
如果放在 李德博古时段，粟裕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肖劲光，不是要被枪毙，就是要被判刑。
三、车桥战役是第一次主动进攻日军 的一次围点打援。战役前后都是风险
车桥战役之前，我八路军新四军多是以敌后游击队形式的出现，以游击战的形式为主的分散的战斗模式。
车桥战役是第一次 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主动进攻日军 的一次攻坚战。而且粟裕为扩大战果，不但攻坚，更要打援。因而风险也是明显的。因为此前没有这种战斗尝试，对指挥员，对部队都是考验。
首先，粟裕策划这次战役酝酿了九个月的时间。从1943年就已经对淮安车桥镇一带进行过两次侦察，先后走了500多公里，充分了解周边日军的情况。
其次是，抓住淮安车桥镇是两不管地带，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一个团攻击车桥镇近千人的日伪军，53座堡垒，城墙外围还有十几个火力点。
最后是，四个团负责阻击援军。
而更大的风险在于，车桥战役后的风险。
能否出现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所说的:“过分暴露了自己的力量，”“过分刺激了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的大报复”。
而饶漱石的反对也有一定道理。源于他更为谨慎和保守的军事策略。他担心贸然行动会引发更大的军事冲突，甚至可能招致日军的更大报复。
后来的事实是，日军在收缩防线， 整个国际法西斯阵营土崩瓦解。日军已进入穷途末路。日军即使有那个报复之心，也没有回天之力。
总之 ，风险是已解除，但在当时日军报复是确实存在的。如在平型关大捷后，日军为报复一直在寻找“一一五”师，企图一雪前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