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嘉开始，一些著名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相继对元史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钱大昕最著名的作品《廿二史考异》，纠正或补充了《元史》的不少错误、遗漏。还最早揭示《元朝秘史》、《元典章》、《圣武亲征录》等史籍的价值。这位考据大师在元史研究上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编《元史氏族表》。他搜罗百家之言，耗时近30年，把蒙古、色目各个部族人员大多编排进来。《氏族表》涉及的族群非常多，蒙古族自不待言，还有畏兀儿、西域的哈刺鲁、钦察、康里等，学术价值颇高，直到现在仍然是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此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中也有一些涉及元史的论述。
清中叶，尤其是近代以来，元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其背景和原因除了清朝统治者企盼参照元朝统治的经验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现实因素。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清朝的边疆危机逐渐凸显，学术界由此日益关心边疆及域外历史地理。诸多学者竞相以治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相尚，元史研究遂与其同步发展，上升为“显学”。
当时的名士，如龚自珍、徐松、魏源、张穆、何秋涛、洪钧、曾廉、沈曾植、屠寄、柯劭忞等，均有修补重撰元史及相关的著述。龚自珍和魏源等人主要是想以此唤醒人们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在学术上，当属洪钧和屠寄的贡献最大。洪钧根据出使国外之际看到的波斯史书拉施德《史集》和西方人著作《多桑蒙古史》等，在他人的帮助下编纂了《元史译文证补》，尽管对外文资料的利用还存在不少缺陷，却使中国学者初次见识了国外丰富的元史研究资料。后来，屠寄所撰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惑所撰的《新元史》，在大量补充汉文碑传文集资料的同时，也曾间接引用一定的国外史料。
到了民国时期，史学界不断地受到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元史研究也逐渐从修补重撰元史的圈子里走出来了，开始从事一些专题科学研究。说来也巧，我们现在讲的20世纪几位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三位中国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都曾经在元史研究领域有过耕耘或重要建树。王国维曾撰《鞑靼考》、《蒙古考》等重要文章，还对《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和耶律楚材《西游录》等做过笺注。陈垣完成了一批名篇，譬如《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沈刻元典章校补》，还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成就突出，影响颇大。陈寅恪更有《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等文问世，此乃国人直接运用多种文字史料和新方法研究元史的开山之作。三位大师的重要贡献，推进和引领了我国20世纪前半的元史研究。
还有一位需要提及的人物是冯承钧。冯氏精通外文，翻译了100多种西方汉学家的著述成果。蒙元史方面，他有《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游记》、《蒙古史略》等译著，还出版了9本《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集中了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的多篇重要译文，为元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奉献甚多。
清季民初，元史研究一直颇受青睐重视。但到了抗战前后，这个学科开始衰落。主要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民族深陷于危难之中，民众自然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比较崇尚，而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容易产生一些隔膜和反感。元史这门学问，也受到这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兼当时中国经济贫穷落后和战乱频仍，妨碍了学者们的潜心探索及其和国外相关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这也是元史研究衰落的原因之一。
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史学研究重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机构，陆续选送一些学生到法国等国家，跟随伯希和等著名学者学习蒙元史。被选送者是陈寅恪、陈垣的学生辈，其中四位最具代表性，即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和姚从吾。他们四人跟着伯希和等东方学家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波斯文等语言工具。伯希和不仅是杰出的汉学大师，也是蒙元史权威，懂得多种语言。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不论是研究人才，还是学术成果，都出现了断层，难以和国际蒙元史研究进行学术前沿的对话。幸而这四位前辈从欧美带回了语言学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新方法（或称历史语言考据法、比较法），他们的耕耘和学术建树，使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自50年代以来，逐渐缩小了与海外的差距。这四位前辈的学术建树和基本方法，深刻影响了当今的中国元史工作者。
