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昀即位，身后庙号理宗。他在位四十一年，以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之死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史弥远专政时期，后期则是亲政时期。
一、湖州之变
1. 拥立济王的失败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有不少人感到义愤不平。济王被监管湖州（今属浙江）以后，当地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李全的支持。李全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
宝庆元年（1225）正月初九，潘壬兄弟只得仓促起事，装束成李全“忠义军”的模样，夜入州城找到济王，硬把黄袍加于其身，跪拜如仪。济王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宋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以李全的名义揭榜州门，声讨史弥远“私意援立等罪” ，号称将领兵二十万水陆并进。连知湖州事谢周卿也率当地官员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发现拥戴他的都是些渔民与巡卒，知道乌合之众其事难成，就一方面与湖州驻军将领合谋反正，亲率州兵平定变乱，一方面派人紧急向朝廷告变。到史弥远所派禁卫军赶到湖州时，起事者已被济王讨平。潘丙、潘甫当场被杀死，潘壬逃到楚州被捕，押回临安处斩。
湖州之变（也称济王之变；又因霅川流经湖州，故也称霅川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的一种抗议，同时表明只要济王存在，就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因而尽管济王不是主谋，而且告变平乱有功，史弥远也决心斩草除根。
2. 济王之死的后续影响
不久，史弥远派亲信余天锡（一作秦天锡）到湖州，号称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济王自缢身死，并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宋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辍朝表示哀悼。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上奏，理宗收回成命，追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改湖州为安吉州。
湖州之变后，宋理宗、史弥远采取钳制舆论的政策。朝臣多不敢涉及济王事，唯恐受到迫害，“一语及此，摇手吐舌，指为深讳” 。但仍有不少正直之士，例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和胡梦昱等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真、魏两人被弹劾出朝，洪咨夔被罢官归里，胡梦昱还因此贬死，这才把为济王鸣冤的第一波浪潮压了下去。
绍定四年（1231），临安大火，烧及太庙，有朝臣借诏求直言之机，将其归于济王之冤未雪，故遭天谴。绍定六年（1233），又有朝臣提出恢复济王王爵，按亲王礼仪改葬，选择宗子继嗣。对前两条，理宗下诏照办，对第三条则未予同意。有传说认为，这是史弥远晚年恍惚中似见济王，理宗才予此宽待的。济王之死是理宗登基后所面临的棘手事件，他只能与史弥远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也就动摇了自己继统的合法性，故而终理宗之世没有为济王平反昭雪。
济王事件成为理、度两朝的政治敏感事件。史弥远死后，端平三年（1236）、嘉熙元年（1237），先后有两次朝臣与太学生集中上书为济王鸣冤的热潮。直到德祐元年（1275），恭帝即位，宋朝已危在旦夕，仍有台谏官纷纷上书，认为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日至”的局面，就在于济王冤屈。恭帝这才追封济王为镇王，追谥“昭肃”，为其立后继嗣王爵，影响理、度两朝政局稳定的冤案才告了结。
二、史弥远专政下的理宗前期政治