他们四位前辈不仅撰写了高水平的论著，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学者。姚从吾先生在大陆和台湾培养的弟子主要是杨志玖、方龄贵、萧启庆、洪金富等。韩儒林先生在南京大学创立了元史研究室，培养出陈得芝、邱树森等，在调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前后还对周清澍、周良霄、亦邻真、黄时鉴等指导教益颇多。北京大学由于受邵循正先生的指导和影响，蔡美彪、周清澍、周良霄、陈高华、亦邻真、黄时鉴、杨讷等学人辈出。翁独健先生曾创建民族研究所，其弟子主要是贾敬颜等，并给予周清澍、陈高华、亦邻真、杨讷等诸多指导与提携。在他们四位的带领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重新成为国际范围内的蒙元史研究中心之一。这个转变实属不易，说明我们的研究队伍和成果接近或基本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20世纪后期，国际范围内元史研究又有了方法上的新进步：历史语言考据法与社会科学法的融汇。此项新进步首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实施。哈佛的柯立夫教授是伯希和的学生，运用的主要是历史语言考据方法。其考据和中国的乾嘉考据求真求实的传统不谋而合，但在语言比较勘同上更为先进。同时，还有一位杨联陛教授倡行社会科学法。所谓“社会科学法”，就是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诸方法综合地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这二位教授的弟子中间，也有元史研究建树颇丰者，如前面提及的萧启庆，10多年前当选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蒙元史领域唯一的院士。萧启庆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是姚从吾的弟子，博士阶段是柯立夫和杨联陛的学生。他既学到了乾嘉、兰克和伯希和的历史语言考据法，又积极吸收“社会科学法”，且能将二者融汇贯通。可以说是为后世学人树立了楷模。
学习元史，需要读一些基本史料和参考文献。
先说基本史料。
第一种是《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通常使用的是《四部丛刊》本《元朝秘史》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蒙古秘史》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本。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元朝秘史》乌兰校勘本，当是综合继承前人成果的最新校勘本。这是记载早期蒙古，尤其是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期的基本史书。起初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书写的。明初官修《元史》之际，对《元朝秘史》做了汉字的标音和翻译，而后畏兀儿体蒙古字本佚失了。流传至今的，仅是汉字标音和汉字旁译及总译。即便如此，《元朝秘史》仍然是早期蒙古历史和蒙古语言文化习俗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作，非常珍贵。国际上还形成了“秘史学”。姚从吾和亦邻真，法国的伯希和以及德国、美国、匈牙利、澳大利亚、日本的几位先生，根据汉字的标音，或做拉丁字转写，或还原成畏兀儿体蒙古文，还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
第二种是《圣武亲征录》。该书记载的主要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历史。王国维专门对该书做过校注，注释很详细，在篇幅上甚至超过了原文，学术价值很高。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第三种是《元典章》，全名是《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最好的版本是由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联合出版的陈高华等点校本。这是一部政书，系元前中期地方官府胥吏和坊间商贾合作纂刻的法令公牍文书汇编，共60卷。内容非常丰富，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所保留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社会、文教等各类原始档案文书资料颇多。书写语言多半是一种很有特点的硬译蒙古语。
元朝很多圣旨公文原本是用蒙古语书写的。所谓“硬译蒙古语”，实乃用元汉语白话，按蒙古语语法顺序，不加修饰地翻译过来的汉译本。类似我们现在直译英文、日语等，虽然不够文雅，但颇忠实于原意。这种硬译蒙古语公文，阅读起来比较吃力，但因为具有原始性，所以史料价值很高。史料最讲究原始性，也就是史料学中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即最原始、没有改动和修饰过的东西。《元典章》的硬译蒙古语及史料原始性特色，非常突出。初学者可参考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作为阅读工具和指南。
第四种是《通制条格》。常用的是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黄时鉴点校本和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的方龄贵校注本。全书共30卷。此书为英宗朝编纂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不少内容是对《元典章》圣旨公文提纲挈领的选编，而且是法令条格的选编。故可与《元典章》参照使用，价值很高。
第五种是明宋濂等修撰的《元史》，共210卷，二十四史之一。常用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由翁独健主持的校勘本。过去，人们从史学编纂学的角度，对明初官修《元史》评价不高。因为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总共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很匆忙，错误和重复之处颇多。尤其是传记部分，内容多半不完整，甚至有一人立两传的情形。但从史料学角度看，由于修撰仓促，人为修饰偏少，其《本纪》和《志》所保留的原始资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纪》基本上是元十三朝皇帝实录的简编。众所周知，古代诸王朝官修史籍之中实录档案很重要。譬如明清史研究，《实录》都是基本史料。遗憾的是，元十三朝实录已经佚失。故而来自元十三朝皇帝实录简编的《元史·本纪》，就弥足珍贵了。纪传体史书的《志》，讲的是典章制度，《元史》诸《志》大抵是照抄元朝后期的一本重要政书《经世大典》。而《经世大典》的大部分篇章内容现已佚失，只留下简短的《序录》篇（载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40-42）。所以，《元史》诸《志》的史料价值也很高。