1. 理宗初年政治整顿的尝试
理宗即位，由史弥远一手策划，并得到了后族杨氏的支持。宋理宗当时已经二十岁，之所以还要杨皇后垂帘听政，一是理宗出身宗室远族，此举有助于加强其继统的合法性；二是史弥远有意将杨皇后推在第一线，以遮掩与缓冲其擅自废立的罪责，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
即位不久，宋理宗对史弥远以拥立之功，进封太师、魏国公，依旧右丞相兼枢密使。直接参与废立的郑清之、余天锡、程珌等也都得到格外的提拔。太后杨氏的两个侄子杨谷、杨石也因沟通两宫之功而双双拜节度使，封郡王，开府仪同三司。政治舞台上一度出现了皇权、相权、后权三股力量。但理宗年非幼稚，女主垂帘显然不合赵宋家法。史弥远对济王的阴狠处理，也让杨皇后不敢恋权。宝庆元年（1225）四月，她主动撤帘还政。后权引退，皇权则被相权所控驭。
宋理宗出生在南宋晚期，面临的局面正如魏了翁所描述：“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弱”。他作为来自民间的远支宗室，对政治腐败与民生艰辛身有亲历，即位之初颇有变革时政的愿望，希望成为“中兴圣主”。
即位以后，理宗提出的整治措施，主要集中在召用人才、广开言路、整顿吏治等方面。在即位后数月里，他下诏召回了长期受压制的朝臣，如乔行简、真德秀、魏了翁等；起用了卓有声誉的儒学之士，如杨简、柴中行、傅伯成等，希望与他们共图中兴之业。为了结人心、通下情，理宗在宝庆元年（1225）下诏明确表示“事有可行，虚心而从；言或过直，无悼后害”。
在整顿吏治上，宋理宗采取了三条措施，以扭转因循苟且、贪赃枉法的吏风。其一，强调偏远地区州县官由中央任命。宁宗以来，川、广等地诸司长官往往自择州县官与僚佐，导致地方官任用上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理宗多次下诏，严格申饬今后这些地区的州县官吏必须由中央差遣任命，如有违反，严加处理。其二，严格堂除制度。宁宗以来，宰执官借“堂除”招权纳贿，候选者为“堂除”跑官行贿，已成公开秘密。绍定三年（1230）七月，理宗下诏申明严格堂除之制，用以抑制为官者轻躁冒进。第三，奖励循吏，惩治贪官。宝庆三年（1227），理宗规定：凡在县令任期两次罢官者，今后不再差除知县。绍定二年（1229），下诏吏部：凡被劾罢的官员有贪赃枉法事，即便大赦免罪，也不得立即注授差遣；凡遭弹劾的官员，若“贪赃惨酷”，司法部门必须进行刑事处罚。理宗还要求各级官员克尽职守，奉公守法，作为奖励升迁或惩罚降黜的依据。
但这些整顿未见明显的效果。从召用人才看，在宰执与台谏中，史弥远及其亲信占 42%，有声誉的才德之士仅占 16%，其他成员为 42%。而中央机构的关键部门与地方帅守多为史弥远的亲信。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人不久又被贬逐出朝。从扩大言路看，理宗虽不乏诚意，但忠直敢言者往往遭到罢免流放，其他人畏惧得祸，上书者也就有限，且以望风承旨居多。从整顿吏治上看，败坏吏治的就是权相党徒，豺狼当道，焉问狐狸！
宋理宗整治政治之所以无功，既有社会风气积重难返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则是史弥远专擅朝政，作为皇帝在重大问题上完全丧失了至高无上的独断权，“于万机谦逊无所预”。
宋理宗是史弥远一手扶上皇位的，在朝中没有根基，尽管杨皇后已经还政，但在朝政大局中，史弥远对他拥有予夺大权。在整顿朝政遭到失败以后，理宗深知自己没有实力与其较量，而巩固帝位也还离不开他。太后还政不久，就有朝臣针对史弥远擅权，请理宗“收大权以定大位”，对其“厚以富贵，不可久以权” ，他均不采纳。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去世，理宗在权相专政下，“渊默十年无为” ，其目的显然是韬光隐晦，保全皇位与性命，等待时机的到来。
2.史弥远的继续专政
宋理宗既与权相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史弥远也就获取了比宁宗朝更大的擅权资本，尽管他在为政上绝无大器局，但在弄权上却颇有小伎俩。宝庆、绍定时期，史弥远专政的权势达到了顶峰，较之秦桧、韩侘胄，不仅在程度上更为严重，在形式上也呈现出新特征。