至于民国初柯劭忞撰写的《新元史》，收集的碑传资料等相当丰富，当时评价也不错。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曾下令将其列入正史，即“二十五史”之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还因此书授予柯劭忞文学博士。然而，《新元史》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增删不言出处，且有考订不精，错误频出等缺陷。因为《新元史》成书的20世纪初，自西方传入的新史学，特别讲究史料来源及注释。《新元史》依然按照二十四史的传统体例，根本不注史料来源。所以，该书通常不能当作第一手史料贸然引用，只能充任参考。
域外的基本史料，主要介绍两种。
一种是《世界征服者史》。作者是波斯人志费尼（‘Ala’u al-din‘Ata-Malik-i-Juwayni）。此人曾担任蒙古国时期镇守波斯呼罗珊的大臣阿儿浑的书记官，后随旭烈兀征伐巴格达等地，又当过巴格达州的副长官。还前后三次前往蒙古地区，第三次居留哈刺和林达一年零五个月之久。此书乃作者居留和林时动笔用波斯文撰写，非常著名。内容涵盖蒙古兴起、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始末、蒙古札撒典制，还有窝阔台、贵由、蒙哥、旭烈兀的一些事迹。很多内容系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有些还能和汉文史籍相对照。其史料价值很高，被公认为记述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波斯文方面关于13世纪蒙古兴起和强盛时期最原始和最权威的史料。起初，只有1912年至1937年卡兹维尼的波斯文校本。1958年英国学者波义耳出版了英译本。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依据波义耳英译本翻译的汉译本。这样，国内学者一般可以不借助外文，直接阅读使用这部价值极高的史籍了。
另一种是拉施德（Rashid al-Din）的《史集》，共3卷。“拉施德”又译作“拉施特”、“拉施德丁”，他曾经是波斯伊利汗国的一位宰相，1300年奉合赞汗的命令编纂一部蒙古史。原本设想写一部世界史，实际完成的是主要记载波斯和蒙古帝国的史事。前两卷基本是写蒙古部族、蒙古国及元朝前期的历史，第三卷讲的是伊利汗国旭烈兀汗到合赞汗时期的史事。
拉施德采用了志费尼等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和伊利汗国宫廷秘藏的“金册”档案，还直接请教过来自中国的孛罗丞相和当时供职于伊利汗国的蒙古人、汉人、印度人、畏兀儿人等，因此它的蒙古史部分内容很丰富，可信度也较高。
该书是波斯文方面有关12、13世纪蒙古史、中亚史的又一部权威性史籍，内容比《世界征服者史》更为丰富。最初仅有波斯文抄本。1858年，俄国学者贝勒津出版了《史集》蒙古史部分第一卷的波斯文校注本和俄译本。20世纪初，法国的伯劳舍又出版了《史集》蒙古史部分第二卷的波斯文校定本。20世纪40至70年代，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史集》蒙古史部分的俄译本、波义耳的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先后问世。1983-1986年，余大钧和周建奇依据《史集》的俄译本将其翻译为中文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周良霄根据波义耳的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翻译的中文译本。
参考书主要介绍以下六种：
《多桑蒙古史》，作者是亚美尼亚学者多桑（A.C.M.d’Ohsson），前面提及，有冯承钧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这本书内容很丰富，信息量很大，便于系统了解整个蒙古帝国的状况，是一本综合、全面的入门读物。
再一本是法国格鲁塞（RenéGrousset）的《蒙古史略》（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这本书较薄，字数偏少，但论述颇精辟，很多见解深刻而富于启迪。
第三本是前苏联的符拉基米尔佐夫（B.H.BnarMMMpHOB）的《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该书的贡献在于，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即“游牧封建制”。认为12世纪以后的蒙古社会既不属于典型的奴隶社会，也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一种游牧封建制社会。这一论说独具慧眼，颇有学术价值。
第四本是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是韩儒林先生率领他的弟子们花了10多年工夫写成的。虽然已出版近30年，但在国内学人的元史断代综合著作中应该说是最好的一部。
第五本是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的第13、14册。该书模仿纪传体例编写，史料和国内外著述评介最为详审，其内容丰富和论说深度，或部分超过《元朝史》。
第六本是杨志玖师的《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该书重点探讨元史中三个热点问题：一是探马赤军，二是回回人，三是马可波罗来华。三者都曾经是国际蒙元史学的探索和争议的热点。杨师的著作数量不算多，学术水平却在国内外受人称道，从中可窥见其精湛考据和诸多建树。
附带介绍两本入门参考书。一本是我与王晓欣教授合著的《元史学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这是介绍元史相关的史料、研究动态以及参考资料的工具书，以便初学者阅读与学习。再一本就是拙著《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重点记述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在位30多年的史事。如果有兴趣，可以浏览参考。
以上内容摘选自《元史十八讲》（李治安著，中华书局，2014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