其一，变乱中枢旧制，专擅朝政。史弥远一方面继续嘉定以来宰相兼枢密使的做法，使其“遂为永制”。他继续独任右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不仅如此，他还自恃拥立之功，以养病为理由，经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笫” ，破坏了宰执合堂共议的政事堂制度，其他执政不过署名纸尾而已，最高行政权沦为其囊中之物。史弥远还擅自扩大中书门下检正官与尚书省都司官的权力，四方奏章必分送检正、都司，而检正、都司则据其旨意决定是否上呈下送，成为其窃弄威权的趁手工具。
第二，把持将帅任免，控制军权。史弥远任用的将领，一为心腹亲信之人，一为才疏望浅之辈。先后协助其开禧政变与嘉定废立的殿前都指挥使夏震得以建节封爵，因其已老，史弥远又提拔了亲信冯榯继任殿帅之职。川蜀、荆襄、两淮三边是南宋国防的关键地区，三边“自嘉定以来，阃臣率用宰相私人”。蜀帅郑损、桂如渊虽无御敌之能，但甘为权相鹰犬，仍任方面之重。
第三，植党排斥异己，垄断言路。史弥远斥逐政敌，往往指使台谏出马，从而令人以为贬斥某人乃出自台谏的弹劾和皇帝的圣断，宰相执行是出于迫不得已。“湖州之变”后，魏了翁为济王鸣冤，言官李知孝劾其“首倡异论”，史弥远反让魏了翁改官工部侍郎，旋即言官朱端常、梁成大交章弹论，才连夺三秩，靖州居住。史弥远违背台谏不得与宰相交通的规定，“所用台谏皆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李知孝公然宣称“所论洪咨夔、胡梦昱，乃府第付出全文”，故当时人直斥“台谏为鹰犬”。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的心腹党羽遍布朝廷，执政有郑清之、薛极、袁韶等，台谏官有李知孝、朱端常、莫泽、王定、梁成大等，地方制帅有史嵩之、许国、胡榘、赵善湘、郑损、桂如渊等，还有知临安府余天锡等。其中世人最咬牙切齿的是“三凶”和“四木”。“四木”指名字中都含有“木”字的薛极、胡榘、聂子述和赵汝述，“三凶”指担任台谏官的李知孝、莫泽、梁成大，他们是史弥远的忠实鹰犬，以至太学生愤慨地为梁成大的名字加上一点，直呼其为“梁成犬”。
绍定末年，史弥远老病，理宗宠遇不衰，让他“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绍定六年，史弥远病重，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并越级提拔史氏家族成员到要害职位上，其侄史嵩之数月间由大理少卿升为京湖安抚制置使、知襄阳府，肩负镇守襄樊重镇、应付对金战局的重任。其亲信郑清之、乔行简、余天锡、赵善湘、桂如渊等或升为庙堂宰执，或晋封边疆制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史弥远手中。十月，史弥远病重，理宗进拜其为太师、鲁国公，次日又拜保宁、昭信军节度使，进封会稽郡王。史弥远死后，理宗追封其为卫王，赐谥忠献，还不许朝臣揭露其过失，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之事。”
史弥远专政的年代比秦桧长，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其生前，公开反对者远比秦桧、韩侂胄为少；在其身后，他也没有如秦、韩那样列入《奸臣传》。究其原因，在于他继秦桧、韩侂胄以后，把权相专政的手法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像韩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擅于“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残害善类的事，他都交给台谏爪牙去干，做得不落痕迹。
史弥远专政二十六年，对内以巩固权势、对外以苟且偷安为其执政的根本宗旨。南宋统治者不去主动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与应变能力，而将国家命运主要押在一纸和议上，对风云变幻的中原大变局消极被动，少有作为。及至史弥远死后，人们才发现，与韩侂胄相比，史弥远的流毒来得更深，危害来得更烈。有人打比方说：韩侂胄专政十余年，天下的形势犹如少壮之人染上毛病，要医的话还容易成功的；而史弥远专政达二十七年，天下的形势仿佛垂暮之人患上疾病，想治的话也难以见效了。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专政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走势已不可逆转。
（选自《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增订本）》，世纪文景2024年8月出版，注释略）